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印度的女儿”？

　　如果在贸然间提出这个问题，估计不论是谁都会感到迷惑，但喜欢玩脑筋急转弯的人在思考良久之后则可能得出一个答案：“印尼”。原因很简单，因为尼字跟“妮”字相通，在中国地方方言的语境里，“妮”字很多时候就是父母对女儿的称呼。

　　如果在看了这篇文章后，你屁颠屁颠地跑去跟一个印尼小哥说这个笑话，那即便被对方痛扁一顿也是活该，毕竟将心比心而言，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允许别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另一个国家儿孙。

　　印尼小哥不可以，那印度小哥总可以吧？于是你又屁颠屁颠地跑到印度小哥面前又讲了一遍这个冷笑话。听完你讲的这个笑话，坐在摩托车上的印度小哥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从你头顶上方扔下一份报纸。

　　在随之响起宝莱坞歌舞声中，接连不断跳下摩托车的印度小哥将你团团围住，在整齐划一的舞步中向你深情地吟唱道：“张开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才是‘印度的女儿’”。

　　听了他们的话后，你翻开扔给你的报纸，在报纸上赫然写着一位美国女士的名字：卡玛拉·哈里斯。

　　哈里斯家乡庆贺“印度的女儿”成为美国副总统

　　这个时候你不由得大惊失色：什么？下任美国副总统竟是“印度的女儿”？她跟印度有什么关系？她怎么就成了“印度的女儿”了？她又是一位怎样的女士呢？带着这些疑惑，原本只是想用冷笑话缓解下尴尬的你，会在求知欲的驱动下继续阅读这篇文章以期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

　　缘起

　　1958年，孟买。

　　阳光透过云雾将整座城市染上色彩，不少人都趁着这个天气带着家人出外散心，但站在窗前的P. V. 高普兰（Gopalan）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看着窗外正在嬉闹的几个孩童，忧心仲仲的高普兰似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他并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坐上印度劳动、就业与住房部联合秘书的位置，但这只是针对公务而言，在家务事面前，高普兰跟大多数人并无二样。

　　拉上窗帘将阳光隔绝在外，高普兰转身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后的那名年轻女孩，盯着她的眼睛问道：“你已经想清楚了吗？”

　　女孩的眼神有些许动摇，但很快就迎着高普兰的目光对视过去，说道：“爸爸，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希望您能支持我。”

　　看着那名女孩坚决的神情，高普兰有些无言，房间顿时陷入了沉默。许久之后，高普兰无奈叹了口气，边踱步边念叨：“莎娅玛拉（Shyamala），如果你真的跑到美国去留学，那就只能靠你自己了，虽然四个孩子中你年纪最大，但也才十九岁啊，我怎能放心得下。”

　　说到了这里，高普兰顿了顿，看了眼一言不发的莎娅玛拉。高普兰并不是真的反对自己的女儿外出留学，只是莎娅玛拉突然说出要到美国留学决定，让他有些措不及防，思绪也跟着有些混乱。尽管在当时的印度，出外留学的女学生数量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年轻女性都会早早地嫁作他人为妻，但高普兰并不迂腐，不然他也不会娶了拉嘉（Rajam）为妻，要知道她可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随手拉开旁边的窗帘，高普兰用手遮了遮阳光，刚刚在街上玩耍的几个小孩正牵着他们父母的手准备回家。看着阳光将自己的影子撕扯着印在莎娅玛拉的脚下，高普兰理了理自己的思绪，长吁一口气，笑着说道：“如果你能取得入学资格，那就去吧，其他的不必担心。”

　　(P.V.Gopalan

　　听到高普兰的最后一句话，莎娅玛拉的身体有些颤抖，她知道或许从此刻开始，她的命运已经开始改变了。但随之而来的念头让她的愉悦消散了许多，在真正取得美国的留学资格之前，她需要先完成自己在印度的学业。

