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卫凌贞

以色列建国可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错误。

以色列1948年宣布建国，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立刻以入侵作为回答。双方的战争中，无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了受害者。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的入侵给了以色列最好的借口，在总理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的默许下，以色列的军队有条不紊地驱赶着阿拉伯平民。有的阿拉伯人看到局势的混乱主动离开了，如果他们不离开，以色列就把大喇叭架在卡车上，放足音量，制造恐慌，逼迫阿拉伯人撤离。如果这一招还不奏效，就进行武力驱逐。最初，军队还进行区分，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没有抵抗，就不进行驱逐；到后来，事情层层加码，就已经不去计较道德问题了。到战争结束时，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中，80%的人已经被赶走了。对于这次背井离乡，巴勒斯坦人称之为Nakba（大灾难）。

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离开家乡只不过是去躲避战争，一旦战争结束，他们还要回到家乡。然而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以色列人没有任何放他们回去的意思。

国际社会在难民返乡问题上，几乎没有对以色列造成多少压力。而那些阿拉伯的兄弟国家，正沉浸在分赃的忐忑不安之中。1948年的战争除了以色列获胜之外，还有两个得利者：约旦占领了巴勒斯坦的西岸地区；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当得知他们能够保留占领区时，阿拉伯内部已经考虑不到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了。

在巴勒斯坦难民中，有一种人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荒谬性，人们称他们为“在场的缺席者”（PresentAbsentee）。在战争中，他们虽然也逃离了家乡，但是并没有走远，也没有离开以色列的国境，甚至有的人几天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子。然而，他们却发现无法回家。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一幕：一个人就在家的附近，甚至能够看到房子和院子，他的家具和财产就在屋里等着他，但是他无法回去，因为以色列政府禁止他回去。

按照以色列的规划，他本应该被赶出国境，成为难民，回不来了。现在他还在国境内，就是政府和军队的工作失误，驱逐没有做彻底。而如果让他回家占有自己的财产，就等于又失误了一次，绝不能这样。

这些人在国内成了无家可归者。他们试图通过法律要回财产，却被告知现在是军管时期，法律被搁置了。

法律恢复时，他们就更没有希望了。

当战争的硝烟结束后，以色列制定法律重新分配土地，原本属于阿拉伯的村庄被清空后，分配给了新来的或者贫穷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离去，是为了给犹太人腾出地盘。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

事实上，没有必要一味谴责以色列的政策，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斗争，不是一场理智的游戏。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除了以色列是直接肇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主要“罪犯”。

或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走的同时，以色列也接收了70万的空手而归犹太难民。当约旦和埃及占领了西岸和加沙之后，驱逐了1万左右的犹太人。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战争引起的种族仇视，在接下来的3年，又有30万中东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家，迁往以色列。这些人来自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北非等地，其中伊拉克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反犹情绪，光这一个国家就产生了10万犹太难民。加上从世界其他地方移居的人，以色列在短短的3年内也接收了70万犹太难民。

这些犹太难民在高效政府的组织下，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有钱人支援没钱人，没钱人则努力劳动，以色列从此走向了繁荣。但是，作为对位的巴勒斯坦难民却成了烂疮，几十年后都没有人管这个问题。那些有钱人都堂而皇之地走了，留下了没人照看的穷人。为什么以色列能把难民安置得那么好，而巴勒斯坦却做不到？原因很多，以色列有成形的政府而巴勒斯坦没有，以色列资金更为雄厚，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扭扭捏捏地藏在背后，谁都不愿承认这一点，那就是：中东的阿拉伯世界需要这些难民，他们要用这些难民来制衡以色列。

一旦难民融入了其他社会，阿拉伯世界就少了一张对付以色列的王牌。阿拉伯国家可以花大把的钱买武器，意图将来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但他们不会把钱用在难民身上。他们需要让世界随时知道以色列的罪恶，也需要让难民中产生的游击队时时刻刻骚扰以色列。

这些难民被以色列驱逐之后，又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人质。

当我在约旦、黎巴嫩和人谈论这个事情时，竟然吃惊地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回事，他们都赞同我的观点，甚至主动谈到这一层面。但当我问怎么办时，所有的人要么笑一笑，要么摊开手，没有办法。

