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在《城市经济学，痛点何在？》里以产业发展的角度剖析了城市经济学的弊端。但光对现有的源自西方经济学的泊来理论进行批判是不足够的。有破就得有立，如果没有一套系统的、本土化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即便我们把对方捅成了筛子，也不能保证我们自己会不会在同样的地方翻车。

一个世纪以后，当我们回看历史时，生态文明战略将是中国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大国大道的起点。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调整。

生态文明战略辩证地梳理了城乡之间的关系，在增量与稳态之间谋取了一种契合动静变化/阴阳转化的平衡。无论是从现实层面，还是哲学高度，都远远超过了当下城市经济学所依托的“新教伦理”，可以说只要把生态文明战略的逻辑关系梳理清楚，无论是对中华文明的长久安定，还是对西方的软实力较量上，我们都将跨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为了更好地解读它，我就结合自己所见所学，发表一些浅见，供大家参考：

1. 进化论与演化论

陈平老师在《眉山论剑》里提到一个观点：当年达尔文的《物种演化论》引进中国时，被错误地翻译成了进化论。这差之毫厘的谬误，却导致了失之千里的思想错位。

因为进化与演化的含义是不同的。进化论更像游戏里的打怪升级，人物的属性会随着等级的提升线性增长，无论是力量，智力，敏捷还是耐力都会同步增高。因此高等级对于低等级的优势是碾压的，全面的。

然而这样一个在游戏世界里合情合理的设定，在现实层面却未必如此。特别是所谓的物种进化，比如人类从猿人进化到智人，未必是四维属性同步向上的提升。

最近刚当爹的我在带娃时观察到：人类的婴儿一旦出生就必须有人照顾，需要有人喂奶，喂完奶之后还要拍嗝，如果奶喝快了呛奶还需要人紧急救护。

反观当时带我家狗神的时候，巴掌大的婴儿狗，自己就知道去吃狗妈妈的奶，只需要给它把食物放好，其他都不用操心。而小区里刚出生就被猫妈妈抛弃的流浪小猫，却也能通过自己主动觅食来维持生存。

人类作为高等物种，虽然大脑进化充分，但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功能却退化了。

生物界里这样的现象无处不在，例子也不胜枚举。狗的嗅觉是人类的百万倍，但是视觉却差得可怜；蝙蝠能通过超声波感知位置，但代价却是高度近视。

物种“进化”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不同功能间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演化。

如果无法取分演化与进化的区别，不明确演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一部分功能为代价，去成全另一部分功能，就无法深刻理解平衡在自然界中的存在意义。

当我们理解了演化，就可以回头看看所谓“大城市必然消灭乡村”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一种进化论的思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城市是全面碾压乡村的，这种碾压无疑于满级大号对上新手村小号。

然而事实上，如果以演化的视角来看，乡村在演化成城市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城市“产业集中”、“资源集中”、“人口集中”的动侧功能时，是以牺牲了“生态环境”、“思想沉淀”、“文化孕育”的静侧功能为代价的。

具体点就是：城市是一个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去换取人类整体产业效率的有机体。但这种演化的结果使得其失去了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的一种功能。而又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处于自然环境中，无法对其彻底摆脱，因此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失调，就会反过来导致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稳态的破坏。

2. 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系统的组成部分，其经济功能是将社会资源（组织和人力）和自然资源转变为资本收益，至于这部分收益怎么在投资者、城市管理者和居民之间分配取决于社会制度，这个分配制度会决定城市未来的发展，也会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

在分析城市发展中，大多数人着眼于城市产生的经济收益多寡和分配，忽视其社会和自然成本。纵观全球各大发达国家，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城市居民生育率都是下降的，虽然提高了国民的分工数量，但是从整体上看城市发展对国家系统的社会部分是损害的——减少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

另一方面，从产品全周期能耗统计，城市工业和制成品越是高级（能量单位体积密度升高），对自然消耗越厉害。可以看看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以及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能耗，并不能达到所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只是将污染发生的地点和形式进行转变，而消除污染的成本反而变大了。

上面说的是从城市生态学角度对城市发展的理解，即城市发展本身反生态的，去多样性的。但是发展城市却是人类这个物种为了应对环境变化必须作的选择，符合人类物种和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方向。

如何抑制城市发展的不良影响？需要将城市发展的一部分收益转变为对其他地区的生态补偿（自然）和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形成城乡和地域之间“社会-经济-自然”复杂系统的稳定或准平衡。

城市系统如同一切生命体，都是有生命的，如果新陈代谢正常，一个以自然资源和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生命取决于周边自然资源的储量，但是城市规模不会很大；一个以交通或轻工业为主的城市生命约在百年，大概三代人；如果新陈代谢不正常，如现在南方一些城市脱实向虚，靠高房价土地财政刺激，城市的生命在50年，即两代人左右。国外可参考硅谷高科技企业出走，历史上各种重工业城市的衰亡。

