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中的影子雇主
编者按:
数字平台工作有哪些显著特点?虽然当前对零工经济的探讨已积累了大量实例和个案,但缺少对问题综合性、批判性的考察。本期推荐发表于Human Relations上的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一文。作者试图运用劳动过程理论全面考察零工经济平台的生产关系,从生产点、情感劳动和控制等维度,强调反馈、等级和评价系统对劳动过程的作用。数字平台对劳资关系的作用,既是市场中介,又是影子雇主;而那些打零工的不仅仅是数字媒介的使用者,更是受制于劳资关系、事实上的工人。
劳动过程理论与数字工作
自哈里·布雷夫曼《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一书出版以来,劳动过程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作与雇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过程,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过程。汤普森(1990)将劳动过程核心理论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四个要点:(a)生产点(the point of production),研究工作场所中劳动力对资本积累的作用;(b)技术的作用;(c)雇主对劳动过程的控制;(d)以“结构对立”视角剖析生产点中劳资之间的社会关系,关注工作中的自治、同意和反抗。针对劳动过程理论的批评认为,它无法有效解释过去几十年间的劳动转型,尤其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以及非标准雇佣形式“标准化”的“新经济”转向。
另一条学术脉络是针对数字技术与工作关系的研究。在零工经济领域,数字活动作为无偿或隐形工作的观念已经转变,平台的参与者不再仅仅是用户,而是参与到平台“真实”劳资关系中的“事实”有偿工人。因此,作者提出,对零工经济平台的研究不应单纯将其视为剥削性的数字媒介,而有必要从工作角度,关注这一背景下新兴生产关系形成的条件。超越传统的工资工作场所,零工经济是一个流动的环境。雇主-雇员关系被一种新的灵活结构所取代,平台介入工作的供需链条中,重新调和劳动力分配和占用的社会关系。
作者尝试将数字平台工作的研究纳入劳动过程理论的解释框架,从生产点、情感劳动和管理控制方式三个维度,探讨零工经济中的劳资关系。
生产点
在劳动过程理论中,生产点代表专门设计、有明确界限的环境,是劳动力被转变为商品的工作场所,尤其指代工厂;它有一套固定规则,有相对稳定的参与者,即等级分明的管理者和工人。作者认为,零工经济在劳动过程研究中纳入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变量,能够有效考察单个物理场所的工作是如何扩展到开放空间的。
零工工作平台其实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数字生产点;它重新利用并分隔了零工工作中的社会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关系。作为中介的平台,使“雇主”与工人的会面成为可能,并建立了基于自雇者的非标准雇佣关系。但平台的作用不限于此,它还充当了资本对工人实行控制的场所。类似于工厂或办公室,平台创建了一个独立、明确界定的环境,将生产的社会过程置于管理和工作组织的逻辑之下。
就像传统的工作场所工人使用考勤卡,零工工作人员登录应用程序,同样受制于外部权威:(a)消费者或客户的需求被转化为工人的执行订单,并以数字通知的形式发送给工人;(b)明确他们必须在何时何地执行哪些任务;(c)直接或间接确定为执行此类任务需支付的报酬;(d)直接或间接控制工作的执行和工人的工作绩效。
情感劳动
服务经济背景下,情感劳动是劳动过程研究的重要方面。作者认为,零工经济平台通过角色反馈,等级和评价系统控制工人和消费者/客户之间的社会互动,使劳动过程得到质的强化。
大量观察表明,工人为确保在平台就业而争相向消费者/客户索要好评;为获得好评与其发展亲密关系,就必须“主动自愿”投入大量情感劳动。这些情感劳动体现的并非工作技术,而是个人的性格、特点等“通用”技术。对服务业劳动过程的研究已经指出,适应性、动机、合作等“通用”技术的兴起,强调态度、社会倾向和性格特征;这些“通用”技术正是后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要求。在零工经济中,这些要求被进一步强化。情感工作不再是一种看不见的劳动,它通过平台上工人的指标、反馈、等级和评价,转变为一种非常明显的劳动产出。
管理控制
管理控制问题是劳动过程研究的焦点所在,包括工作中的自治、同意和反抗。越来越多的观察表明,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劳动过程的控制手段;尤其在零工经济中,平台指标将“同伴压力”转化为对工人绩效和生产力的监控工具。零工经济平台代表的是对工人“技术规范”的控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客户管理”,即反馈、等级和评价系统被用于工人的绩效评估。上述提到的反馈、等级和评价系统,不仅使工人卷入情感劳动,也制造了“影子雇主”。管理者对工人的直接控制转变为“客户管理”,即通过客户反馈、管理者监控客户与工人的互动等做法进行管理实践。
其二是“游戏化”策略,即以“个人最佳”刺激工人的生产动机,提升对工作的参与度和投入。例如Uber利用游戏的“心理技术”让司机投入更多驾驶时间,增加对APP的粘性,实现个人最佳的收入或驾驶里程。
零工经济平台是以技术创新和规范驱动对工人和工作实行控制实践的典范。它集合了以往服务经济(例如呼叫中心和零售工作)劳动过程研究中熟悉的控制形式。然而,其独特性在于指标运作;指标深嵌于平台功能中,影响到工人的收入和雇佣的可持续性,使工人无法逃脱其控制。
本文以现有实证研究为支持,证明当工作的供需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当反馈、等级和评价系统以对工人的监管为目的,劳动过程理论可以作为一组独特工具,拓展我们对于劳动力转变为商品过程的理解。
文献来源:
Alessandro Gandini.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 Human Relations, First Published September 2018 DOI: 10.1177/0018726718790002
来源:社论前沿
文献整理:钱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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