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基本是实用主义和因变为主的战略，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战略模糊”的基本取向。

这种战略和取向主导了迄今为止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对华政策，制约了与华关系的良性发展，阻碍了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在世界格局大变动和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这种基本战略和取向对于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更是切肤之痛。鉴于此，我们认为对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模糊”的演变、现实表现、其性质和本质进行剖析，并进而提出我囯的应对战略，对于建立良性的对外关系，实现国家统一，促进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具有十分紧迫的需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战略模糊”的实质和效用：对华博奕的手段和工具

所谓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取向，是指在台湾问题上对世界和利益相关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断绝与龟缩台湾的原国民党政权的官方关系的同时，以各种手段建立所谓“模糊空间”，在策略和战术层面打“擦边球”，以蚕食和累进的方式侵蚀战略边界，根据即时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与国内的政治需要，保留并不断制造新的“运作空间”，使这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华战略常常呈现出模糊和不清晰的特点，以争取更大的迴旋余地，妄图在对华博弈中以“战略模糊”作为手段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取向常常被形象地称为在对华关系中打“台湾牌”。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只是一种具有因变色彩的手段，并非其国家目标。

在具体运作中，美国的“战略模糊”手段往往用于实现两个互相配合的战略目标：其一，从大的国家战略和根本利益出发，以所谓“台湾牌”进行讹诈和要挟，在范围广泛的重要利益领域对华施压，以便在对华博奕中获取最大利益，削弱中国的实力，遏制中国的崛起，阻断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其二，从地缘政治和盟友关系角度出发，则利用涉台问题上的“模糊空间”寻衅滋事，直接对中国制造麻烦，并以此束缚中国的手脚，同时借此培植和纵容台独势力，纠集狐朋狗友，以阻挠和延缓中国的统一。这是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制定“战略模糊”策略的初衷和主要应用方向。

二、台湾问题上“战略模糊”的缘起：西方主要国家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内，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采取了敌视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和战略，其主要表现就是继续与龟缩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尽管有的国家早在50年代初就已确定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方针，但这些国家对于台湾未来的前途和法律地位一直持有保留态度，难以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到六十年代未期，由于新中国对内对外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变得不断强大，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西方国家开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建交的热潮。此时它们的主要政策取向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一切官方关系的同时，在台湾的主权和处理与台关系等方面留下了许多“模糊空间”和伏筆。从西方国家的意图来说，大致一致的战略都是，在保持和发展与大陆的官方关系的同时，让历史和形势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但只要有可乘之机，便要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发难，以推进其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符合他们价值目标的政治企图。在这方面加拿大是始作俑者。

早在1928年12月，加拿大就承认了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但直到1941年8月才签订协议，决定互派外交代表。1949年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后，加拿大与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一样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并支持其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大多数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在整个五十和六十年代，加拿大政府一面寻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和机会，但另一方面仍然妄图保留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加拿大政界和学术界把这种局面称为“与对大陆实行有效控制的政府关系正常化之前的一种临时安排。”在这段时间里，加拿大外交官绞尽脑汁想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所谓“福摩薩公式”，在联合国讲台上提出了多种关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方案，试图通过这些方案和公式解开台湾问题这个结。但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加拿大才在台湾政策和对台关系上有了一个突破，抛弃了延续20年之久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老特鲁多于1968年担任加拿大总理，并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明确表示：加拿大将不承担任何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义务。1969年2月起，中加双方开始了艰难的建交谈判。中方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建交三原则”，其核心是台湾问题。经过几轮较量，加方的立场后退到这样一个公式：加拿大将在不接受中国对于台湾的领土和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取消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显然，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双方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找到了“（加方）注意到中国……的立场”这个公式。最后达成的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2.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3. 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上述提法，按照加方的解释，“注意到”并不暗示加拿大同意中国的立场，也不意味着对中国立场的挑战。中国人据此可以宣布他们对于台湾的主权，而加拿大却可以避免对中国的立场做出评论。这样，加拿大便走上了新的“一个中国”政策道路，而断绝了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关系。显然，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玩了“战略模糊”的把戏，在台湾的主权和未来地位问题上留下了供将来操作的“模糊空间”。老特鲁多政府的外交部长夏普1971年9月22日在众院的一次政策总结讲话中道出了其涉台政策的“战略模糊”性和伏筆作用：“台湾的未来这个问题是由未来决定的事情。”