以上是我摘自城市生态学的一段文字，这也是我的观网懂友推兄给我转载的。请大家留意引文中我标粗的部分，这里其实阐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城乡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这里，我将使用熵的观点来解读城市生态学对于城乡演化的看法。

首先我们把人类与自然作为两个相互影响的有机体放置在天平的两端。

而对于人类或者是自然来说，其自身存在一个围绕熵的波动：

1）于人类：

从远古时期的钻木取火，到工业革命初期的烧煤，到后来的化石能源的利用，甚至核能的开发。人类通过消耗自然界的资源，提高自己对于能量的使用效率。这种能量使用效率的提升，促成了人类技术能力的进步，这在我看来就是人类对自身进行的熵减。

2）于自然：

对于自然界来说，其自身资源的多样性就是其生态效应的最大化，也是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自然的熵减，实则是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维持。

因为生物有机体无时不刻在消耗着自然环境的资源，因此生命的存在对于自然环境来说，其实是一种熵增过程。生物基于自身减熵的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却是增熵的结果，而自然环境基于自身的减熵行为，对于生物来说却是一种增熵。

这种相互制约平衡的演化关系，就是生命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的熵变平衡。

这种演化逻辑导致比如会导致一个结果，即：越是技术发达的生命，其与环境之间的固有冲突就越大。

这点，我们对比钻木取火与化石燃料使用对自然的影响差异就可以看出。因此自然对我们的反作用力是相应的小环境变化。

（注：笔者把气候环境的变化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生命有机体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环境变化，称之为小环境变化；第二个层级是行星与宇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环境变化，称之为大环境变化）。

在《三体3：死神永生》中，程心和关一帆看到归零者光速飞船所留下的死线。死线内部光速为0，可以说是彻底地改变了宇宙环境中的物理学常数。当时我就深刻地感慨到：神级文明对于能量利用效率惊人，但同时反作用在环境之上的影响却是无限可怕的。

在明白了这个基本逻辑之后，我们将其降维到城市化发展之上。

在我看来，城市化本身就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减熵，即集中技术与产业去换取换取全方位的能效。这种能效包括对于能源的使用效率，信息的传递效率，经济的流转效率等，可以说人类文明集成了各种各样的熵，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去实现熵减的目的。

这样的演化逻辑就自然会导致：城市的经济效益是远远大于乡村的。而城市经济学正是截取了这样的一个理论片段，由此将城市化捧上了神坛。

城市化的正面效应，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熵变往往很容易被理解。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的提升是直观的。但是对于其负面效应，却很容易被忽视。

正如生命有机体与自然之间的熵变关系，城市化本身也是一个消耗资源的过程，这样就必然会对环境增熵。

城市化程度越高，对生态环境的熵增程度就越剧烈。而又基于生态环境本身固有的熵变波动，当人类社会对其造成的熵增的同时，生态环境会自发地进行熵减，由此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平衡的关系，即：

城市化带来的减熵，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增熵；因为反作用力，生态环境对自身的减熵，其代价则是对处于城市系统中的人类的增熵。

可以说，城市化的程度越剧烈，生态的反作用力就越大。而为了应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两个有机体之间的熵波动所造成的冲突，我们学会了以“环保”的方式去缓冲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增熵行为。

具体点就是，我们在北京北部植树造林，防止沙尘暴；我们对企业的投产有着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求等等等等。

可以说，人类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再造去缓冲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反噬，这就构成了环保行为的底层逻辑。而将其放到城乡演化层面，则是我们通过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为文明的演化构建一个能够缓冲生态环境反作用力的壁障。

为何？结合上面描述到的城市的特性，由于通过消耗资源提高了人类对于能量的利用效率，因此城市的本质是反生态的；而乡土社会因为其能量利用效率的低下以及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其是生态的。

因此相对城市化而言，维持乡村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人类对环境的主动退让，目的是减缓环境对人类的熵增作用。

这也是我常说的，城市为动侧，乡土为静侧。两者之间并不是谁比谁更秀的关系，恰恰是一种对于人类长久生存的，相互补助的稳态结构。

说得直白点，城市化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经济、产业发展效益，但其生态效益却是低下的。生态效益低下的结果，就是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增熵作用不断增大，最终可能会以一种剧烈的形式终结人类的文明。

说得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眼下肆虐于全球的新冠疫情，其实本身就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增熵行为。这不是说用赛博朋克的浪漫就可以回避的现实，虽然与天斗是人类的一种伟大壮举，但截止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完全征服自然环境。

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是不是该现实一点，抛开脑海中那些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场景，认真地思考思考在当下人类文明层级的限制下，我们应该怎么可持续地在蓝星之上发展下去？

