点击立即阅读全文：研究 | 邱实 蔡立辉 : 印度竟是南亚地区发展的"最大阻碍"？

内容提要  

南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之一，其根源在于南亚区域合作发展中存在难以消解的障碍与问题。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是导致南亚区域合作出现问题的深刻因素。南亚各国包括印度自身的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状态对南亚区域合作产生着影响。

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一方面使印度忽视南亚小国利益而引发其不满情绪，导致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突显；另一方面使南亚小国恐惧印度国家身份而被迫依赖印度以求发展，造成南亚各国安全需求不对称。两种认知状态导致南亚国家关系矛盾与失衡、制度化联系程度较低以及合作意识分散等障碍性问题，深刻阻碍着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状态与成效。

关键词：国家身份认知 印度地区霸权 南亚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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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区域合作在战后初期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并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下简称南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并行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但与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发展进程和成就相比，南亚区域合作发展显得尤为缓慢。

在现有的南亚区域合作障碍性问题研究中，以南亚国家间关系为视角的宏观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研究以国家为研究主体，以国家间互动状态为变量，有助于宏观把握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因素。国际伊斯兰大学学者曼苏尔·阿哈默德则重点关注印度在南盟中的作用，可见，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国家间关系是研究南亚区域合作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因此，以宏观研究为基础，重点分析主观认知对南亚区域合作的作用，既是重要的分析视角，也是需要重视的考察因素。身份认知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是影响国际行为体具体行为的核心变量。

一直以来，印度都致力于塑造多重国家身份以服务其国家战略，努力获得他国对其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感知既是印度国家性格中的执念，也是影响其对外行为的重要准则。印度国家身份成为影响印度对外行为的重要背景因素，而对印度国家身份的认知则深刻影响着南亚各国的对外行为。本文以印度国家身份为源点，基于南亚各国对印度国家身份的认知视角对南亚区域合作发展障碍进行研究分析。

一、国家身份认知与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理论逻辑

 （一）国家身份认知与国家对外行为的理论关系

关于国家身份的定义，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位置。具体地说，国家身份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也有学者指出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它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固有的标签，它源于国家间以及国家与体系间的互动，同时，身份还是国家主动谋求的结果，一国围绕身份的认知、蔑视、调整、承认等实践是建构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的关键”。

可见，国家身份是由国家行为体经过自我认知后，在与其他行为体互动实践中逐渐建构而来并处于变化之中的。认知是国家身份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对国家身份的认知既是基础也是过程。基于此，“国家身份认知”概念大致可总结为国家行为体对自我国家身份和处于互动关系中他者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感知，是国家行为体对自身国家形象与特征通过自我设定后，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中对他者国家形象和特征产生认同与感知的建构过程。

身份认知对国际受众和国内受众都很重要，大国的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都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身份认知形成后，国家行为体会做出符合其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的对外行为。身份认知与对外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在于国家身份对国家行为的内在驱动。

亚历山大·温特对建构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建立了身份与行为之间的明确联系。“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表述行为体的行为”“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因此，当国家行为体对自我与他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认知形成后，国家身份会驱动国家行为体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的对外决策。

国家身份认知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国家对外行为的结果。基本正确的国家身份认知会驱动国家行为体做出正向的对外行为，容易形成理解与认同，有利于促成合作；错误（或存在偏差）的国家身份认知会驱动国家行为体做出逆向的对外行为，容易引发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合作的实现。

当自我给定的身份与对方给定的身份出现认知上的“身份位差”时，存在出现安全困境的可能。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实力的不对称性虽然不足以导致小国的过激行为，但给小国带来的心理落差是产生“错误身份认知”的一个根本原因。“错误认知会使强者因忽视弱者的感受而犯错，使弱者因过度关注强者的行为而犯错，错误认知会逐渐放大并产生危机。”错误身份认知是导致国际关系合作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影响南亚区域合作的观点梳理

在分析国家对外行为时，国家身份作为一项重要背景性因素往往被忽视或隐藏，这是因为有些国家的国家身份并不突出。对印度而言，客观的优势条件与强烈的主观意识奠定了印度对地区霸权国身份的认知基础。从综合国力上看，印度的国家人口、领土面积、地缘位置、宗教影响、经济、军事、能源等方面在南亚都具有绝对优势，这为历任印度决策者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主观意识上，印度的大国意识与战略文化决定其以霸权思维指导国家发展目标。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促使印度形成地区霸权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并在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而由此带来的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和南盟成员安全需求不对称，从根本上阻碍着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

