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中共的主要创始人，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独秀在任中共中央领袖期间，经历了国共蜜月与国共破裂、国共共同北伐与国民党血腥清共的全过程。共产党人的澎拜激情与痛心疾首，对未来远景的憧憬与低潮时期的抑郁，无不灌注在陈独秀身上。陈独秀身上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气质、独立自主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就是陈独秀身上知识分子的性格缺陷，也无时无刻不在警醒中共后来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身上的英雄气概是举世公认的。他一生亲遭八次通缉，五次被捕，坐过袁世凯、北洋军阀、上海租界与国民政府的牢狱。为了中国革命，他两个儿子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一家满门忠烈。后来的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家人也一样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这种中共领袖为了革命成功以身作则，带头抛颅洒血的激励精神也是中共成功的重要因素。

陈独秀身上不屈不挠的气质令人感佩。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北大知名教授，陈独秀完全可以像胡适等人一样做一个优雅的新文化运动精神导师，在书斋里激扬文字就够了，一生有名有利。但他偏偏要知行合一，用鲜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用生命实现人类理想，屡战屡败。抗战时期，陈独秀从国民党的监牢中出来，不为国民党高官厚禄所动，宁可过着艰苦生活，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中共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有不少的中共高官叛党，面对民族存亡，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叛国，但即使是在穷困潦倒中，陈独秀始终铁骨铮铮。在被开除出党的时候，他没有赌气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也没有叛国投敌当汉奸。面对不公正待遇，他甚至很少说过共产党的坏话，指责过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

陈独秀身上独立自主的精神为人称道。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陈独秀为了保持党的独立性，坚持自力更生，带头将自己的稿费、版权费拿出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不为别的就是害怕中共丧失自主性被人操纵，不到万不得已不接受共产国际活动经费。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共不得不大量接受外援，但陈独秀始终强调中共主要要依靠自己力量从事革命事业，不要丧失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固然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不可否认，他也多次抵制共产国际派驻中国领导人的盲目指挥，否则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损失还要大。

陈独秀的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有时是超越时代的。他是中国最早批评苏联肃反扩大化与斯大林个人专制主义的，这在当时简直就是石破惊天。在1929年东北三省“中东路”事件中，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要“武装保卫苏联”，中共也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加以响应附和。陈独秀对于党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这种策略颇不以为然。他打破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坚持民族主义，捍卫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些都是非常具有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的。

不可否认，陈独秀身上的知识分子固有的性格缺陷也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他性格孤傲，自视甚高；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亲自指挥过一次工人运动，没有像周恩来那样亲自指挥过一次武装起义，更没有过像毛泽东那样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历；甚至与李大钊比，他也没有与北京长辛店工人一起感情交融的体验。这样，他的革命活动终究与现实隔了一层皮。他更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思想家、布道人与启蒙者，其脉搏始终没有与工农一起跳动，其心脏始终没有与底层老百姓一起交融，而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再高大上的事业也是沙上建塔，不可能成功。

陈独秀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中共又经历瞿秋白、李立三与博古这几任领袖的领导，但都始终不得要领，应该说局面还不如陈独秀。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联手，中国革命才逐步走上了一条通往成功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