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的《国家宝藏》中，等了许久的《坤舆万国全图》终于出现了。

这是绘制于明万历年间的一幅世界地图，长近4米，宽近1.7米，图中囊括了世界各大洲的片段信息。中国居于图的最中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各类世界地图，都参考了《坤舆万国全图》的构图模式。

为了讲述这幅地图的由来，张晨光化身明代科学家与好友，有着“泰西儒士”之称的利玛窦上演了故事新编。

在两人演的故事里，利玛窦那一波“妈妈咪呀”，可谓是逗出了新高度：

​https://v.qq.com/x/cover/vwcm6nq3lr3dsnk/y0025h78bb0.html?

因为进贡给皇帝的世界地图里，中国偏处一隅，皇帝很不开心……利玛窦感慨：“妈妈咪呀，我要收拾铺盖走人了……”

在看到大明绘制的世界地图时，利玛窦二叹：“妈妈咪呀，这就是你们绘制的世界地图！”

在得知到一些绝域风俗时，李之藻也忍不住“妈妈咪呀”了……

虽然不知历史上的利玛窦是不是真那么爱讲“妈妈咪呀”，也不知道李之藻会不会说“万得福”，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确实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而中国文人与西方“儒士”的辩论、交流确实成为早期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注脚。

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明末清初是学界通常理解的早期西学东渐的重要阶段。从16世纪末开始，以罗明坚、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走进中国，由此开启了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会通的历史进程。在这中外知识线的第二次接触过程中，中西地理学的交流尤为活跃。

早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就在肇庆成立传教所，通过展示各种西洋器物，吸引时人好异求新的目光。此后，凭借着近代地理大发现以来取得的成果，传教士们为当时的文人学士制作浑天仪、地球仪等地理仪器，与他们交流日蚀、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原理，并通过绘制世界地图向他们展示中国传统舆图所未载的绝域风土。在具体的表述中，利玛窦等人十分关注中国本土地理的知识与表达。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广泛参考了《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筹海图编》等多种中国文献进行知识的本土化处理，由此尽可能地缩小中西知识对话的隔阂。

传教士们的努力，不仅拓宽了一部分晚明士庶学人的知识面，同时也催化着明人传统地理观念的变革。曾在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便折服于西人地理学的详实与严谨，他认为：“共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且就严谨性而言，西人的舆地记述“皆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膺服于西学的杨廷筠亦言：“西国有未经焚却之书籍，有远游穷海之畸人，其所闻见，比世独详。”尽管这些赞许略带夸张之嫌，但基本揭示了西方地理学对于明末一部分士人的冲击。在褒扬泰西舆图与著作之余，更有一些不愿墨守成法的文人致力于借西方舆地知识寻找中西知识谱系的相通之处。

与利玛窦交往甚密的郭子章就较早发现了中西地理典籍的契合点。在《黔草》中，他提出：“利生之图说曰：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而暗与《括地象》、《山海经》合。”虽然，郭子章并未详细给出《山海经》的记述与传教士之言“暗合”的理由，但他立足于宇宙观，揭示了两者的相同点。同时也提示出《山海经》与泰西地理著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的中西会通也非一帆风顺。从南京教案至康熙历狱，基于华夷之辨的卫道意识始终是排斥西方自然科技知识的重要力量。“但患人之不华，华之为夷，不患历之不修，修之无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类似这些针对历法的言说即为例证。而除却历法知识之外，西方地理学知识也被斥为“荒唐惑世”之言。魏浚批判《坤舆万国全图》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谈天衍谓中国居天直八分之一，分为九州，而中国谓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衍矣。”“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这些认知的存在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西地理学的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