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下面这篇文章说，1930年7月1O日蒋介石把每年的5月9日定为我国的“国耻纪念日”了，并声称这么做是为了提醒全体中国人不要忘记此前我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辛丑条约》和《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以及遭受的，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这些“国耻”。5月9日是1915年北洋政府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妥协缩减版”——《中日民四条约》的日期。

“铁蹄”下的“鲜花”——国民政府时期五月纪念述论

​转自一份名叫《安徽史学》的学术期刊2015年的第2期

这是我从著名的“中国知网”上用截图的方式弄来的那一期《安徽史学》的封面(“史学”两个大字右上方的红色“印章”中，就是篆体的“安徽”俩字)；该杂志是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正如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五月的鲜花》所显示的，“五月”在民国时期成为流行一时的话语。每逢此月，社会各界及政党派系都有一番郑重的追念。早在1920年，就有人指出“五月中的纪念忙”①。 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五月成为多方势力共同书写的时间域，“五月的日历”也是近代中国民族灾难与斗争的缩影。(楼主说明：带圆圈的数字表示的是对引文的注释的序号)
因此，五月的历史提供了认识近代中国艰难历程的重要视角。

   
学术界关于五月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以单个纪念日研究为主，尚缺乏对五月意义的整体考察②。笔者拟立足民国时的报刊杂志，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由诸多纪念日构成又承载了相对独立意义的“五月”进行梳理，重在分析五月在近代以来何以成为人们思考和认知的对象及五月意义的整体建构；……

这是文档共享类网站“道客巴巴”网中此文在原书上的页面的实物扫描图(应该是用扫描仪扫描、获得的实物图)；此文的文字版中未完的内容见下面：

    ……（中略）

 
 
历法中的五月记忆是欢愉的，而社会层面的五月是令人纠结的，“这是个恐怖的月”③。甚至“五月”二字都“特别地触目”④，会带给人以“异样的兴奋”⑤。“特别”与“异样”是时人五月的别样情态的写照。在人们的记忆里，五月是“血债累累的”，是“耻辱重重的”；也是“太阳似的五月”、“雪耻的五月”，总之是“可纪念的五月”。笔者拟从记忆的层叠性、耻感性、内省性等几个方面对五月记忆进行简要梳理。

    (一)层叠性是“五月记忆”的首要特点

    首先是诸多事件层叠于五月，“多事”是时人对于五月的总体感知。就笔者目力所及，对见诸时人追述的五月事件简要列举(见表1)。

表1、 五月事件简表

    如表所示，五月几乎无日无事，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众多事件发生于五月，排满了五月的日程表。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近世世界史中，革命纪念日的多，恐怕没有一国比得上中国；国耻纪念日的多，世界各国决再没有比中国的多了。说到中国革命纪念日的多与国耻纪念日的多罢，一年之中，的确又是没有比五月再多的了。(梁曙光：《五月的革命纪念与国耻纪念》，《复旦旬刊》1928年第2卷第5期，第5页)

    五月事件充分体现了内外纠缠的特性，各事件的生成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内外势力共同造成的。笔者按照事件的性质，分类如下：

    第一类是国际性纪念，如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第二类是国内阶级斗争形成的事件，如“陈英士烈士殉国纪念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马日事变”等。第三类是国耻事件，如“生瓦惨案”是荷兰人惨杀华侨的纪念⑧，《瑷珲条约》是俄国人制造；“五卅惨案”是英国直接制造；“二十一条”等则是日本一手策划。第四类是国内民众运动，如“五四”。(楼主批注：五卅惨案发生于1925年5月30日，那一天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

    ……（中略）

 
 
国民党将五月纪念纳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每经这些纪念日，国人都会进行一番纪念，通过仪式演示与身体实践，五月记忆得以维持与传承。这些事件及所赋的意义与形象，通过层层叠加与追认重述，逐渐积淀成较为稳固的五月记忆，而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则决定了所要汲取的五月记忆的侧面。如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日本被指认为五月事件的祸首，如“五四生于五九”，“五卅”惨案“日本实为祸首”②，其它如“二十一条”等更毋论矣。有人甚至断言，五月事件“都是和日本发生关系的”，且都“是日本以优越的武力，单方面由劫持而造成的”③。这种日本与五月关系的认知为反抗日本侵略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

    ……（中略）

    二、规范与约束：国民党对“五月记忆”的规训

    鉴于五月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国民政府对“五月记忆”进行了有意识地介入，通过设定革命纪念日制度，建立五月纪念的管理机构，规定纪念仪式及宣传要点来垄断五月记忆的阐释权，以灌输党化教育，及控制民众运动。

    (一)五月纪念是国民党纪念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早已注意到五月纪念的巨大政治价值，1927年4月25日就拟“将五月一日至十日，定为‘研究三民主义运动旬’ ”，并规划了此十日的宣传重点①。1927年4月27日，刚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就积极筹备“五一、五四、五五、五九国耻革命纪念大会”。

    随后，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对“五月纪念”多次规划。1929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成立“五月革命纪念周”，“定‘五三’‘五四’‘五五’‘五九’四纪念日，为‘五月革命纪念周’(自五月三日起至九日)”。

    1929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革命纪念日纪念式”，规定了28项革命纪念日，其中五月份纪念日就有7个。

    1930年7月10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对上述革命纪念日进行了修正，把五月五日广州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和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归入“国定纪念日”，其中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总括了“五九”、“八二九”、“九七”国耻及“五卅”、“六二三”惨案等；……(楼主附注：“八二九”国耻是指1842年8月29日中国因打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被迫跟英国签订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九七”国耻是指1901年9月7日中国在八国联军的强迫下签订《辛丑条约》；“六二三”惨案，又称作“沙基惨案”，指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20多天后的6月23日，英国士兵开枪镇压广州对“五卅惨案”予以抗议的游行队伍，造成严重伤亡的事件)

    1938年4月26日又定5月3日至9日为“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以进行兵役动员。

    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五九纪念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

    (二)设立专门机构来负责五月纪念

    为突出宣传性质，1927年4月25日，上海各团体联席会议议决：“改研究三民主义运动旬名义，为‘五月革命运动纪念会筹备会’ ”，分“审查、组织、宣传、交际、总务五部”，并提议通过“拟定五月革命运动纪念会宣传大纲，以资统一宣传”。

    1927年4月27日南京“五一、五四、五五、五九国耻革命纪念大会”分四科：一总务科，分布置、财务、文书、庶务，由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公安局、市政厅、省党部、总司令部六团体担任；二宣传科，分散发、演讲、编辑、游艺，由东路军总政治部、中央党部等八团体担任；三交际科，分联络、招待，由总政治部、公安局、劳工总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五团体担任；四纠察科，由总司令部、公安局、特别党部三团体担任。

 
 
随后，各地五月纪念机构相继成立。1927年5月杭州“特组织五月革命宣传委员会，以指挥全城之宣传”⑩。1929年4月23日，安徽省成立“安省会各界五月纪念日筹备会”负责五月纪念活动⑩。次日，国立劳动大学也召开“五月革命纪念筹备委员会”，讨论制定五月各纪念日的纪念工作。1931年4月24日，“济南各界五月革命纪念日筹备会”成立。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