　　带着剩余的喜悦，莎娅玛拉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学校——欧文女士学院（Lady Irwin College）。对于自己所就读的这所女性大学，莎娅玛拉一贯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所学院即便放眼全印度也能经得起比较，但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莎娅玛拉又感到十分的枯燥。

　　坐在教室里，莎娅玛拉在纸上无聊地写着“Home Science”然后又用笔圈起来戳了戳。这个专业如果翻译一下，那就是“家政学”，如果说得再简单一点的，莎娅玛拉学的就是“为家庭服务”的一门学科。说穿了，在这所学校里，莎娅玛拉将会被培养成一名取得证书的合格家庭主妇，就算之后能够摆脱这一宿命，只怕也跟其差不太多。

　　但对于一名出身于官宦之家，而且自己母亲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的少女而言，这恰恰是她最为恐惧的事情。每每念及此处，莎娅玛拉的脑子里便会想起太平洋的另一端——一个能够改变她命运的“天堂”。

　　或许莎娅玛拉也不太清楚，此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像暴风骤雨一般洗刷着美国的土地，马尔科姆、马丁·路德·金轮番走上时代的中心，而当她以一名留学生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在大时代背景下她的命运也将会泛起一丝涟漪。

　　1962年，加利佛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留学生——多纳德（Donald·Harris）正面对着众人侃侃而谈，怒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这场由学生组织“非裔美国人协会（Afro American Association）”举行的会议里，刚到美国攻读经济学的多纳德出尽风头，赢得了不少听众的掌声。会议结束后，一名年轻的女孩急忙冲出会议室，将正准备离开的多纳德拦下，说道：“你好，多纳德，我叫莎娅玛拉，来自印度，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些关于殖民地的问题吗？”

　　早在到达美国之后不久，莎娅玛拉便凭借着自己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身份成为了“AAA”协会中的一员，而这次会议刚好她感兴趣也跑来参加了，两人的见面纯属偶然，但又似乎带着一丝必然。

　　或许是被这个突然窜出来的女孩吓到了，多年之后当多纳德回忆起这次初见时，仍怀念自己当时的心跳加速。在人来人往的大学校园里，两个人全神贯注于对方说出的话语，他们的话题也从民权逐渐延展开来，到国家风俗、再到个人的感情，最终多纳德成为了莎娅玛拉认定的爱情。

　　莎娅玛拉与多纳德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猛烈而又带着炙热，年轻的学生将自己热情挥洒在疾声高呼与奔走呼号之中。莎娅玛拉与多纳德的恋情亦在奔腾的社会浪潮中急速升温，很快在1963年便步入了婚姻之中。

　　可惜的是，就像民权运动逐渐走向落幕一般，两个人的婚姻也并未能够在热情之中维持长久，最终在1971年分道扬镳。就像装了加速器一般，莎娅玛拉在时间隧道里快速前进，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莎娅玛拉发现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已离她而去，留给她的只有两个女儿，其中大女儿便是卡玛拉·哈里斯。

　　成为单亲母亲的滋味并不好受，莎娅玛拉不得不在工作跟照顾自己的女儿之间来回奔波。虽然婚姻并不圆满，对于两个女儿莎娅玛拉却是十分重视，把她们看成了自己的全部希望。也正因如此，莎娅玛拉总会不时拉着哈里斯和妹妹的耳朵嘱咐道：“不要让任何人支配你们”，“要独立而自信地活着”。虽然缺少了亲生父亲的关爱，但在母亲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两姐妹却要比很多完整家庭的孩子都要更加坚强。

　　在将自己的半生心血都用在女儿身上之后，莎娅玛拉最终因为癌症而被迫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大女儿哈里斯就坐在身边握着她逐渐失去力气的手。随着视线的逐渐模糊，莎娅玛拉知道自己可能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席卷而来的黑暗之中，当初那名刚刚踏上美国土地的19岁少女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结婚、离婚、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她的命运在决定了离开印度的那一刻便开始发生转变。凭借着自己的倔强与努力，莎娅玛拉在这片陌生的异域上留下了自己的一抹痕迹。

