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环球时报》的“共存共荣”论（原文《社评：中日社会需调整心理重塑彼此认识》）越加发酵，成了热门话题。

本文希望就此反思一下我们的舆论宣传策略。

首先，我想大家心里对中日关系都有本帐。在我看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对手，是美国最大的帮凶。这一关系定位应该会持续到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为止。但即便如此，中日关系的缓和仍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应持积极的欢迎态度。毕竟在当前的形势下，时间对我们最为宝贵，条件对我们最为有利，全力以赴的专注发展依旧是我们当前最最重要的任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经典策略在今天依然适用。有些事情，完全可以等以后在合适的时机再彻底解决（比如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钓鱼岛问题）。

那么为何一番好意的《环球时报》社评就成了大型车祸现场呢？可能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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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本身存在用词不当（让人浮想联翩、极为反感的“共存共荣”）、态度不正（“中日因钓鱼岛的纷争恶化两国全面关系，不能不说是挺滑稽的一件事”“历史问题宜逐渐淡化，双方应逐渐形成有助于这种淡化的互动”）等问题。实际上钓鱼岛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一点也不滑稽，历史问题也无法淡化。这些事件都是日本应该深刻反思的，而不是我们。

二、舆论宣传引导大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具体的媒体应该考虑自己的受众。你的阅读群体是谁（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思想状况如何，对你有何期待呢？即便作为大报的《环球时报》不是那种商业小报仅以取悦读者、追求利润为目标，但也应切实考虑读者的感受。

因此，即便文章本身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作为《环球时报》的社论吗？其他版面可不可以呢？

三、更进一步说，这种文章放在其他媒体可以不可以呢？地球人都知道《环球时报》的风格和态度，这样的文章犹如让老司机急转弯，结果漂移不幸玩成了大型车祸现场！要知道当年巴西车王塞纳（舒马赫之前的王者）就是在过弯道时塞车失控，最终不幸陨落的。

因此，这种文章完全可以放在国内的其他媒体或外媒（尤其是日媒），比如大名鼎鼎的亚洲通讯社，他们的社长徐静波刚说了，华为手机现在发展这么好，是因雇佣日本人做研发，采用了日本的技术。“任正非这个人很聪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产线买下来，而是把人家的头脑买下来。”放在这样的媒体，那么这文章连改都不用改，因为比较风格一致。

当然了，也有读者抱怨时报“变心了”。前段时间胡主编发文《中国人不要有“早晚老子第一”的骄傲，美国人不要有“早晚要被搞掉”的惊慌》（又名《未来，美国不要害怕中国》），大家议论纷纷。我也自不量力的写了篇文章（《中国能在本世纪重返世界之巅吗？》）来加以反驳。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文章是战忽局（1）的最新力作，应该发到外媒才对，给自己人看属于发错地方了。

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宣传策略的混乱，应该反思总结。当然也许有内情或更深刻的含意，外人不为所知。

欢迎理性探讨，请多指教。

注释：

（1）局座召忠早就否认过战忽局的存在，但我认为战忽局真的很有必要。自己也写过《由瑞典说起，如何从文化上击败西方--论战忽局在新时代的历史任务》。但想想这篇文章忽略了“公知”这个群体，毕竟政委金灿荣说过：“美国现在有一帮战略家恨谁吗？恨中国的带路党！说你们这帮傻帽天天说共产党不行，中国要垮了，把老子给忽悠了。”当然了，“公知”不可靠，我们必须自己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