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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边境地带动作连连的印度，又在军队改革上做出了一项大改动。

当地时间10月27日，印度媒体称，印军将设5个战区司令部，总理莫迪已授权国防部创建类似中美两国的战区司令体制。其中，印军北部与西部司令部分别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

改革完成后，五大司令部将由中将或同级别的司令官领导，他们将是现任司令部首长。届时，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将不再拥有作战指挥权，但要为战区司令官调动资源。

此次军改可谓是印度独立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军事变革，为此印度政府专设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 (CDS) General ）的职位，希望能够对积弊重重的印军联合体制进行一次彻底的"洗心革面"。

印度第一任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

印军现有军事指挥体制基本上是在吃英国的老本——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机构构成，保持了20世纪早期的组织模式。主要特点是军政、军令一体，不同军种指挥官缺乏合作指挥机制，战时往往各自为战。尤其是陆军和海军，这两大军种因资格较老，容易拥有过大的战场决定权。

这种组织模式让印度在1962年的中印冲突中吃了大亏，印度的陆军和空军无法做到协同作战，甚至空军都没有任何有效行动，所以印度空军是印军失败的第三号背锅侠，前两号分别是机会主义的尼赫鲁和后勤拉胯的陆军后勤（上图的Logistics和Supplies）

印军车在山地作战中成为了累赘

战后印度痛定思痛，一直想改革这种老旧的指挥体系，但由于积弊已久，军队既得利益群体实力强大，印度始终没能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直到传奇人物——印度第14任总统莫迪上台，情况才发生改观。

莫迪自从2014年上台后，便摸着中国这块石头过河，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优化五年计划机制、打击腐败重拳反腐、推行国企私有化；在经济上提出“印度制造”计划、进行税收制度改革、推行废钞令、修订破产法；在社会方面提出“数字印度”战略、“智慧城市”战略、“创业印度”计划、劳工政策改革、“国家清洁空气五年规划”...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虽然功课没有我国做得好，但基本上都有所进步。

当我国于2015年12月底开始“史上最牛”军改并取得不错的成绩后（在对印冲突中的应对变得更为积极和有效），印度自然不甘落后，于2019年开始进行军事指挥体系的变革，重点就是设置了国防参谋长的职位，然后今年又放出消息，要授权国防部创建类似中国的战区司令体制。

俗话说，印度摸着中国过河，而中国则是摸着美国过河。就拿我军最新一次大改来说，无论是从军事指挥体系还是从战区制上，基本都是在学习美军。

首先是军事指挥体系。

二战前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曾率先展开改革。一方面着手建立联合作战的指挥领导机构，削弱军种内斗的影响，典型的如美英两国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另一方面则逐步设立军政、军令分离机制。

克林顿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

和我军不同，美国的各个军种分别有不同的渊源，参谋和指挥系统也相互独立，这就给美军跨军种协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理论上，作为美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凌驾于各军种之上，有最终的决策权。但实际上，总统毕竟是政治家，除了出身军旅的少数特例之外，大部分对军事的了解非常有限。为此，在二战中，美军于1942年组建了一个跨军种的，统一的参谋机关，这就是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换句话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美军的总参谋部”。

实际上，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我军的总参谋部相比，地位还要更高些。除参联会主席和副主席外，美军的参联会还包括陆军总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总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以及国民警卫局局长，可以说，参联会将美国各军种首长“一网打尽”，这也就确立了参联会凌驾于各兵种之上的特殊地位。

2020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

参联会在美国政府军事咨询机构中的地位，仅次于跨部门协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位高权重，但参联会本身还是参联会的各个成员，都没有直接的指挥权。美军的命令最终是由作为美军总司令的总统下达的。

总统通过国防部将命令下达到各个军种和联合作战司令部，最后的命令由各军种或者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达到具体的部队。换句话说，各军种，各联合作战司令部，以及参联会本身之间形成了美军内部的权力制衡，防止了某一部门独大导致的权力失控。

除了军队指挥体系的变革，美军还设置了战区机制。美军将全球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六大作战区域：分别为印度洋-太平洋战区、欧洲战区、南方战区、中央战区、北方战区、非洲战区。