　　在即将堕入黑暗的边缘，莎娅玛拉用尽全身力气睁开双眼，在最后的一丝光明里，她最挂念的、也是最后一次再见的，是继承了她血脉的两个女儿。

　　高潮的印度

　　2020年11月8日，位于印度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图拉瑟德普拉姆（Thulasendrapuram）迎来了一件大喜事。

　　一大清早，村子里便传出了一阵敲锣打鼓声，在众人的注视下，寺庙里的僧侣用牛奶给印度教神祗雕像清洗身体，而后开始虔诚祈祷。孩子们从僧侣的手中接过糖果后，便跑到了寺外的空地聚集。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一名年龄稍大的少年点燃了一挂鞭炮，站在一旁的大人用手里一位女性的照片极力扇开在噼里啪啦声中喷涌出来的呛人烟雾。

　　在不久之前，村民们都收到了消息：在美国的大选中，拜登击败了特朗普，将会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当然，让他们陷入狂喜的并不是拜登这个七十八岁的白发老头，而是高普兰的外孙女、莎娅玛拉的长女、拜登的副手——哈里斯。

　　消息传回村里之后，下到刚会走的小孩，上到八十岁的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哈里斯的照片。老人家一谈起这事便竖着拇指说道：哈里斯的祖父和母亲都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她是我们“村庄的女儿”，在之后不久，她将会成为下一任的美国副总统！

　　鞭炮声停下后，孩子们从大人手里接过了一叠哈里斯的黑白照片，高高举过头顶在路上聚集游走，与他们擦肩而过妇女则带着装满水果的盘子匆匆往村里集合的地点赶去。

　　面对媒体的镜头，容光焕发的村长对着记者说道：“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让村民们十分骄傲，而且当选了美国副总统的还是一位女性，这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就。”

　　对于哈里斯胜利的热情程度，可以说即便是哈里斯在美国最忠实的粉丝也不一定能够比得上此刻的村民。

　　当然，对于美国大选的结果，村民们的表达还比较含蓄，相比较之下印度媒体的兴奋则显得更加狂野，哈里斯先不说，印媒把拜登也当成了自家亲戚，上去就是一顿吹嘘，而且“有理有据”。

　　按照《印度时报》的说法：早在2013年拜登访印的时候，他就曾说过他有个远房亲戚住在孟买；2015年的时候拜登又在华盛顿宣称在孟买也有五个姓“拜登”的，如果再往前去追溯，早在拜登成为参议员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孟买的信件，寄信者也姓拜登，从这封信里，美国的拜登得知他的曾、曾、曾、曾、曾祖父（一共五个“great”加一个“grandfather”）乔治·拜登曾经就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在退休之后就住在了印度，还娶了个印度的老婆。

　　这不巧了吗？大家都是拜登，那应该就是一家人了，不过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印度时报》又在最后加了一个点睛之笔：尚不清楚拜登是不是跟其他五个印度的“拜登”有联系，他没有放到明面上来说。

　　不过拜登再怎么亲近也只是个“远方亲戚“，印媒总不可能说美国总统是“印度的儿子”或者“印度的孙子”，真那样的话估计拜登马上就要跳出来大喊“fake news”。拜登是不行，但哈里斯可以啊！哈里斯她母亲在移民美国前还真是个印度人。

　　于是，在图拉瑟德普拉姆村庄的村民们狂欢的当天，多家印度媒体直接将哈里斯叫作“印度的女儿”，紧扣住哈里斯的印度血脉这一点进行了详细报道，《德干纪事报》的记者甚至找到了哈里斯的舅舅进行了一番采访。

　　一时之间，“印度的女儿”成为了哈里斯的一个代名词，因此当有人宣称“印尼是印度的女儿”的时候，屁股又得要挨一顿揍。当美国副总统的职位与一位带有印度血脉的女性相碰撞时，最为兴奋的不是美国的少数族裔，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印度人民。