1970年的中加建交公报发表时，人们并未发现其措辞和提法有什么历史意义，后来却成了打破其他国家关于台湾问题谈判僵局的一个关键用语。1970年的中加建交公报成为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模式，其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和措辞后来成了西方国家仿效的标准公式。

以上情况说明，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在涉华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现出了自相矛盾的逻辑：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台湾政权断交，一方面又埋下了伏筆，制造了“模糊空间”。这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所谓对台湾人民的感情和道义责任，曾担任过加拿大外交部长的皮尔逊曾经说过“在做出任何关于福摩萨未来的决定时，那里人民的愿望仍然是第一位的考虑。”另一个是各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对台军售和商务往来方面的利益。例如法国和荷兰等国就曾为了对台军售的眼前好处而充分利用了“战略模糊”，80年代加拿大与台湾之间一直或隐或现地在进行向台湾出售CADDU反应堆的谈判，也是一个实例。在“战略模糊”取向发端和后来的一长段时间里，这些国家偶尔发表的关于台湾独立的言论往往是象征性的，它们中的大多数精心地实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国际交往和双边关系中总是审慎地避免与台湾的外交人员和官员接触。在一段时间内，它们未安排与台湾维持和发展非正式或非官方关系的机制，在双边感兴趣的问题上，比如出口和贸易，则通过第三方，通常是美国来进行。当然，必须指出，这种通过第三方安排的所谓非官方接触，有时实际上是偷偷摸摸的官方接触。

但综合而言，在“战略模糊”取向发端和后来的一长段时间里，除美国以外的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取向是一种“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

三、美国对“战略模糊”的早期运用：从尼克松-卡特到小布什时期的蓄谋和伏筆

世界进入70年代以后，主要由于中国的强大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迫于国际压力和与苏联争霸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开始与中国秘密接触并开启了与中国的建交之旅。从尼克松到卡特，经过与中方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了中美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三个公报签署于不同时间，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1，双方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美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断绝与中华民国的一切外交关系和官方联系；3，美国承诺从台湾撤出全部军队和设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主权”、“断交”和“撤军”三原则。

但美国在谈判中一直蓄谋留下可供日后操作与利用的“模糊空间”和伏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坚持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和联系，并坚持在台湾设立所谓非官方的联络处；另一个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承诺会逐年减少直至为零。

更让人不能容忍和接受的蓄谋是，建交公报的墨迹未干，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所谓《对台关系法》，以此法案为基础，以后又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和行政指令，蓄谋强化对于台湾事务，也即对于中国内政的干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尼克松-卡特，经由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的历届政府）这种蓄谋的破坏作用在于人为地阻挠两岸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产生了鼓动台湾分裂势力的效果。

从美中关系正常化开始直到1989年的近10年时间内，美中关系的基本情况是积极的。在此期间，尽管有一些摩擦，也有一些右翼集团试图向政府施压妄图阻挠美中关系的发展，但总的趋势是扩大并加强双边合作，改善对华关系。这个时期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并未成为热点，而只是一个潜在的伏筆。迄至老布什卸任的美中关系可以说处在一个僵持、过渡、非敌非友時期。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则由“非敌非友”转变为“互相摩擦的积极合作关系”。在奥巴马就任之前的这个所谓“后蜜月期”，双边关系上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摩擦，一个是围绕人权等问题的价值冲突。在这个时期，“台湾牌”尚未成为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手段和武器，与“战略模糊”有关的美国政府的涉台事件主要有：老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进攻性F-16战斗机，并开始了部长级的官方正式接触；克林顿强调了其政府对台湾的兴趣，并积极争取提升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和商贸来往，但正是克林顿政府做出了限制美台官方往来的决定；针对台湾陈水扁政府的谋独言论和行动，小布什政府对陈水扁发出了警告，称他是“麻烦制造者”。这一切表明，在这“后蜜月期”，美国的若干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并未采取过份越轨的行动，并未试图实质性地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等级，或建立事实上的官方双边关系。这与以后的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的肆无忌惮和穷凶极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四、美国“战略模糊”手段的变本加利：从奥巴马经特朗普到拜登的肆无忌惮和穷凶极恶

在过去的五十来年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障碍，也是美中关系中常常引起麻烦的一个热点。考察这个问题时，必须清楚地认识三个重要因素：第一，台湾问题是整体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它服从于美中关系的总体格局。隨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突破，台湾问题就趋于缓和；相反，隨着美中关系的恶化和挫折，台湾问题便会回潮或出现危机。所以，不能把台湾问题与美中关系同等看待，也不能脱离美中关系的背景和限制来讨论台湾问题的前景和解决之道。当然，也就不能在同一层次上讨论所谓美、中、台三边关系，这不符合客观事实，在学术上不科学，在政治上也是极为有害的。

