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近年来，现实主义影片的规模性涌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现实题材影片长期缺位的尴尬境地。其中FIRST青年电影展“意外”地成为了汇集海峡两岸众多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中国艺术电影创作实践的枢纽，并与金马奖彼此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艺术电影终于找到了相对符合国情并为产业结构所接受的内部循环机制。那么，金马奖在当下华语现实题材艺术电影浪潮究竟有什么关系，金马奖在今日华语电影格局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快来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文章节选自作者《正在崛起的现实题材浪潮——以《北方一片苍茫》为例》，点击查看全文。

走向“现实”的艺术电影实践

从90年代末开始，对于在第五代身后，试图以更彻底姿态“献身”于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标准的第六代电影人而言，留给他们的反而是更为狭小的影像空间。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触底反弹后的票房盛世，并未给第五代之后的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特别是艺术电影的创作实践提供足够的舞台。汇集了众多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艺术电影创作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能有机地融入到中国电影产业的格局中，这一直都是中国电影产业自身的结构性危机的最为集中的深切体现。

如果说第五代尚能作为一个以代际姿态出现的群体标签的话，第六代整体性的衰萎和淡出，既更为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本末倒置的悖谬结构的不可持续性，迟迟不能令人信服地走进“现实”，也残酷地昭示着相关创作和批评的理论、话语资源的油尽灯枯。

而从《心迷宫》到《北方一片苍茫》，这一轮的现实题材艺术电影实践，在美学上相对第六代而言，要更为节制和克制，不再陷入第六代式的对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标准所推崇的欧式抽象理念的执拗，在更为贴近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底层的同时，也展现出了艺术上的足够真诚。

《北方一片苍茫》剧照

例如在《北方一片苍茫》中，就充分吸纳和调用了近年来在文学界和新闻界流行的“非虚构”理论话语资源。影片为了既强调和突出真实性、在场感，又摆脱过去戏剧冲突意义上的“虚构”的艺术限制、束缚，全片黑白色基调中的主人公二好，几乎没有正面近景镜头。人物面容的不在场，在无声地控诉着她被社会无情冷漠抛弃的同时，也在这种最极致地贴近主人公二好视角的“非虚构”镜头语言中指认着“一片苍茫”的现实。这在我国当代电影的影像实践中，具有先锋派式的探索意义和价值。

当然，这种悄无声息的阶跃，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原因。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方位深入，中国电影外部坐标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时代性的变迁，并直接影响着其内部结构的重新整合。

2011年之后，在西宁开始形成稳定沿袭和规模的FIRST青年电影展，成为打破原有结构的引爆点。由于“提名-入围”等专业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选片范围的广泛拓展，《心迷宫》《北方一片苍茫》等高品质现实主义影片的不断涌现，FIRST青年电影展“意外”地成为了汇集海峡两岸众多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中国艺术电影创作实践的枢纽。在《八月》斩获2016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之后，2017年更是有八部曾在当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进行过展映的影片入围台湾“金马奖”；而且这种影响和辐射是双向和均等的，来自台湾的《川流之岛》《强尼·凯克》，也正是通过在FIRST青年电影展崭露头角，才在台湾“金马奖”获得华语电影主流的进一步认可。聚焦现实题材、关注底层，风格浓郁、色彩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也已经成为了FIRST青年电影展的一大标签。

《八月》导演张大磊（左一）在金马奖领奖台上

不难发现，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在二十年左右的摸索之后，也在快速地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并终于为在其市场化、产业化的初期曾有着浓墨重彩一笔的艺术电影的创作实践，找到了一个相对符合自身国情和特点的、能够实现稳定的现实题材输出，并为整体性的产业结构所接受和吸纳的内部循环机制。艺术电影开始不断推出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并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面向公众。无疑，其影响绝不仅仅是艺术价值和票房意义。这种历史性的结构变迁，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中国电影的内涵和外延的重新整合与结构性调整，也都将产生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现实题材浪潮的历史势能正在积聚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尤其从是2014年开始，在艺术电影领域所迸发出的具有明确现实主义诉求的现实题材创作热情持续喷涌，既结晶出了以《北方一片苍茫》为代表的，不同题材、风格、类型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也在悄然间一点一点地逐渐改变着这一历史周期内中国电影自身的内在气质。

从当下到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形成一股现实题材浪潮的历史势能正在不断积聚。无论是从FIRST青年电影展、“金马奖”到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主流视频网站，这些日渐清晰的人才培养机制、成果展示渠道、最终的院线落地和潜在的观影人群覆盖，还是作为行业基座的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等从业人员队伍看得见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以正在积蓄的现实题材浪潮为表征，中国电影正在走向跨周期意义的历史临界点——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过程中，缴纳了昂贵的历史学费之后，终于开始收获纯粹市场和产业意义上的可持续红利。

而且，这一大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电影人，深入关注社会底层，并驾轻就熟地将“非虚构”等新兴理论、话语资源，有机嫁接到当代电影实践，在影像语言、美学趣味、价值选择等层面所表现出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等，呈现出了真正可以面向未来的、清晰的代际更迭特征。2018年夏天，从商业院线的《我不是药神》到艺术院线的《北方一片苍茫》，青年导演处女作即一片成名，对于这一阶段以现实题材浪潮为表征的，各种历史势能明波暗涌的中国电影而言，也是不能再积极的正面信号。

总之，我们可能正身处在中国当代电影的一场大变革的前夜。除了为终于到来的这一幕感到欢欣鼓舞之外，我们的理论和批评话语也需要尽快与之相适应。在业界已经不断做出表率的今天，对于中国当代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挑战，恐怕早已太过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