“尽管印度自认为是南亚的天然霸主，但是南亚地区却缺乏霸权安全秩序。印度要想成为地区霸权国，就必须在此方向全面发挥作用。”虽然印度已经形成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但在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与其国家身份并不匹配。

罗伯特·斯图尔特·英格索尔和德里克·弗雷泽指出，印度没有起到领导与管理的作用，其仅仅是在推行单边主义，而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区域内霸权国形象逐渐被认知。苏布拉提·Ｋ·米拉特在分析南亚地区安全问题时指出“南亚安全环境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作为地区现状维持者的自我认知与地区邻国将印度视为地区霸凌者的认知之间存在差距。”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造成的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破坏了南亚区域合作的安全基础。

南盟推进缓慢甚至停滞是南亚区域合作发展受阻的集中表现。穆罕默德·阿尤布指出：“南亚合作机制缺失的根源在于印度的霸权国形象，特别是正在向印度教倾斜的霸权形象。它不仅对巴基斯坦产生威胁，而且也威胁到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安全。”印度的霸权干涉行为使南亚小国普遍形成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成为南亚小国产生怀疑与安全缺失心理的主要源头。

海德尔汗和佐勒菲卡尔指出：“较小的成员国家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印度，认为它是霸权国家。这种不对称的状态导致了印度与成员国在安全认知上存在分歧。”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造成的成员国安全需求不对称使南亚区域合作缺乏动力基础。

对于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对南亚区域合作造成的障碍影响，马达威· 巴辛指出：“霸权和领导力的概念是由政策所构建得来，并通过认知来证实它的存在。在敌对和不信任的状态下，误解往往超越实用主义和理性而发挥作用。南亚国家普遍在认知上存在分歧，而大多数分歧来自于‘愿景差异’。要消解这一差异，南亚区域内国家需要承担同等的责任。印度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改善南亚邻国的消极认知，而南亚邻国则需要肯定印度的努力并摆脱历史的桎梏。”因为“在不消除怀疑和不信任的前提下企图创造合作环境是永远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打破困境的关键在于印度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以改善其他成员国对印度国家身份的认知偏差。

对此，克里斯蒂安·瓦格纳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南亚政策显示出从军事和外交干预的硬实力战略，转向强调政府间合作、谈判和解和经济合作的软实力战略。这些变化可以视为印度试图改变其国家形象，从地区的霸凌转向温和的霸权。”

二、南亚各国对印度国家身份的认知

 （一）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形塑

在南亚，综合国力上的压倒性优势为印度塑造地区霸权国身份提供了基础条件。印度以其庞大的地理、人口、资源规模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一直在谋取大国地位。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南亚地区人口总数为18.57亿人，其中印度人口总数为13.8亿人，印度人口约占南亚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三。在地缘条件上，印度位于南亚中心并占据着大部分陆地面积，其他南亚国家紧紧围绕在印度周围。除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两个岛国外，只有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彼此相邻，其他四国都与印度相接壤且互不相连，地缘环境可谓得天独厚。

自独立以后，印度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南亚地区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为3.352万亿美元，其中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623万亿美元，是其他六国总和的三倍之多，经济规模约占南亚总体的78％。军事上，印度海陆空三军兵力充足，现役一艘航空母舰，1998年步入世界核大国行列，整体军事实力雄厚。科技上，印度的软件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医药技术以及原子能技术均位居世界前列。这些绝对优势使南亚形成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权力结构。在不对称的区域权力结构下，南亚区域合作主要依靠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国家间关系得以推进发展，印度地区霸权的形成条件不断积累。

外交上，印度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以期实现其“大国梦”。自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就确立了国家战略，即确立在南亚的核心地位，控制印度洋，成为核大国，谋求“有声有色”的世界一流大国地位。在印度的文化中，印度将被印度文明滋养过的南亚诸国都视为其势力范围，印度文化圈内的一切力量都应服从印度统治，对南亚次大陆具有绝对控制权，以实现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强烈的主观意识促使印度形成地区霸权思维，并在南亚积极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这决定了 “印度的地区外交政策具有国内政策的性质”。