第二，台湾问题有一个国际背景。如前所述，西方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都在台湾的前途问题上留下了伏筆，这个“战略模糊”给台独和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提供了隨时可以利用的机会。所以，当美中关系或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时，少数与华为敌的国家在美国的鼓动下便会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围绕涉台问题组成反华统一战线，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最近美日澳印在台湾问题上的联合举动和互相策应，就是这个情况。

第三，台湾问题还有一个台岛内部的形势演变和“统”“独”较量格局问题。台独一直是台岛内部暗流涌动的一股势力。陈水扁上台以始，这股势力公开跳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蔡英文当选以后则把台独理念和台独行动推向顶端。“挾洋自重”和“以武谋独”已成为台独的纲领。島内的这股政治风越括越猛的时期，正是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当政的对期。岛内、岛外的势力勾结，互相应和，推波助澜，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变数，使台海局势成为当今最危险的国际热点。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互相耦合，在美国的操控下便会使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出现严重的困难，甚或出现危机。从奥巴马当政开始，这三个因素的互动耦合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光从操控“战略模糊”这个角度看，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耦合，从奥巴马经特朗普到拜登的这三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就越发变本加厉，对“战略模糊”手段的运用达到了丧心病狂和肆无忌惮的程度。

经过改革开放和中国人民的出色努力，中国出现了崛起的苗头，而相反，美国在许多方面则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这引起了美国精英界和朝野的警惕，美国政客们开始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战略焦虑。作为应对策略，奥巴马政府开始使中美关系出现一系列新的困难，在知识产权、贸易平衡、网络安全等许多领域对中国发起了挑战。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地缘政治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挑动南海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台湾便成为美国的一个棋子而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到特朗普时期，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而且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了越来越巨大的作用，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霸权和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尽管中国一再宣称不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且在行动上仍然严格表现为一个负责任的普通大国的形象，但由于此时美国的战略焦虑症越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失去一个大国应有的自信，特朗普政府便把美国的困难和失败完全归咎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内外方略，从而启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在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几乎一切领域走上了与中国博弈、对抗的道路，以使美国“再次伟大”。与此相配合，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即“台湾牌”便成为特朗普手中“逢中必玩”的把戏：大规模地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各型进攻型武器；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军事交往；出台《台湾旅行法》，妄图提升对台关系的官方级别；鼓吹并实质性地支持台湾重返国际组织;帮助维持台湾的所谓邦交；威胁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以及，卸任前甚至暗示和威胁发动台海战争以“保卫盟友”，等等，不一而足。这表明，特朗普已经把三个联合公报置之脑后，走上了公开支持台独、阻止大陆统一台湾的绝路。拜台上台初期，国际社会曾预想他会在对华政策上做某些调整。但就任近半年的表现说明，拜登在许多方面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和战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对华关系和涉台政策方面，他是美国历届政府中走得最远的。就涉台“战略模糊”而言，在与中国全面脱钩并全面竞争的基本战略指引下，他踩踏了台湾问题的红线：派军用飞机送现任官员访台；送特勤局和特种部队的军事人员赴台和培训台军；扩大对台军售和与台军事交流；在台海和中国东海开展以夺岛和巷战为主要科目、针对台湾的美日澳印联合军演。……这一切表明，拜登是迄今对华最下狠手的总统，这些手段的运用表明拜登政府一定隐藏着更大的战略企图，蕴酿着更加恶毒的阴谋。

五、追根究源：台湾问题的实质和美国“战略模糊”的禍心

台湾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来属于中国版图。日本对台湾的短期非法占领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和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的执行而宣告了永久的终止。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则把台湾的主权庄严地归还给了中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的全面胜利，把国民党政权赶下了海，成为偏安台湾的残余势力。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理所当然地享有台湾的主权。

正当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谋划一鼓作气解放台湾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两个决定中国国运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1950年秋爆发了朝鲜战争，为了抗美援朝，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击败了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巩固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陣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国际格局；另一个是，朝鲜战争刚一开始的1950年，美国就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封锁台湾海峡，切断了解放台湾的一切通道，造成了迄今为止两岸分治的局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体大陆居民一直坚持对台湾拥有主权，从未放弃统一台湾的努力，并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推动这个历史进程。