就此，基于城乡演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我把生态文明战略解构为下面两个过程：

过程1：城市化

城市化本身没有错，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刚需，也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刚需。我对城市化的评价向来都是正面的，这与我跟人的感情无关，是其演化规律告诉我的客观事实。

如果人类文明还要继续在技术层面有所突破，城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化的程度是否合适，是否违背了我在《城市经济学，痛点何在？》里所提到的事物演化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蓝星之上任何的生命有机体，皆在以自己的方式增加自然环境的熵。生命与行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是阴阳之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对错，只有适度。

过程2：回归乡土

为了应对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反作用，我们重新振兴乡村，通过自我主动减熵的方式去避免与生态环境之间更大的冲突。这种行为虽然无益于经济效益最大化，不能创造出大量的GDP，但是却有效地保存了人类在自然环境涨落下的生存机会。

虽然对于大环境的变化（比如太阳熄灭了，地磁反转了，行星撞地球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至少可以从小环境的层面去拯救自己。

毕竟死于大环境变化的文明是壮烈的，但死于小环境变化的文明却是滑稽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过程2看成对于过程1所造成的生态效益破坏的修复。

3. 生态文明战略的文化意义

为什么说建构生态文明战略是重振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契机？

因为城乡协同发展中透露出的，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动静平衡关系，本质上来说就是阴阳变化的关系。

城市为文明之动侧，动则为阳；乡村为文明之静侧，静则为阴。

城乡之间的相互演化的平衡使得人类文明能在本身不利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一条长久的生存之道。而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则会让人类文明发展陷入危机。

过于趋于动侧，则会导致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极限反噬，使得人类在小环境的涨落中打出GG。

过于趋于静侧，人类文明则无法从技术层面进步，最终在一次大环境的变化中，也打出GG。

过于动也是死，过于静也是死。而唯有精妙把握二者平衡才是属于我们炎黄子孙独有的生存之道。

而这种阴阳平衡的思想，本身就源自上古时期的易。

神龙负图出洛水，彩凤衔书碧云里。

因命风后演成文，奇门遁甲自此始。

黄帝从河图洛书中得到的智慧，可以说是中华哲学思想的源头。由此发展而来的易，对于后来的儒家思想的兴起也是起了重大的影响。

易是基于天地人的哲学，天人合一本身也就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小一点的是自然环境，大一点的是宇宙环境。易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智慧，恰恰与今天我们在生态文明战略身上，通过一般演化逻辑所推导出的结论暗合。

这对于构建属于中华文明自己的发展理论来说，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

或者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理论创新层面的具现，正是我们用易的哲学高度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发展。

哲学是思想的本源，是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探讨。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哲学跟玄学区分清楚。如果一个文明的发展没有明确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就很难在剧烈的文化交流中保持其主体性。

特别是面对新教伦理主导下的，利用人类低级趣味为主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攻势，我们必须有这样一把锐利的思想武器。

3.1 城市经济学的哲学实质

城市经济学本质来说，其实是一种基于经济增量最大化的思想。

如果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可以找到那个演化出新自由主义的新教伦理。

而新教伦理严格来说，并没有达到所谓哲学的高度。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以赚钱为存在目的”的，极其世俗化的思潮。

在对此进行解构之前，我们要清楚新教伦理的诞生环境。本身这是属于西方社会的一次剧烈的，对于人欲的解放。而背景呢？则是其神权对于人欲长达千年的压制。

在研究西方历史时，我们绝对不能回避一神教对其哲学思想演化的影响。因为上帝在一段时期大量地拿走了人间的财富，这种对于人欲极限的压制，最终才导致了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西式人文主义的大爆发。

正所谓反者道之动。二元对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哲学体系，使得他们很难理解道家思想中所呈现出的，两个看似对立事物之间的此消彼长，相辅相成。

说回新教伦理，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将追求财富的增长视为一种道德层面的追求。

而本质上，这其实是上帝的奴仆们表示不想侍奉这个《十诫》砸我们头上，让我们过苦行僧日子的主了。他们要过自己的潇洒生活，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在新教伦理的指导下，财富的增密就是一种绝对的正确。但凡是阻碍这种过程的，都是迫害自由，迫害人权。

在这种演化逻辑之下，必然会诞生私有产权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认知，也必然会诞生个体对于权力的渴求高于义务的履行。

新教伦理一方面从上帝手中解放了人性，另一方面则替人的欲望彻底地松了绑。由此派生出了《国富论》中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崇。

也许亚当斯密本人并没有想得那么绝对，但这契合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愿景。

因此，创造财富，追求财富变成了新教伦理下至高无上的美德。

这种思想间接造就了上个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大萧条。随后就被凯恩斯的束缚之手给稍稍回正。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对其的全面复辟，新教伦理再一次渗透到西方的经济脉动之上，最终造就了今天其不可逆转的颓势。

