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看了现在的小学语文书后的感觉:我想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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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石壕吏》也是错误的。难道会有人天真的认为学了这篇文章,就会让孩子们去拿文章内容比照现实吗?如果真的有人那么做了,这恰恰是好事,说明孩子们学以致用,难道错的是他们吗?况且,我们整个国家有了骄人成绩,怎么可能因为片面的极少数官员的反面行为而影响到孩子们对于现实的评判?杜甫本人造反了吗?
“有分析认为,《石壕吏》描写的霸道官吏或许会让学生心理上感觉不适。”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说法。
这种人打着这种招牌,连《刘胡兰》都删除了。
可笑的是,这种人如果生在抗日战争年代都不知道会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情来。
一个见到血就头晕的人是不可能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不是吗?
“其余如《杨修之死》(三国演义节选)《香菱学诗》(红楼梦节选)《小圣施威降大圣》(西游记节选)等,新教材也均不再收录。
就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雷锋日记》《草船借箭》《曹冲称象》《爬山虎的脚》、《司马光》等这些“暴露年纪”的课文也早就变成了现在小学生们体会不到的“童年回忆”!
”
这些删除都是错误的。
叶圣陶的话,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看来这句话成为了教材编纂者随意修改的依据。这就是问题了。
至于严文井,就因为挂着一个“儿童作家”的牌子,他说的话还成了权威?
《丑小鸭》的删改是错误的。
那些编纂者不应当认为自己比安徒生更懂得孩子,水平比他更高。
“丑八怪”就是一个汉语词汇,就是骂人的,但是,孩子们就不应该知道什么是“脏话”吗?为什么一定认为孩子们会去模仿呢?改掉了这个词,就认为他们找不到其它词汇了吗?
这个词正好是老师们进行教育的契机。
“女佣”这个词出现在所有上世纪童话和儿童著作里,编纂者改掉它想达到什么目标呢?为什么孩子们就不能有机会去理解“阶级”和“压迫”,那么编纂者是否也有能力把他们家里的保姆的称呼也改了?
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没有必要修改。
“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就是一种符合作者时代的语言特点。
我们不能试图让孩子们只了解一种语言方式,他们应当了解到更多方式。这也同时启发他们创造自己的语言方式。
至于“拍一拍手”“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之类的修改,完全是画蛇添足,自以为是。原文的“拍一拍”“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才是真实的语言,才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才是鲜活的语言。
编纂者们对语言的理解也就半吊子水平,却想去把所有中国文章统一成一个单调的模式。
《司马光》的删除理由是荒唐的。编纂者们似乎就想告诉孩子们待在安全的地方玩就行,其它的不要去做。这怎么可能呢?人类的探索不是从孩童时代就开始了吗?难道因为危险我们就固守一隅吗?
况且,这是著名的“智慧文”。老师们可以据此对孩子们进行“急中生智”“临危不乱”的教育。
《雷锋日记》《黄继光》《刘胡兰》的删除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是把孩子们往“弱鸡”“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向引导。
我们要培养合格的人才,不应当培养一群大学之后都不能照顾自己的“大小孩”。
综上所述,现有的教材编纂者试图用教材给孩子们塑造一个童话般美好的世界,也是简单幼稚的,而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看看他们拙劣的修改就知道了。
这种教材对孩子们缺少吸引力,谁会喜欢和幼儿园图书一样的东西呢?
孩子们应当逐渐认识到一个复杂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认知也得到提高,整体能力也随之发展。这才是孩子们内心的要求,也是成长的需求。
我们需要对“语文”有着正确的认识。
语文课本,并不应当仅仅着眼于文学领域,而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让孩子们理解周围的一切,让语文技能成为他们其它功课的基础。
现在要求孩子们扩大阅读量不能说错误,但是忽略了“课本”这个根本,忽略了“老师”这个根本,也忽略了“课堂”这个根本,孩子们需要通过老师指导下的对精品的集体学习,才能得到最大幅度的提高。
让孩子们自己去看各种书籍,即便他们看得下去,能保证他们从中得到了正面价值吗?
为什么我们不先做好最简单的事情,给孩子们一套津津有味的课本呢?
当然,这还仅仅是从“善意”的角度去评判那些教材编纂者。
如果考虑到他们加入的那些文章,我们更应该从反面去分析他们的动机。
说说我看了现在的小学语文书后的感觉:我想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