以上事实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遗留问题，在本质上这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而之所以两岸分治一直延续至今，则完全是美国对台湾实行军事占领以及嗣后采取敌视大陆、支持台独政策的结果。台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实不仅得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确认，而且获得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与华建交联合公报的背书。然而，台湾至今未能实现统一，两岸仍然处于对立和分治。这种局面完全归因于美国的干扰和阻挠。其手段之一便是“战略模糊”。

如上所述，“战略模糊”只是一种具有因变色彩的手段，并非其国家目标。但如果在某种情势下，将“手段”本身变成目标，直接从“模糊空间”收获利益，那么，对“手段”或“台湾牌”的运用过程就成为直接的打击和伤害。

这样，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就具有主观意愿上的双重目标和效用。作为“手段”，它将“模糊空间”作为战略进攻的武器和弹药，以“台湾牌”的形式在更广泛、更重要、更具战略意义的中美博弈领域发难。这是“战略模糊”的第一重目标和效用，或称第一个应用方向。如果第一重目标（或称第一个方向）不能达成效用，或者受阻，或者客观形势和本身的策略变化迫使不得不放弃或暂停利用“台湾牌”来迫使中方就范，它就可能转而集中精力和资源于第二个方向，即直接操作“模糊空间”，不再将“战略模糊”作为手段，而将“模糊空间”的实现作为目标。此时，“战略模糊”就变成了“战略清晰”。这种双重目标和效用的转换，正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模糊”的祸心之所在。

近日来自美方的消息称，美国的精英界正就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进行辩论。有一派观点呼吁放弃“战略模糊”，主张实行能给国际社会和利益攸关方带来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战略清晰”。如上所述，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可能会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个是放弃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保留事项和所谓“模糊空间”，明确地宣布严格遵守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不折不扣地履行关于“断交”、“撤军”、和“逐年减少售台武器直至为零”的承诺。这是我们欢迎的“战略清晰”。另一个方向是，使对“模糊空间”的利用变成美国涉台的“清晰战略”，使其成为美国新的“清晰”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天平彻底倾向台独，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大倒退，大災难。对于这方面的动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直面一切挑战的必要准备。

六、中国应对美国涉台“战略模糊”新动向的战略建议

总结起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演化，涉台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已经从早期西方主要国家在对华关系中捞取实惠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变成了美国对中国施压的“台湾牌”，成了对中国实施战略进攻的武器。最近几周美国围绕台海所出的牌，所支的招，都表明美国已失去了此前几屆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某些“克制”和“模糊性”，大有就围绕台海局势和台湾主权本身对华彻底摊牌的架势。为此，美国正在纠集一些所谓“盟友”共同在台湾问题上发难，妄图以群狼围攻之势吓阻中国在台海的部署。这是上面讨论的“战略模糊”的新动向和新可能，是我们必须直面和紧迫应对的挑战。下面在战略层面提出若干应对建议。

第一，在心理和战略认知上，我们必须看到涉台问题上的“战略模糊”主要具有的“工具价值”，其次才是它的双重目标和效用。这种心理和认知对于我们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图和保持战略定力十分重要。

美国在涉台方面的言行常常比较混乱，或清晰，或模糊，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其后包藏着祸心。利用“模糊空间”表现出的言行，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试探，为了测试中方的判断、可能应对和战略方向。就迄今为止美国在涉台“战略模糊”方面所散布的各种言论和做出来的各种动作而言，大多数是试探性的、工具性的，大多数是为了在更广泛的利益范围对华施压、与华博弈。

我们必须认识到，台湾问题本身並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它早晚总会为了其他更重要、更加事关全局的利益而放弃涉台问题上的“模糊空间”，就像当初与中国建交时做出“承认主权”、“断交”、“撤军”的决定和承诺一样。

“台湾牌”除了被美国用来与中国博弈外，也是美国团结和操纵其盟友的一种手段。涉台问题上的“模糊空间”常常被美国用来显示对盟友的真心和承诺，用以鼓舞和纵容其盟友加入美国的反华陣营，协调其对华施压和与华博弈的行动。所以，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战略模糊”在美国眼里依然主要是一个手段和工具。拜登政府宣称“美国回来了”，立誓要“领导全球”，要着力加强盟友关系。可以预见，在这个方向上，美国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搅动台海局势，利用“战略模糊”强化与台独当局的联系并借此巩固在东亚的盟友体系。