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形成在印度南亚外交政策变迁中得到见证。自尼赫鲁以来，印度制定的外交政策主要围绕３个原则，即主宰南亚次大陆；确立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争做世界大国。

基于这些原则，印度的南亚战略主要体现为３个方面：第一，南亚必须以印度为主导；第二，南亚邻国必须承认印度的主导地位；第三，反对任何地区外部力量介入南亚地区事务。

从地区角度来看，尼赫鲁在处理与周边关系时，往往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尼赫鲁时期推出的南亚地区霸权主义政策成为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形成的基础。在经历３次印巴战争以后，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这一时期的英迪拉·甘地延续地区霸权主义路线，加强使用军事力量干涉南亚邻国内政，孟加拉国成立与吞并锡金的重大政治事件使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基本确立。

直到“古杰拉尔主义”时期，印度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开始反思地区霸权主义思想并相应调整外交政策，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发展与南亚邻国关系。然而“古杰拉尔主义”看似睦邻，实则是对地区霸权主义的护持，目的是巩固其逐步建立的地区霸权国身份。当前莫迪政府的“邻国优先”政策（Neighbourhood First）中依稀可寻“古杰拉尔主义”的痕迹，“印度试图控制南亚的实质没有改变”。

 （二）南亚国家对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认知

斯蒂芬·科亨曾指出，描述南亚地区的一种方法是“考察地区大国使用武力的度和另一个较小国家是否愿意接受这一干预。通过这一测定，就可区分出统治、首席和霸权之间的差异。统治是高压政治的高级形式，是接受的低级形式；首席是相对于联合而言；而霸权则介于两者之间。印度把自己看作是居于首席的南亚国家，但在邻国的眼里，它更像一个地区霸主，甚至是地区的统治力量”。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是南亚小国的普遍认知，是南亚小国产生恐惧与防备心理的主要源头。

首先，印度版“门罗主义”奠定了南亚小国对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认知基础。在继承英国殖民统治权力以后，印度直接将南亚视为自己的后院，不容外部势力染指，但自身却强势插手南亚小国内政。在这一过程中，南亚小国对印度地区霸权身份的主观认知逐渐形成。以不丹和斯里兰卡大选为例。2013年不丹大选前期，印度在不丹大选的关键时刻停止对不丹的家用煤气和柴油补贴，造成不丹国内卢比供应紧张，煤气与柴油价格上涨，制造了反对党用以攻击执政党的不利口实。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印度与不丹大选有着直接关联性，但此举达到了印度想要的结果，使不丹继续保持与印度的“特殊关系”。

2013年７月13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不丹反对党人民民主党“意外”获胜，外界评论认为印度绑架了此次不丹大选。对于斯里兰卡，印度始终没有放弃对其国家内政的干涉。据西方和斯里兰卡的媒体报道，在2015年斯里兰卡总统大选期间，印度不仅煽动原政府卫生部长、自由党总书记西里塞纳及多位国会议员“倒戈”，而且帮助反对派团队制定总统竞选策略，并通过对斯泰米尔人政党的影响帮助“亲印度和西方”的西里塞纳争取选票。

大选获胜后的西里塞纳新政府使斯里兰卡的外交政策向亲印方向不断调整。印度对南亚小国政局的霸权干涉使南亚小国对印度地区霸权身份认知持续加深，对印度国家身份的过度关注导致南亚小国对印度产生不信任和畏惧心理，这是印度护持地区霸权国身份的惯用手段。

其次，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的政治现实印证了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1971年印度利用巴基斯坦的国内问题向巴基斯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导致东巴基斯坦独立，南亚出现全新的政治格局。印巴战争的过程与结果使南亚小国更加清晰对印度地区霸权国的身份认知。这促使南亚小国愈发关注印度的国家行为，加深它们对印度国家身份的恐惧与担忧。在国家实力差距和国家身份认知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影响下，南亚国家的地区认同和凝聚力受到严重影响，国家间关系趋于矛盾与不平衡。

再次，当印度核试爆成功以后，南亚小国刷新了对印度地区霸权国的身份认知。尤其对于长期受到印度安全威胁的巴基斯坦来说，研制核武器也因此成为其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目标。当巴基斯坦核试验成功打破印度在南亚唯一拥核国家的身份地位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彼此国家身份的认知发生了新变化，两国都警惕和关注对方的拥核国家身份，并以怀疑眼光看待对方的国家行为。