　　但实际上，将哈里斯称作“印度的女儿”，不能说八竿子打不着，只能说一竿子横顶整个太平洋，总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在母亲莎娅玛拉去世之后的十一年时间里，哈里斯并没有踏回印度的土地一步，因此将其称作“印度的女儿”，更像是印度的一种自我宣泄，而这种情绪的根源，往上可以追溯到甘地的身上。

　　1931年3月。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甘地身上，等待着他做出决策。在一年之前，为了反抗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甘地带着自己的信徒一路长途跋涉，到海边自己动手煮盐，以一种他历来所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姿态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仅仅三周之后，便为殖民政府所镇压，甘地也于5月被捕入狱。月光透过监狱的狭小窗户披洒在被囚禁者的身上，“非暴力”的理念在日月精华中愈久弥坚，但外面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变，在印度各地相继发生了反英起义，近三万人被捕入狱。

　　现在，甘地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印度的民众是要以一种彻底的暴力将殖民者赶出印度而后建立起一个不再屈从于西方的新印度，还是继续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殖民者自己从印度的土地上撤离？3月5日，甘地跟时任殖民地政府总督的欧文签订协定，英政府同意释放被捕的非暴力政治犯，亦同意给予国大党合法的地位，但前提是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

　　这并不是甘地第一次跟殖民地政府妥协。早在第一次不合作运动期间，乔里乔拉的民众因为不堪压迫而拿起武器准备用武力捍卫尊严的时候，甘地便以一种救道者的姿态站了出来制止革命的发展，国大党紧随其后通过决议停止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

　　当然，这也不会是甘地最后一次跟殖民政府妥协。1942年，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形势，在甘地的呼吁和发动下，“退出印度运动”应运而生，但不久之后国大党的领袖便相继入狱，民间运动在失去核心领导之后开始出现暴力倾向，面对愈来愈多拿起武器的印度民众，甘地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悄然走出监狱，随之登高宣布“退出印度运动”正式停止。

　　我们不妨用一幅形象的场景对此进行比喻：一伙持刀的强盗在闯进了家里之后，将家里的钱财夺取一空，把房子占为己有，原本的屋主人一家成为了强盗的奴仆。家里不服气的年轻人准备拿起板凳把这群强盗赶出自己的家里。这时候，一位老人大喝一声，站了出来，用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神看着他说道：“不能用暴力，我们打不过他们，只要不听他们的话逼他们走就行了。”等到强盗劫掠一空撤退之后，夺回房子的年轻人幡然大悟，领会到了老人家的思想精髓，但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强盗的行为。

　　在印巴分治之后，在尼赫鲁的掌控下，印度对于自己周边的国家开始露出獠牙，从巴基斯坦，到中国，再到不丹，可以说都曾目睹过南亚霸主的“雄风”。

　　将前后两个时期的印度做一个对比，如果说此时的印度就像一只凶猛的野狼的话，那么甘地时期的印度则更像一只试图挣脱项圈的家犬，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对于自己的周边国家印度仍旧十分傲慢，但面对西方时仍保有一种源于“非暴力不合作”时期的屈从性心态，当世第一“民主大国”在第一“民主强国”面前仍旧是保持着一种奴性的瞻仰姿态。

　　这正是今日印度媒体和印度民众会因为哈里斯的胜利而陷入狂喜的原因，因为哈里斯向印度人证明了，即便在当世第一民主强国里，印度人也能混得很出色，他们所鼓吹的并不是哈里斯本身，而是流淌在哈里斯血液里面的那一半印度血脉，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印度作为一个族群在地位上的上限，这也是她获得“印度的女儿”称谓的价值所在，至于此时，哈里斯血液里另一半的牙买加黑人血统已经无关紧要。