如上所述，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在主观意愿上具有双重目标和效用。当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第一目标不能达成效用，或者受阻，或者因为客观形势和自身策略的变化而不得不放弃其工具价值时，就会转而追求第二重目标和效用，直接利用“模糊空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支持台独，阻止和延缓中国的统一。对于这种可能我们当然应该保持警惕并提早做好准备。

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判断出现这种局面的机率不大。中美毕竟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美国有远比台湾重要得多的战略利益。五十年前美国冲破意识形态的羁绊，放弃对与台湾传统盟友关系的迷恋，克服国会内外和朝野上下的阻力，走上了与华建交和发展中美关系之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充满了各种障碍和困难，但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和利益格局之下，美国能够走回头路吗？美国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中国撕破面皮吗？最近拜登政府叫嚣与中国全面脱钩、全面竞争，叫声很响，气势似乎很足，但充其量只是心虚和焦虑的小伎俩，其目的之一是试探中国的底牌和底气，二是对中国的讹诈和恫吓，实在不足为虑：五十年前美国与华建交的政治决策是历史使然，今后它仍然逃不脱历史的大势和历史的宿命。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心理和认知上应该坚定这样一个信念：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主要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其国家目标。以这样的心理和认知作为指引，直面美国及其盟友的各种模糊操作，我们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定力，决定自己的节奏和应对方略，而避免中了敌人的圈套。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准备和认知，可以使我们处惊不乱，始终掌握处理台海问题以及与美国在更广泛的利益领域进行博弈的战略主动权。

第二，以我们的“战略清晰”反对美国的“战略模糊”，挤压和清除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模糊空间”，迫使美国放弃通过打“台湾牌”逼迫中国就范、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企图。

为此，我们必须以明确的语言严正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主权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并拥有对台湾的主权的主场，严正重申与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已经达成的关于“主权”、“断交”、“撤军”的共识和承诺，敦促美方严格遵守建交公报并不折不扣地履行“不建立官方关系”和“逐年减少对台军售直至为零”等方面的承诺，以明确的语言表明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以及利用“台湾牌”干扰中美关系的意志和坚定决心。

建议在适当时机，可以像前几年针对美国与菲律宾勾结策动“南海仲裁案”一样，由人大常委会（或者以全会名义）发布声明，严正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重申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划下涉台和中美关系的红线；郑重向全世界再次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等事关主权的核心利益领域没有住何退让的空间，也永远不会向任何势力妥协让步，永远不会拿主权和发展利益做交易；明确重申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外部施压的意志和决心，为此，中国不惜与任何强大的敌人开战。紧隨其后，相关的政权机关和行政机构发表相似内容和措辞的官方声明，在国际社会形成强烈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步，可组织撰写一批有份量的论文和声讨性质的文章，在不同层次造成舆论攻势。另外，可以在适当时机进行合适规模的媒体动员和组织一定范围的民众声讨，把涉台问题上美国包藏禍心的行为扼杀在萌芽或予以正面打击。

此建议应该视作紧急事项，刻不容缓地去计划和进行。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十分危急的对刻，但我们的反制行动应该在敌人真正摊牌动手之前，不然我们就会失去稍纵即逝的先机。从最近的形势着，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美国已经做了初一，现在輪到我们做十五了！

第三，围绕台湾问题，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花大力气争取最广泛的国际支持。

首先，要做好第三世界众多朋友的工作，以卓有成效的方式向它们介绍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掲露美日等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卑劣行径，解释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诉求，以求得它们的同情、谅解和支持。要利用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广交朋友，广泛宣传中国涉台问题上的立场和原则，可抓住机会在这些国际平台上举行涉台专题活动，并可利用全球抗疫中积累起来的国家信誉和对外友谊推动这项工作。中国能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前在许多国际组织中能够排除台湾的非法介入，这些老朋友、小朋友、穷朋友和新朋友都起了关键作用。同样，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较量，它们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团结并联合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除外，关于针对这两国的策略，我们下面分开讨论），彻底孤立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霸权，夺取国际舆论上的话语权。尽管如上所述，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在涉台问题上是最早启动“战略模糊”的，但对这些国家而言，无一例外都将这种“战略模糊”视作“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中主要只是在对台军售中出于企业盈利有过过分的举动，总体上并未像美国那样丧心病狂地挑战中国在台湾的核心利益。鉴于此，我们建议将它们与美国区别对待：对它们既往不咎，甚至可以在经贸等领域给予照顾，只要它们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保持中立。甚至像对立陶宛，捷克这样的墙头草的言论举止，我们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因为，隨着形势的变化和明朗，它们自己会纠正不当言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事关国运和核心利益，只要按住了蛇头，实现了目标，其他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小事。