这种关注所导致的认知偏差是错误身份认知的具体表现。当一方国家行为超出常规范围时，另一方基于国家身份的认知偏差会对他者行为产生误解。例如，1999年5月在对巴基斯坦拥核国家身份的认知影响下，印度对巴基斯坦军队越过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卡吉尔的实际控制线行为产生了强烈反应，并由此引发继三次印巴战争后最为严重的一次两国冲突。

最后，印度凭借地区霸权国身份与南亚小国建立了失衡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经济渗透与援助、外交政策指导与影响、军事垄断与控制等手段，印度使南亚小国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由于国家实力差距悬殊，南亚小国只能被迫屈从印度，以保证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安全。在失衡的双边关系下，南亚小国国家发展中充斥着难以摆脱的印度因素，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不断突显，加深着南亚小国对印度的身份认知。

在自我认知过程中，印度会形成多重身份，比如地区霸权国家、拥有核武器国家、新兴国家和民主国家等。以何种国家身份进行对外行为取决于与其产生互动的行为对象。在与南亚小国的交往中，印度会在地区霸权国身份驱动下发展与南亚小国关系，通过国家间互动不断建构地区霸权国身份，加深南亚小国对其身份认知，从而达到地区霸权护持的根本目的。

印度对南亚小国的国家身份认知则常常出现失误与偏差，容易忽视小国的国家身份与利益诉求。这直接造成小国出现心理落差和不满情绪，严重影响南亚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与条件。比如印度时常忽视南亚小国的安全渴望与需求，单方面根据自身利益与国家意愿对南亚小国内政加以强行干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南亚国家间发展合作的安全基础，直接影响着南亚区域合作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对南亚区域合作的障碍性影响

南亚区域合作推进缓慢是对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影响的消极回应。这些障碍性问题影响着南盟功能的发挥，阻滞了南亚区域合作发展。

 （一）南亚国家间关系出现矛盾与失衡

在南亚国家间关系的矛盾中以印巴矛盾最为突出。印度始终将巴基斯坦视为其在南亚实现地区霸权的主要障碍和战略对手。由于边界和领土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的战略对抗关系一直持续至今，并逐渐演变成南亚最为棘手的地区问题。

固然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构成的二元体矛盾源于多重结构性因素，但国家身份上的认知偏差则是导致多重结构性问题出现的重要根源。错误身份认知使印度忽视巴基斯坦国家身份，强行干涉其国内问题并实施武力肢解。这一霸权行为不仅使印巴矛盾积聚加深，而且引发其他南亚小国的不安全感，对印度霸权身份愈发恐惧和不信任。

“印度造成巴基斯坦分裂的混乱使南亚每个国家都对他国产生了不信任感，而巴基斯坦分裂成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以后以及印度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了这种不信任感。”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先后完成核试爆，印巴对彼此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出现了新内容，拥核国家身份使双方更加关注和警惕对方的国家行为，印巴矛盾因身份认知偏差的扩大和感知身份威胁的增加而更加复杂。在拥核国家身份下，印巴对峙的冲突状态仍将持续，这造成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突显，从根本上破坏着南亚区域合作的安全基础。

对其他南亚小国来说，身份上的忽视同样会引起他们对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抵触和恐惧。比如印度忽视南亚小国最渴望的安全需求，肆意对其国家事务进行霸权干涉。破坏了彼此的信任基础，使本就因国家实力悬殊而不对称的国家间关系更加失衡。

在失衡的国家间关系中，南亚小国始终存在强烈的安全需求，但错误身份认知使印度往往将其忽视。两者在安全需求认知上存在分歧是导致南亚区域合作发展受阻的关键性障碍。

 （二）制度供给意愿与制度化联系不足

1、印度的制度供给意愿不足

在南亚区域合作中，印度对南盟建设的制度供给意愿不足。制度供给是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参与制度建设的程度，影响制度设定的内容以及对制度的遵守与维护。在参与制度建设程度和影响制度设定内容上，印度凭借地区霸权国身份主导在《南盟宪章》中写入“完全体现印度立场”的“不审议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限制条款，导致南盟在最初的机制建设上就出现“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给本就缺乏合作基础的南盟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如“制度霸权理论所说，争取地区霸权的核心是主导地区制度建设，以之为平台拉动地区合作，并形成由本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与地区秩序”。