　　可虽然印度的媒体与民众对哈里斯的当选报以了极大的热情，但对于哈里斯而言，她的印度血脉，真的那么重要吗？

　　政客哈里斯

　　2003年，旧金山。

　　当地的华人领袖苏锡芬正在纸上写着什么。不久之前，女儿苏荣丽想让他帮自己的好友起一个中文名字，为此，他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对于苏荣丽的那位好友，苏锡芬并不陌生，她正是正在竞选旧金山区域检察官一职的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因为苏荣丽和哈里斯在都是湾区亚裔律师协会的会员，所以两人关系也不错，甚至给哈里斯起中文名这个事也是苏荣丽给出的主意。只不过苏荣丽是华二代，中文不怎么样，就将这件重任交代给了自己的父亲苏锡芬。

　　苏锡芬将写好的纸张折了折后交到了苏荣丽的手里，不久之后，苏荣丽又将纸张交给了哈里斯。翻开手中的纸张，哈里斯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上面的字，最后在一旁苏荣丽的帮助下，勉强读了出来：“贺锦丽”。

　　很快，这三个字便被印成了横幅和手幅，成为了哈里斯竞选的中文名字。走进华人社区后，哈里斯用自己不怎么熟练的中文对着周围的听众进行自我介绍， 在旁看热闹的华人听众则在听到中文的同时， 看到了哈里斯后面印着的“贺锦丽”三个字。

　　对于华人，尤其是一代华人而言，“贺锦丽”三个象形字确实要比一连串字母的“Harris（哈里斯）”、“Nicolas（尼古拉斯）”这类名字更加容易记住，也比“COCO（蔻蔻）”、“Lily（莉莉）”这类名字更加具有文化亲切感，这为哈里斯笼络到了不少华人的选票，在竞选之中助了她一臂之力。

　　但是，选票归选票，事业归事业。按照当地华人后来的说法，虽然不少华人把自己的票投给了“贺锦丽”，但当选的却是“哈里斯”，“贺锦丽”对华人有亲切感，但哈里斯则对华人始终保持着距离，说穿了“贺锦丽”三个字也只不过是她用来粉饰门面的一个工具罢了。

　　对于一名合格的美国政客而言，在民主游戏里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最原始的驱动力，而哈里斯无疑就是个中好手。在2003年的这场竞选里，哈里斯所运用的手段不只是取了个中文名，如果仅仅凭借于此，那她也未必能够赢得胜利。

　　在这场战役中，哈里斯募集了超过62万美元的运作资金，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21万，在这背后威利·布朗为她出了不少的力气。为了帮助哈里斯上位，作为加州屈指可数的政治大佬，威利亲自出马，在自己的富豪圈子里为哈里斯作说客，包括盖蒂家族在内的诸多富豪为哈里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链，这也为她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将时间线拨回到哈里斯刚刚进入加州政治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幕：在镜头之下，哈里斯挽着威利的手两人踱步参加一场酒会。已经结了婚的威利并不吝啬于向媒体展现他的个人魅力，虽然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但在不同的场合里时常挽着不同的情妇，而哈里斯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对于哈里斯而言这却是她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步。

　　对于一个父母都是移民的混血儿而言，哈里斯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是金钱还是名气？都不是，她最缺乏的是进入游戏圈子的途径。在金元政治里，如果能够获得资本集团的青睐，金钱与名望也会随之而来，在给威利当情妇期间，哈里斯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并不是一辆豪车或者在机构挂职的收入，而是她可以开着豪车跟随威利参加加州上层人物的舞会，或者凭借着在机构中所挂的职务混迹在各界名流面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

　　2003年哈里斯竞选旧金山检察官的时候，她与威利早已经分了手，但却仍旧保持着政治盟友的关系，如果用哈里斯自己的话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一次总结，那就是：“我并不欠他什么东西。”说到底，在哈里斯眼里两个人也只是各取所需罢了。对于这样的一个精于算计的美式政客而言，族裔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不过是自己用来搭建政治天梯的工具。

　　可能有些许讽刺，或许哈里斯自己也想不到，比起从小陪伴着自己成长的印度裔母亲，虽然自己那位黑人父亲不怎么负责，遗留给她的黑人基因也让她在美国社会里饱受种族歧视之苦，但在长大之后却成为了哈里斯用来给自己拉选票的悲情工具。