再加上五大职能司令部，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特种作战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网络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共同构成了美军11个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总结一下就是，美军共有三层作战指挥体系：

第一层是是国家级作战指挥系统，由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构成，主要负责指挥全球性大规模战争及核战争。这一层作战指挥权是总统。

第二层是战区级作战指挥系统，它们通过参联会受领国家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命令，对美军作战部队实施指挥。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共投入4个陆军师、6支航母战斗群、18个空军联队等隶属于不同战区的约42.3万兵力，但这些部队均接受中央司令部的统一指挥。

第三层是战术级作战指挥系统，包括师、旅、营等各级军兵种部队指挥机构，负责对各军兵种部队实施战术控制。比如针对本·拉登的斩首行动「海神之矛」，是由海军上将威廉·麦克雷文指挥，由海军特种作战研究大队（简称海豹六队）执行的。

美军「海神之矛」行动

除了三层指挥体系外，美军在每一层都设置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比如在战略层次的参联会下设联合参谋部，其主要职责，一是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作战部队实施联合战略指导；二是处理各作战司令部的联合作战问题；三是将陆、海、空军部队组成有效的联合部队。

在战役层次，建立战区联合司令部，有时根据需要还可能建立战区下属联合司令部，如，驻韩美军司令部，就是隶属于太平洋总部的一个下属联合司令部，主要负责朝鲜半岛的联合作战。当需要完成特定的、目的有限而又不需要后勤控制的，美军还可能建立联合特遣部队，在任务完成后自行解散。

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建设，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比如美国侵略越南期间，侵越美军司令只能指挥地面部队，而对战术空军部队、参战的战略空军和海军部队，以及驻扎在泰国的空军部队则无权指挥。需要上述单位支援时，则需要向太平洋总部和战略空军总部申请。这个问题直到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后面简称戈尼法案）才解决。

《戈尼法案》对美军指挥链进行了改进，由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直接领导联合作战指挥官；从而越过了各军种主官，之后他们只起到顾问的作用。该法案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该次行动中，美军指挥官陆军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对海军陆战队、陆军、空军和海军部队进行统一指挥，而不需之前和各军种协商。

《戈尼法案》改变了各军种协同的方式。各军种自己通过组织、训练和装备部队以供战斗指挥官（COCOM）调遣使用，军种主官不再对其部队进行作战指挥。这样，就实现了军政（军种建设和管理）、军令（演习和作战）的分离。

这种军政、军令分离的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次，北宋有过，明朝也有过，它的优点很明显，能够节制地方军权，增加了政府对军队的掌控力度；然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制约了军队的战斗力，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北宋和明朝的制度和经济都很发达，军种建设完善且先进，但都同样败给了“落后”的游牧民族军队。

但是到了现代，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武装的“私人性”特征越来越弱，国家性越来越强，甚至出现我们这种“党指挥枪”的军队；同时而军官和士兵的相互熟悉程度在提高军队整体战斗力上的作用越来越弱，反而军事理念、装备水平、各军种协同、指挥官素养等越来越重要。

这里引用“桌面战争”公众号的一张图

现代战争中往往不是单一兵种的对抗，而是海陆空天多军种联合作战，甚至还有电子战、网络战、心理战、情报战等特殊兵种，这时候作战指挥官必须做到对各军种都要熟悉，指挥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要求平时大量的、各军种联合作战的沙盘推演和对抗性军演。这样，作战指挥官的军种属性越来越弱，而对其在多军种联合作战的经验要求越来越高。

在现代战争场景下，不但军政、军令分离的优点加强了，而且其缺点也极大地降低了。军政、军令的分离，不仅能够保障军队进行行之有效的现代建设，还能保障在战时的多军种联合协同作战。毕竟，军队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赢战争。

我国的最新一次军改，也是按照军政、军令分离的思路推行的。

过去我军没有明确地严格区分军政军令体系，客观上容易导致角色不清、责任不明、效率不高、效果不佳。而军改基本上是借鉴了美军做法，即军政军令分离、对军队实行“双线”管理：

