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势均力敌的大选之后，美国正进入政治体系中最混乱时刻。特朗普数月前就宣称不会和平移交权力；而在11月大选后，获得高票数支持率，特朗普更坚持指控选票作假，拒绝和平移交政权，虽然世界大部分国家领导人，都已经祝福了拜登正式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见证，美国史上最糟糕的一次政权移交。历史学教授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回顾，历史上美国总统换届面临的各种挑战，从肯尼迪政府的古巴猪湾事件，克林顿政府的索马里事件，以及小布什政府的9·11恐怖袭击，不同个性领导人，都可能面临不同的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成为一个拥有庞大联盟、军事和情报活动遍及全球，以及一触即发核武器的世界强国，即使从11月选举日到1月20日正式就职，只有11周过渡期，也往往显得太长。虽然在冷战早期，美国人修改宪法，将总统的任期限制在八年/两届，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需要加快新旧政府交接。可能的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规模的迅速扩大，这要求新一届政府填补更多的高层职位。

在外交政策方面，白宫的权力和责任交接，常常可以做得更干脆利索和专业，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交接为例，2008年不仅面临迅速恶化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涉及转移三场战争的责任ーー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全世界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追捕。

不幸的是，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时代，很少能一帆风顺，当然也不仅给美国，而且给世界都带来麻烦。原因有三：首先，在任期最后几个月里，总统们仍然想冲刺一把，留点“政绩，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这可能会给继任总统造成了多重问题。其次，如果新旧政府在理念或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就看正在执行任务、通常是无党派的国家安全部门怎么做。最后一点，有时候，当选总统总统，也可能给仍然在位的总统，主动制造麻烦。就像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就俄罗斯是否干预大选问题，给奥巴马政府制造了不少难题。

肯尼迪掉进古巴猪湾事件“大坑”

艾森豪威尔和继任者肯尼迪之间的过渡，是一个典型争政绩的案例，几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他任期最后10个月里，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秘密计划，在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多米尼加，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政权更迭。

在肯尼迪宣誓就职之前，所有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完成。事实上，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理查德 · 尼克松在1960年11月大选中失败，即将离任的政府并没有缩减这些对外策反活动，以给肯尼迪的团队一个重新评估的机会。

相反，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离任之前，没有一项作战能够完成，但仍然加码推进。例如，在肯尼迪就职典礼前一周，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然授权中央情报局，为意图暗杀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 · 特鲁希略的反对派提供武器，肯尼迪只能继承多米尼加的“烂尾工程”; 同时，肯尼迪不得不迅速处理越来越多的古巴流亡者，当时中央情报局正在瓜地马拉训练他们推翻卡斯特罗，最后导致猪湾事件（吉隆滩之战）。

在临近交权日子里，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决定加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干预。1961年1月中旬，苏联扩大向老挝境内的叛乱分子空运军用物资，这让老挝政府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政府急忙派出飞机和飞行员前往支援，甚至鼓励老挝人使用这些飞机拦截苏联飞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苏联飞行员丧生，势必会导致肯尼迪上任第一天就要面临超级大国危机。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拟定的外交政策，做了最危险的示范，但还有其他例子表明，即将离任的总统在选举后做出的决定，为继任者带来天大的烂摊子。

1992年大选输给克林顿后，老布什授权美国对索马里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食品运输队---- 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人道主义行动。在克林顿领导下，这种干预行动的灾难性扩张，导致最后发生美军阵亡“黑鹰坠落”事件。这直接导致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遭受到最大一次军事失利，也是最丢脸的一次军事失利。

小布什错过了遏制本土9·11恐怖袭击

第二种形式的麻烦可能来自那些将要接管总统职位的团队，特别是如果接过接力棒的继任团队失败或干脆拒绝接力棒的话。在冷战期间，六届美国政府不得不移交如何维护美苏争霸的重任，而打击恐怖主义，也跨越了多届美国政府。