　　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民主党内部竞选的时候，作为全场唯一的一个黑人，哈里斯敢站出来硬怼拜登，抓住拜登在几十年前的一个议案立场动情地说道：“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妹妹跟一户邻居相处，邻居的父母告诉她绝对不能跟我们一起玩耍，因为我们是黑人”。

　　哈里斯当然不是真的对拜登心怀不满，不然她也不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拜登的副手，她只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种族优势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罢了。

　　原本在民主党内最热门的副总统人选是白人女性参议员克洛布彻，不少人都将她看做是拜登的最佳助手，但随着弗洛伊德之死而兴起的“黑命贵”运动，克洛布彻宣布退出拜登的副手名单，哈里斯逆袭而上成为了拜登的参选搭档。面对种族矛盾日益激烈的美国社会，哈里斯能够在政坛上平步青云，这背后除开能力与政治经验之外，她的黑人血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选胜利之后，哈里斯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各类褒奖接踵而来，而其中最为热诚的当属来自母亲故国的赞赏。

　　面对印度媒体和印度民众赋予的“印度的女儿”的称谓，哈里斯一如祖父高普兰一般，站在窗前陷入了沉思。看着窗外嬉闹的白人小孩，哈里斯清楚地知道：比起印度那十多亿没有投票权的民众，现在的美国还是白人说了算，帮助白人资本在印度获得更多的利益才是一名合格的美国政客。比起“印度的女儿”，她更爱着生她、养她的美国。

　　结语

　　19岁那年，莎娅玛拉离开印度前往美国求学。

　　按照正常的流程，她会从大学毕业之后跟大多数印度女性一般，结婚、生子最后在家务之中逐渐老去。在她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她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她的子女的命运。和黑人丈夫离婚之后，莎娅玛拉尽力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抚养长大，让她们成为一个独立而又自主的黑人女性，当然，也是一名印度裔女性。

　　当其中一个女儿哈里斯在美国的大选中成为拜登的副手并取得胜利的时候，莎娅玛拉早已经离开了人世，但这并不妨碍这个消息在印度掀起了一阵高潮，印度的媒体和民众们将哈里斯追捧为“印度的女儿”，把她当做自己国家与族裔的一个英雄，就像数十年前甘地让印度的民众看到了自由的希望一般，哈里斯的成功也让印度看到了自身种族的潜力，还有即将走向甜蜜的美印关系。

　　但他们忽略的是，生长于美式民主社会下的哈里斯，早已经在票选政治中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政客。对于哈里斯而言，现在她所在意的并不是自己的血液中是否流淌着黑人或是印度裔的基因，而是要如何利用这些特性帮助自己获得更大的政治权益，而这也意味着，高举着哈里斯画像而陷入狂欢的印度民众，终将会收获到巨大的失望。

　　失望的根源就在于扎根在美洲土地上的哈里斯所忠诚的终究不是她的族裔，而是她的国籍以及利益。

　　END

　　本文作者：阿究，血钻故事研究员。

　　部分参考文献：

　　1《Prayers of gratitude for election of daughter of India Harris as U.S. VP》,U.S.News; 

　　2《The progressive Indian grandfather who inspired Kamala Harris 》，Los Angeles Times

　　3《Kamala Harris’Grandfather was an Indian Civil Servant Who Helped Refugees in Zambia》,The Better India;

　　4《How Kamala Harris’s Family in India Helped Shape Her Values》,The New York Times;

　　5《How Kamala Harris’s Immigrant Parents Found a Home, and Each Other, in a Black Study Group》,The New York Times;

　　6《See Kamala Harris’ ancestral village in India celebrate her election win》,CNN;

　　7《When Biden spoke of distant relatives living in Mumbai》，Time of India；

　　8《Kamala Harris and Joe Biden Clash on Race and Busing》，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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