军政系统（军种这条线），负责能力建设、专业管理，即按军兵种涉及的专业能力进行军事演练与武器装备研制等。军令系统（战区这条线），平时负责研究制定战术思想和组织各军兵种的联合演习；在战时负责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

军政军令两条线在不同阶段其地位作用是大同的。平时，以军政线为主、军令线为辅；而在战时，两条线对调，由军令系统的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战区内的各军兵种战斗力量，以实现集中统一指挥。这也是我军由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的关键所在。

军改前的七大军区军改后的五大战区

除了军队指挥体系的改革和军区改战区之外，此次军改还变革了军队的编制模式。2017年4月27日，我军宣布18个集团军整编为13个集团军。

由18个集团军改为13个，主要目的就是变革军队编制模式，由传统的“军、师、旅、团”，变成“军、旅、营、连”，军队编制模式的调整，最直接的效果是实现了“火力下放”和“指挥下放”

军迷圈一个段子：炊事班人均标配火箭筒

举个例子，原来像红箭-9、红箭-10这样的远程重型反坦克导弹只保留在集团军一级的炮兵旅中，即使红箭-8这样看似普通的反坦克导弹在解放军传统上也是师级的宝贵火力。而在军改后的合成旅，包括红箭-9这样过去的集团军级火力都已经实现了下放，不仅大大加强了旅一级的火力，也更加增强了合成旅应对不同威胁的能力。

某年训练中集团军炮兵旅反坦克营的红箭-9导弹车存在营连的各种夜视作战装备也一并下发给各个合成营

军队编制模式变革的第二个重要成果，就是实现了营一级的高度组织配合。从团到营，虽然编制小了，但战斗力却大大提高了。

配备东风猛士装甲车的合成步兵营

在过去的解放军部队中，营一级的指挥机关在很多时候却只是一个衔接机构，主要负责团和连之间作战任务的衔接。而军改后，原来由师旅级军事主官才要考虑的步炮坦协同以及后勤补给保障等工作，如今都要合成营的营机关完成，这无疑对解放军的营级军事主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营机关的高度组织配合，是战力倍增的秘诀所在。

合成营的新型防空导弹

军队编制模式变革，直接诞生一大批合成旅及合成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陆战型集团军模式，向多兵种、多军种联合作战方向发展，让解放军战力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

军改后全军重点建设的信息化部队解放军火箭炮旅的强大火力

军改后，我军的训练节奏和强度明显增强了，也更加贴近实战化。一个细节是，在新大纲颁布后，需要身着防弹衣进行考核的科目越来越多了：

这里澄清一个谣言：此前一直有声音质疑解放军在单兵防护装备上的普及率，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我军就为全军解放军步兵配发了可以防护步枪子弹的防弹衣。虽然我军很早以前就普及了防弹衣，但是一直以来，我军的训练大纲在训练科目中都不要求在日常训练中身着防弹衣，这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至此，我们基本完整回顾了美军的军改演进路线，以及我军最新军改的内涵，想必大家已经多少记住到了一些内容，比如军队指挥体系变革、军区改为战区。有心的朋友不难发现，这种体系结构跟企业管理中的“矩阵式”结构非常像。

“矩阵式”结构，常见于以“项目”类型业务为主导的企业中。这种管理结构能将企业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一起，最大化地对外进行业绩输出，常见的“矩阵式”结构如下：

员工入职后，从组织关系上讲，隶属于具体某个部门，日常归该部门经理管理（员工考勤、团建、培训等）。但员工在工作中往往被抽调到具体某个项目上（项目经理从不同部门抽调人员，负责某个项目的“作战”），项目完成后人员解散回归各部门，等待下一个项目。有些公司的矩阵式较为复杂，由“项目”变成了“区域”：

这种“区域”的划分，跟我国军改后的五大战区，是不是非常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管理军队还是管理企业，本质是相通的。

最后，印度的军改还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毕竟印度是一个有着强大战争潜力和对华敌意的区域性大国。虽然我们一直调侃它（印度此前各项改革非常难流于形式最终拖到不了了之），但我们时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发布于 17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