从这点看，印度地区霸权具有区域制度霸权的特征，这种设计上的制度性缺陷预示着南盟终将面临困境。南亚小国的安全需求无法在南盟框架下得到解决与满足是南盟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在制度的遵守与维护上，印度因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常常将南盟的发展置于其国家利益之后，该行为本质是对其他南盟成员国的利益轻视，容易引发它们的心理落差和不满情绪，不利于区域合作发展推进。

比如2016年印度因其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军事基地遭遇巴基斯坦袭击而坚决抵制在伊斯兰堡召开第十九届南盟首脑会议，并造成本次会议无限期推迟。“印度非但没有持续稳定地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反而以一种邻国难以理解和应对的方式干扰制度进程和阻碍地区合作，通过破坏地区制度进程和忽视地区功能合作推行其制度霸权政策。”错误身份认知促使印度做出强行阻断南盟制度规定的对外行为，罔顾他国利益的做法激化了国家间矛盾而使南亚地区深陷安全困境，导致南亚区域合作遭遇阻碍。

２、南亚国家间制度化联系程度偏低

印度地区霸权身份使南亚区域合作环境十分受限，其根源在于印度错误身份认知促使南亚小国对印度形成被迫依赖的国家间关系。

首先，印度掌握着南亚绝大部分如水、煤炭和石油等天然资源，加强对这些资源领域的合作几乎都是以印度为中心。基于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南亚小国必须依赖与印度合作而谋求发展，因此南亚小国间的地区性合作十分少见。南亚国家尤其是小国间的制度化程度偏低导致南亚区域合作缺乏制度化联系基础。

其次，南亚小国间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印度影响和指导，其主要表现为南亚小国在保持与印度稳定关系的前提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国力虚弱与资源匮乏使南亚小国更加恐惧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为保证国家生存与安全，南亚小国的对外关系需要以印度为中心。南亚小国对外关系结构单一，彼此间缺少制度化合作，直接关系着南亚区域合作建设根基的稳定性。

最后，在南盟框架下，尽管成员国间签署了大量条约和文件致力于南盟制度建设，但大多数文本都只停留在书面阶段，较少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制度建设中的执行力不足也是制度化联系程度较低的一种表现，直接影响着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与成效。

从表面看，一方面南亚形成以印度为中心十分紧密的国家间合作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南盟成员国间签订了大量条约与协定，制度化建设一派生机。但实际上，两个方面的制度化建设都不同程度暴露出南亚区域合作的缺陷与不足，反映了南亚国家间制度化联系程度较低的深刻问题，这是导致南亚区域合作推进缓慢的障碍所在。

 （三）合作意识与信任基础分散

南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内互不信任的政治环境持续困扰着南盟进程。尽管南亚各国都希望促成南亚区域合作，但对于发展南盟各自又心存担忧和疑虑。印度的担忧在于担心南亚小国集体联合利用区域合作对抗自身并不十分稳固的地区霸权，小国的疑虑则主要集中在担忧与印度建立区域合作后会带来更严重的失衡依赖关系。

正是由于印度与南亚小国彼此存在身份认知偏差，才导致两方对南盟框架下的安全认知产生分歧。安全需求的不对称促使南亚各国趋于同域外国家或地区发展合作关系，南盟成员的合作意识与信任基础逐渐被分散。这从根本上削弱了区域合作的内部凝聚力，导致内在合作动力不足，使南亚区域合作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强大阻碍。

比如由于地缘条件临近，巴基斯坦倾向发展同西亚国家间关系，与伊朗和土耳其成立巴、伊、土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在东亚方向上，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更加不言而喻。其他南亚国家也同样寻求与域外国家间的关系拓展。尼泊尔在实行对印度友好政策的同时，加紧推动对外贸易的多元化发展。孟加拉国因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长期担当着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桥梁，是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倡议的重要成员国。斯里兰卡作为南亚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曾多次申请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希望通过加入该组织与东盟成员国建立密切的贸易往来。