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其本土文化遭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多次冲击。而经济的发展先后遵循了苏联和美国的模式，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至今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些源自新教伦理的思想痕迹。

在文化层面，新教伦理带来的必然是个体对整体的绝对叛逆。特别是当个体寻求财富时，他不会在意自己是否损害了整体的利益。

新教伦理将最能获取财富之人视为神一般的存在，让国民对之膜拜，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诸如人民富豪，国民老公这些奇葩的，德不配位的现象。

新教伦理对于文化层面的腐蚀，其经济层面的结果就是分配不均的合理化。

一切以财富收入论英雄，而这个人其德行如何，志向如何，思想深度如何都显得毫不重要。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降维，伦理的破坏，最终转嫁为社会治理成本，即在财富可以维持的条件下，社会能够维持一定的稳态，一旦社会出现系统性的经济问题，则社会稳态瞬间崩塌。

新建伦理对于经济层面的腐蚀，则是派生出了唯GDP增量论的“城市经济学”。而对于生态文明战略下的城乡协同发展，无论其逻辑有多么通顺，但城市经济学家们一定会拿出“经济效益不高”去予以否认。

其口中的经济效益不高涵盖了两个层面的意思：

1）乡村振兴产生的GDP太低

2）投入乡村振兴的成本太高，不如搞城市化来得快

这两个理由晃眼一看很有道理，但毕竟国家建设不是修豆腐渣工程。

我们对此必须扪心自问：作为一个文明的千年大计，到底是当下多快好省有价值，还是持续长久的稳态系统有价值呢？

3.2 新教伦理VS道家思想

新教伦理能不能跟道家思想相提并论，我对此尚有疑虑。毕竟新教伦理从本质上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甚至在西方思想演化的内部也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流派。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西方文化中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分支。其唯物辩证思维跟道家的阴阳平衡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原因，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却成为了一个异类。

我在德国待了十年，对德国社会中一些真正优秀的思想也有所领略。

比如我的忘年交卡尔博士，他就非常推崇毛泽东的书籍，在地下室里珍藏了不少。他对美利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屑，这不是傲慢，而是看傻子的那种哭笑不得。

之前有小伙伴在交流中说城市经济学的逻辑有bug。而我告诉他，这种bug存在的原因，正是其指导思想“新教伦理”自身的缺陷所致。

哲学层面的缺陷会带来底层逻辑的不稳固。因为哲学探讨的是事物运转的基本规律，虽然抽象，但如果能够构建起一个相对合理的哲学模型，那由之派生出的理论思想也会更加经得其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道家思想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其深刻之处就在于充分地考虑了天地人心的动态平衡关系。

而新教伦理考虑的仅仅是财富、技术积累所带来的增量，却忽略其背后可能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埋下了深远的隐患，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后现代美感的竭泽而渔。

其实西方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蚕食其他文明而壮大自身的，反生态的过程。这也是新教伦理在蓝星之上的一次大规模实践。这场实践持续了五百年，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于是乎，新教伦理只能作为一种制造增量的手段/术，而不能作为一个指导文明发展的思想/道。

而由之派生出的城市经济学，作为局部增产的一种手段可行，作为治理天下的大道，不可取。

如今的欧洲也已经开始实践生态化的路径。发展中国家更是对自己的未来该走怎样的道路忧心忡忡。

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那这个共同体到底该有怎么一个共同的点？

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地传教已经将人类分割成东西两个阵营的大前提下，怎样的一个哲学思想，怎样的一个文明的运行逻辑，可以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我想，道可为之。事实上，这种阴阳平衡，动静平衡的文明之道，并非中华一族的演化规律，恰恰是全人类可共同参考的规律。

可以说除了盎撒模式这种新教伦理一作到底的憨劲，全世界的人类已经具备了一个潜在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而当今人类文明在思想层面的碰撞，实质上就是道家思想所代表的的辩证统一，多元共存与新教伦理所衍伸出的二元对立，极化思维的终极对决。

若前者胜，则人类尚有跨越当前文明层级，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而一旦败了，则必然会在三种熵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混乱中走向灭亡。

这是人类在哲学层面的命运。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未来，则中华文明应该扛起生态文明战略这个大旗，告别百年激进，彻底地从西方精神殖民的阴霾中走出来，用生于自身文化土壤的思想武器，去构建一个真正动静平衡的大同天下。

结语：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当今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当今则是千年未有之拐点。

在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中华民族从百年的耻辱中走出，迎头而上。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所以吾辈不应当单单沉沦在新教伦理所构建的，虚幻的，精致利己主义所带来的繁荣之中。更应该打破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枷锁，脚踏实地，面朝星空地，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献上你最深邃的思考！

最后，中华民族王道天下之情怀，必须再重振，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