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是否应该雇佣家庭成员?
编者按:以往的研究对家庭和亲属关系到底提升企业绩效还是降低企业效率争论不一。本期推送Chi H N和Nordman C J发表在《Working Papers》的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Vietnam一文,利用越南的面板数据,探讨企业家及其家庭的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对比正式企业与非正式企业的不同。
作者:孙惠夏(编译)
引 言
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依赖社会网络获得实物资本、有关市场机会的信息。在经济文献中,学者普遍认为,微型和小型企业的绩效,尤其是作为非正式部门的家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所有者的社会网络。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小微企业都通过无薪或有薪的方式雇佣家庭成员。现有的经济文献中有一种共识,即社会网络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获取信息、帮助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非正式保险等,为工人提供了广泛的福利,但是很少关注亲属关系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从两条路径探讨社会网络对小微企业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本文首先对比雇佣家庭成员和雇佣员工的小微企业生产率的区别;然后分析亲属、民族关系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网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家庭企业的绩效。
本文还比较了正式与非正式的非农家庭企业(NFHB)的异质性。有人认为,由于缺乏正式机构和机制以及公共设施的投入,社会网络在非正式部门中更为关键。因此,研究亲属关系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是否在非正式环境中更为普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我们相信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再分配——无论是以雇佣劳动力的形式,还是以现金和实物转让的形式——对经营非正式企业的家庭来说都可能是重要的,那么它的反面也可能是对的,即随着业绩更加引人注目和具有吸引力,正式的企业可能会激发亲属的需求。因此,家庭和亲属关系网络对正式和非正式企业的好处和代价可能有所不同,但还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
文献综述
以往的研究认为,家庭和亲属关系可能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获得经济成就的家庭成员可能面临通过汇款、雇佣或招待等方式回应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这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雇佣家庭成员或许是因为其可靠性与灵活性,也有可能是因为家族帮助企业建立,因此其成员希望获得回报。有研究认为,雇佣家庭成员比雇佣员工的边际生产率低,可能是因为两者在性别、年龄、技术熟练度、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被雇佣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女性和儿童,他们技术不熟练,且工作更不努力。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由于家庭成员分享企业利润,因此他们不需要额外的监管机制就可以比雇佣工人更努力地工作。
数 据
NFHB被界定为拥有少于10名员工和只有一个机构的企业。本文所使用的是越南2004年和2006年家庭生活标准调查数据(VHLSS)。自经济革新(Doi Moi)以来,越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但是并未出台配套的政策。小微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支持,因此,企业的发展依赖数量的增多而非规模的扩大。中年人自我雇佣稳步增长,年轻人常常依靠亲属关系才能获得工作。本文将2004年至2006年的NFHBs样本进行比对,从而获得了由457个正式企业和1,445个非正式企业组成的面板数据。
正式企业比非正式企业的雇员以及非家庭成员的雇员多,但两种企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薪雇员。正式企业的初始资本是非正式企业的四倍,而经营正规企业的家庭与企业相关资产的价值几乎是经营非正规企业家庭的两倍。因此,当两种NFHB的比较基于家庭资产而不是企业初始资本时,差距会小得多。正式企业的利润是非正式企业的三倍,劳动生产率是非正式企业的两倍。
本文的自变量有以下几类:
民族状况和环境(6个虚拟变量):京族且生活在京族聚居区、京族但生活在民族混居区、非京族且生活在民族混居区、京族但生活在京族比例很小的地区、非京族但生活在京族聚居区、非京族且生活在京族比例很小的地区。统计描述发现,正式与非正式NFHB的民族集中度都很好,86%的企业的经营者是京族且生活在京族聚居区。
社会网络:经营者是否为专业协会会员,是否与同行业的其他经营者有关系,家人、亲戚或朋友是否提供了企业的初始资本;经营者是否是从亲戚、朋友或其他熟人那里继承了该企业。统计描述也没有发现两类企业在这些变量上的区别。
家庭成员的特征与社区层面的特征:前者包括成员的活动组合、非农业活动的强度、总开支以及所接收和分配的家庭的转移支付额;后者包括贫穷家庭所占的比例、社区是否为手工业村、是否受益于政府创业项目。
雇佣家庭成员vs雇佣非家庭成员
本文首先用简单生产函数,估计在控制了实物资本和其他影响企业整体生产力的因素外,雇佣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其次,考虑到家庭成员与雇佣员工之间的替代弹性,我们扩大了生产函数。此外,考虑到家庭成员与雇佣员工的区别、一些未被观察到的企业特征以及一些偏差,本文在扩大的生产函数基础上添加了异质性变量μ,最终得到了如下方程。
结果发现,实物资本和劳动力都与NFHB的增加值显著地正相关,且雇佣非家庭成员比家庭成员的弹性更大。此外,正式NFHB和非正式NFHB投入的回报是不同的。对于正式NFHB而言,雇佣的员工和家庭成员每增加1%,企业年度增加值分别增加6.5%和2.1%;对于非正式NFHB而言,增加值分别增加8.2%和4.7%。对正式和非正式NFHB而言,雇佣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的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
家庭、亲属关系和社会资本
NFHB通过结婚和订婚,葬礼和纪念日,娱乐和聚会,礼物,捐赠,贷款等形式给予其家庭金钱或实务支持,此外,他们也接收家庭对企业的支持。本文汇总了接收和给予支持的总额以及接受与给予之差的净额。只用10%的NFHB没有接收或给予的财务流动。平均来看,正式和非正式NFHB接收的支持比给予的并没有多很多。这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NFHB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
此外,某一区域内同民族人口的比例与NFHB接收和给予的支持显著相关,NFHB雇佣家庭成员的比例与NFHB接收和给予的支持显著地正相关。一个有趣的解释是,雇佣家庭成员是可以替代汇款的一种给予家庭支持的手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的团结机制。
本文使用技术效率作为分析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另一条途径。技术效率是一个衡量企业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指标,反映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因素之间的是否达到最佳配置状态。本文使用上文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测量NFHB的技术效率,得分在0到1之间,1代表最高效,0代表最低效。
正式和非正式NFHB的技术效率得分分别是0.12和0.15,尽管非正式NFHB得分更高,但两者的差距并不显著,这有可能是因为正式NFHB的企业管理负担更重。只雇佣家庭成员的NFHB比雇佣一部分非家庭成员的NFHB技术效率更低,这证实了面临更多雇佣家庭成员压力的企业效率更低。此外,民族集中度低地区的NFHB比民族集中度高地区的NFHB效率略低,这验证了本地网络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
对于社会网络变量对NFHB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NFHB员工中家庭成员的比例对正式NFHB有负面影响,这也印证了前文的观点。经营者非京族且生活在京族聚居区(京族占比25%至75%)的NFHB效率更高,这是因为居住在非本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更有可能强化他们的关系。此外,“是否是从亲戚、朋友或其他熟人那里继承了该企业”对企业效率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对家庭负有更多的义务。“经营者是否为专业协会会员”“是否与同行业的其他经营者有关系”对企业效率有正向影响。
对于家庭成员的特征与社区层面的特征,本文发现,“社区中贫穷家庭所占的比例”对NFHB效率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一般来说,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差。
结论
雇佣非家庭成员比雇佣家庭成员生产力弹性更大,在非正式NFHB中,两种用工形式下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必须放弃雇佣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在管理和监督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社会网络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面,用工类型、民族、社会网络和社区层面的特征对NFHB效率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对正式与非正式NFHB而言有所不同。
文献来源:
Chi H N, Nordman C J.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Vietnam[J]. Working Papers, 2017.
文献整理:孙惠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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