这里是中东。所有的人都参与了阴谋，但所有的人又有无辜的一面。以色列不驱逐巴勒斯坦人，就很可能被周围的敌意所扼杀。阿拉伯人则利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时时刻刻挖以色列的墙脚，不惜利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这里是中东，一个零和游戏的地方，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或许最看透事情的国度，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联合国原本计划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犹太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以色列顺利建国，而巴勒斯坦遭到了被瓜分的命运：以色列除了全部占领划给犹太国的领土之外，还把划给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占去了一半左右。

剩下的一半又分成了两块：靠近埃及的地区叫加沙地带，被埃及军队占领；靠近约旦的地区叫约旦河西岸，简称西岸，被约旦拿走。1948年战争的结果，成了一次战争双方心照不宣的瓜分游戏，埃及和约旦虽然是战败国，却享受了实际的好处。战后埃及和约旦并没有计划将领土让出来，而是并入了自己的国家。

但他们并不打算阻止在这两块土地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巴勒斯坦难民们被他们利用起来，进行游击战争，打击以色列。当然前提是：未来难民们就算建国，也只能去夺取以色列的领土建国，至于被埃及和约旦瓜分的部分，就不要想拿回去了。

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普遍遭到强制驱逐，以伊拉克为例，伊拉克犹太人人数已经屈指可数，据沙特阿拉伯《中东报》3月29日报道，截至目前，生活在伊拉克的犹太人仅剩4人。

1951年，一架满载着伊拉克犹太人的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图片来自《以色列时报》：http://www.timesofisrael.com/the-expulsion-that-backfired-when-iraq-kicked-out-its-jews/

在以色列国建立前一年，也就是1947年，伊拉克大约有15万犹太人。20世纪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指出，当时的巴格达40%的市民都是犹太人。而后来当他们被剥夺国籍、被迫流亡时，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讲，唯一可选的就是去以色列了。

上世纪20年代的一份人口普查。图片来自：https://ajammc.com/2019/03/03/ezekiels-tomb-jewish-iraq-muslim/

​伊拉克裔犹太教徒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迁居欧洲和北美。而舒克尔家族正是其中少数的幸运儿之一。直到1971年夏天，舒克尔家还是伊拉克的居民；此后，他们被迫向英国寻求避难，并最后定居在了那里。

舒克尔在信中对卡迪米说：“我们认为，对于那些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歧视性政策，现在是时候终结了。”

舒克尔去过伊拉克好几次，他去过巴格达、摩苏尔，甚至还去过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他去过伊拉克从南到北的许多犹太教圣地，还制作过一部名为《牢记巴格达》的电影，以伊拉克最后的犹太人之口，讲述他们的伊拉克祖国的故事。

当问及为何想恢复伊拉克国籍时，舒克尔对《中东观察报》说：“我是1955年7月23日出生在巴格达的，我的父母是伊拉克人，祖祖辈辈也都是伊拉克人，自公元前586年就生活在这里了。我拥有国籍的权利是受伊拉克宪法保证的。”

2003年复兴党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于2006年修订了国籍法。这部新法规定，因为政治、民族和教派原因而丧失伊拉克国籍的，是有权重获的。但是，第17条第2款明确指出，犹太人不在此受保护之列；而也只有犹太人像这样被排除了权利。

舒克尔说：“除非是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遭受不公的伊拉克人被平反，否则伊拉克就无法建成一个民权社会。现在是时候开启这一进程了。”

梅努辛认为，对于伊拉克犹太人来说，恢复国籍是一个道义问题。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还乡，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是想保留和故乡的联系。她说：

“犹太人虽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活了2600年的世居者，但是却被排除了回乡的权利。要知道，他们始终为伊拉克做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现代历史上。”

前排坐者中，左一为伊拉克犹太人企业家赫斯凯尔（Heskell），左二为时任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一世。图片来自：https://ajammc.com/2019/03/03/ezekiels-tomb-jewish-iraq-musl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