古人云：上善伐交，伐交以利己。实践此古训，正其时也！

第四，拿日本开刀，杀鳮儆猴，并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多领域施压和震慑，瓦解美国借以搅局台海的所谓联盟。

美国搅局台海，利用“战略模糊”对我国施压的图谋已经得到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支持和参与，也得到了欧盟个别国家的呼应。其中尤以日本和澳大利亚最为积极，不仅跳得最欢，而且已经公开表示，这两国将会与美国一道介入台海冲突，并且不惜以武力阻止中国收复台湾。我们必须杀杀这两国的嚣张气焰，迫使它们收回狂妄的表态，停止对中国的挑衅行动。

建议对两国采取不同的策略，对日本采取在争议岛屿上借题发挥、外交和政治施压，以及武力震慑相结合的策略。对澳大利亚则可采取经贸制裁以断其生路的策略。关于对澳大利亚的制裁已有很多议论和报导，这里不再赘述，而是将重点放在日本上。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近代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对中国采取了敌视、侵略和奴役的政策。它非法占领台湾五十年，至今在台湾还有约200万日裔台湾人，这些人处于社会中上层，是台独的中坚力量。日本占领时期，收买和養养了很多台湾的中国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目前民进党和台独的领导人和骨干。这些历史旧账已成为过去，我们不必耿耿于怀。但最近半年来，日本围绕台湾问题发表的官方言论以及配合美国的涉台行动，却清楚无误地告诉世人：日本染指台湾的贼心不死，帮助美国围堵、遏制中国并进而称霸东亚的图谋越来越明显，而且日见猖狂。前不久日本首相菅义伟称“台湾是日本的”，日本现任防长对外公开宣布：日本将以自卫队的力量驰援美国在台海的军事行动。前不久，美日澳印四国在钓鱼岛海域和我国东海附近举行以夺岛和城市巷战为主要科目的联合军演。最近这两天日本参议院竟然通过决议呼吁让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呼吁世界接纳台湾。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就是美国在台海搅局的主要帮凶，而且其自身就是一头包藏禍心的恶狼。

我们必须拿日本开刀！以澆灭其气焰，喝阻其野心。这同时还可对美国的其他跟班收到杀鸡儆猴、旁敲侧击的效果。为此，建议对日本采取在争议岛屿上借题发挥、外交和政治施压，以及武力震攝相结合的策略。

“借题发挥”的操作要点是，针对日本在台湾和钓鱼岛等问题上的言论，比附琉球群岛的未来地位予以发挥，表达中方支持琉球人民复国和独立的态度。也可在日本与他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问题上放弃以往的中立和不介入立场。这些操作可以从学术和历史硏究介入，可以发表意见领袖的言论和观点，也可以以适当的方式由官方或半官方对外表态。方式和时机视日本的言行而决定。

外交和政治施压的要点是：下次日本官方和政客如再在涉台问题上发表严重的不当言论（严重的不当言论指涉及台湾地位和台海战争等影响中国核心利益的言论），中国外事部门当在第一时间发表谴责声明，召回中国驻日大使，在有选择的领域停止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和有关交流。此外，我们还可旗帜鲜明地抵制东京奥运会，坚决反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于此同时可以通过人大、政协、共青团等机关和媒体施加政治压力。

武力震攝方面，建议加大对钓鱼岛的常规巡航次数和力度，可考虑不定期地派遣軍舰和战机对钓鱼岛和周边海域开展巡逻，一方面宣示对该岛的主权，一方面向日本发出亮剑的信号。另外，配合上述行动，可考虑将火箭军的部分导弹（或岸基的火箭弹）瞄准日本前去台湾和钓鱼岛的海上通道。

有人会问：执行以上策略，会不会恶化中日关系？我们的回答是：日本在涉台和对华关系上出现的上述言行，以及长期来追随美国损我中华的策略，哪一样是因为我们中方的对日方针所引起的？日本历来是不怕与中方为敌的，对中方怀柔也好，强硬也罢，从来都是服从它自身利益的号令，兼顾其美国主子的需要和意愿，何曾照顾过我中华民族的心意和诉求？一句话，中日能睦邻友好最好；如若不然，相背而泣，又如何！

第五，打击台独，以武逼统；制订好统一后的治理方略并提前公布，以安岛内的民心军心。

第六，厉兵秣马，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

以上两点建议已经有许多人讨论并提出了各种有见地的观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或另择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