四、印度国家身份影响下中国推动南亚区域合作的应对举措

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对南亚区域合作产生的障碍性影响不仅使南亚区域内合作存在发展限制，而且也直接成为中国与南亚实现跨区域合作的最大阻力。2013年中国提出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重要目标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南亚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地区。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努力发掘与南亚跨区域合作的潜在利益空间，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并已取得显著成果，以期能够带动南亚区域合作发展。但印度出于对地区霸权护持而采取的抵触态度使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遭遇了严重阻碍。中国应保持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关心与关注，积极应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挑战，在增进交流中改善国家身份认知偏差，妥善处理与调整中印关系，致力于构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南亚区域合作突破障碍困境，中国可在以下方面做出应对举措。

 （一）契合南亚国家利益需求，精准打造双赢民生项目

对于南亚各国普遍虚弱的经济现状来讲，经济发展与互联互通是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面对印度基于地区霸权护持而抹黑“一带一路”倡议的行为阻力，中国首先要深入考虑南亚国家及其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程度，做好项目建设的阐释工作，消解各国对国家自主性受限的政治担忧，切实了解它们的利益关切，以改善其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为目标，重点投资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重视项目建设效果评估，因地制宜设计项目，精准打造双赢民生工程，助力各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使南亚国家及其民众真实感受利益所在，以此持久有效改善其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接受度，从而发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联通作用，促进南亚区域合作与经济发展。

 （二）扩大同南亚各国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与理解支持

“人文交流”的目的是促使“民心相通”，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南亚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存在错误认知，一方面在于印度地区霸权的负面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缺少共有知识建构，导致民众在思想与社会观念上难以形成理解。基于此，中国需加强同南亚国家间关于科学研发、教育学术、青年对话以及文化旅游等基础方面的人文交流合作，使南亚各国民众了解和认知真实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消解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质疑。

比如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佛教文化对全世界佛教信仰者来说充满吸引力，中国作为佛教传播的主要国家，应增强同这些南亚国家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文旅交流，以此增进彼此民心相通与民意互融，促进南亚民众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支持，从社会民意层面减轻“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推进阻力。

 （三）利用好现有区域合作平台，挖掘潜在利益空间

除“一带一路”倡议外，中国与南亚现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主要有南盟、《亚太经贸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2013年５月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期间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其主要作用在于带动四方所在的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联合发展，同时改善中印关系，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该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与南亚区域间合作的内容与发展空间。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时对于打造中印区域经济共同体给予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推动孟中印经济走廊的建设，共同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尽管当前中国尚未与南亚建立持久稳固的区域间合作，但中国应利用好现有区域合作平台，发挥南亚各国优势产业，挖掘潜在共同利益，以合作促交流，改善南亚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偏差，在趋于正确的国家身份认知基础上建立广泛而扎实的合作关系，激活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动力。

 （四）尝试多层次多方面路径选择，重点消解印度对“一带一路”认知偏差

如何消解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偏差与负面偏见是中国推动南亚区域合作的关键环节。中国需要尝试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路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培养掌握印度语言、了解印度文化与风俗习惯且具有外交能力的外宣工作人才；积极打造改善印度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外交投入，建立以首脑外交为引领的多层次对话交流机制；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共同协调发展等多重路径。

正如拉贾·莫汉指出，印度需要接受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现实。印度不能将中国排除在次大陆之外。新德里应该将其转化为印度的优势，而不是阻碍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以中印合作先行带动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是中国推动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印的合作将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开辟新空间，为增进地区人民的互信搭建新平台，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新贡献。正如学者在论及中国域外角色构建时所提出的在与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定位与预期往往会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中国应构建一套完善自身角色、照顾他者情绪的方案以缓解冲突。

五、结语

尽管南亚新冠肺炎疫情使印度对南亚邻国的传统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影响作用仍是导致南亚区域合作难以推进的主要障碍。从长期来看，南亚不对称的区域权力结构将以印度为中心而继续保持稳定，印度对自身地区霸权国身份的认知也在持续加深着其地区强权。理性认知南亚地区权力特点，改善国家身份认知偏差，尊重彼此国家身份是南亚国家共同推进区域合作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来讲，理解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根源与现状对中国开展南亚外交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对中国发展与南亚国家间关系起着关键指引作用。中印关系始终是中国与南亚实现跨区域合作的重要考量因素，着重思考中印两国相处之道，探索基于身份理解与社会观念的制度设计，将为中印关系以及中国同南亚跨区域合作创造可塑发展空间。

本文来源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11月第53卷第6期

原标题为《印度国家身份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基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

作者邱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蔡立辉，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

本期编辑：穆祎璠 代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