2001年小布什上任后，在打击恐怖组织方面就“掉棒”了。虽然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试图让小布什牢记基地组织领袖本 · 拉登的威胁，但是，小布什政府最终还是未能阻止9·11恐怖袭击。事实上，布什团队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讨论怎样打击基地组织时候，犹豫着以及要尽快制造武装无人机打击。虽然最终催生了“捕食者”无人机，但错过了遏制恐怖主义者在本地发起进攻。虽然9·11委员会最终调查认为，布什政府执政头几个月，并没有任何错失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机会，但白宫政权更替，对基地组织的关注暂停，的确影响了美国反恐。

特朗普危险动作太多，伊朗最需要小心

面对后特朗普时代的过渡政策，要考虑到第三个扰乱源，就是特朗普政府不仅在接力棒失误，还主动给奥巴马制造麻烦。特朗普团队甚至没有等到就职日，就开始破坏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特朗普只关心，2016年大选中他是否得益于俄罗斯干涉。

2016年12月，特朗普指定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 · 弗林向俄罗斯发出信号，表示即将上任的政府会对莫斯科的活动持更为善意的看法，这给美国(也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麻烦。要想在外交政策上看到类似的恶作剧，我们回溯1968年的总统竞选。

特朗普的个性和他的总统任期模式表明，美国将面临令人担忧的过渡。落败的特朗普在卸任前，尝试一些危险动作。正如特朗普7月份决定从德国撤出数千军队，以及他在大流行病中发表反华言论所表明的那样，他可能会利用为数不多的执政时间进一步削弱北约，并恶化对华关系。虽然，无论是北约国家的随意撤军，或对中国商品征收大量关税，大多数举措都是可以补救，但特朗普的任性，使重建国际信任的漫长过程变得复杂。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本能表明，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不会启动任何新的海外政权更迭计划。唯一的例外，是特朗普会不会在离任前，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对伊朗政权的憎恨，以及特朗普家族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的亲密关系。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特朗普-拜登的过渡几乎肯定会成为下届政府的雷区。

特朗普的暗箭难防，拜登内外交困

历史上，所有即将上任的政府，新冠三把火怎样烧都很重要，尤其是在面临重大危机或激烈竞选之后。外国领导人，尤其是美国传统盟友的领导人，将鼓励拜登团队尽快推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中最糟糕的一项。

与此同时，特朗普可能会留意拜登和他的过渡团队正在贬低白宫的任何迹象ーー这是特朗普自己在2016年反击俄罗斯干预行为的一个缩影。拜登的团队应该预料到，他们会成为社交媒体的攻击目标，特朗普的盟友将会在国家安全领域含沙射影持续攻击拜登和团队，以显示针对特朗普的阴谋仍在继续。

拜登在过渡期间，面临的挑战是，既要遵循政治传统——特朗普仍然是唯一的在任合法总统，又要发出美国即将重新与世界接触的信号。

对于拜登团队来说，识别和根除特朗普政府的权力滥用，将比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的继任者更具挑战性。特朗普政府至今仍然要打官司，尼克松政府的官员更忠于宪法，许多人甚至成为了福特政府的核心，并帮助美国政府清除了尼克松的污点。在当前的白宫中，在特朗普发布最后一分钟赦免令时，他任命的官员会试图隐藏自己的不当行为证据。

去特朗普化，不会纯粹是一个国内问题。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政府失败后的清理工作可能首次涉及解决外交政策中的政治和金融弊端。(特朗普被弹劾的乌克兰事件只是一个例子。)在过渡期间，应该由联邦公务员、公共利益团体和媒体充分利用现有法律，以及他们能够施加的任何公众压力，尽可能保持特朗普政府记录的完整性。

即使没有特朗普的戏剧性表演，美国总统在11月的交接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焦虑和担忧。长时间的过渡期，加上美国决策精英的大规模更替，传统上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断的根源。出于恶意、贪婪和无知，特朗普已经考验了美国的每一个政治传统。

美国人唯一能寄望，或许是，败选的特朗普，种种不当行为，可能会激励美国人更加努力地修复千疮万孔的民主选举制度。

参考文章：

A Perilous Presidential Handoff  by Foreign Policy ，FALL 2020

艾森/新知与常识

https://mp.weixin.qq.com/s/Jr6TB6kuJBeYbqET7006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