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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改变国家势力控制范围，是强国之间对抗的主要因素。

在春秋早期，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这就限制了每个国家拓展疆土的动力，春秋早期的战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类型。消灭一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自己边上的地都种不完，跟人打仗又能捞到什么好处？

铁器的普及改变了这种态势，打破了原来局势的均衡，让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人口不断增加，之前互相不接触的定居点渐渐开始接触，这个过程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大国齐楚秦晋开始吞并周边的各个小国，战争也变得激烈起来。

二，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战当前，国家内政大有讲究。

商鞅变法。

商鞅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蒙恬开发中国西北，监修万里长城和九州直道。

克服了国内交通闭塞的困境，大大促进了北方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吕氏春秋》。

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 。

范蠡[lǐ] 四策，积谷、双城、精兵、诛心。

经济：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

防守：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

进攻：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审时度势，择机破吴。

软刀子：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三，强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对抗策略十分醒目。

连横合纵，远交近攻。

张仪的连横是防御性的，目的是瓦解合纵的威胁。魏冉的连横是进攻性的，为了削弱魏国的潜在盟友，然后一举攻破大梁。范雎的远交近攻完全是政治产物，而非战略产物，完全是针对魏冉的连横，以扳倒四贵。秦庄襄王的远交近攻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产物，目的在于兼并。秦始皇的连横也是为了兼并。

得蜀即得楚。

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史记

司马错的这一建议，对秦国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说后世几代秦国人，都要感谢司马错的这一建议。秦国有了蜀地以后，进可攻退可守，最差也有个根据地。

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赵破匈奴之战。

战争背景：

李牧按边防需要调整官吏，使适于战备；将地方收入用为军费，改善官兵生活；加强训练，“日习骑射”，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烽火报警、通讯联络设施，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并派出大批谍报人员，深入边外，以及时掌握匈奴动态。在作战上，改变以往敌军来犯即出军迎击战法，采用坚壁自守，示弱避战，养精蓄锐，伺机反击的作战方针。发现匈奴军队，即退入营寨城堡，坚壁清野避免接战。匈奴骑兵既无攻坚兵器及手段，又难掠到牲畜食粮，每次均毫无所获，被迫退去。又经过几年的经营、训练，赵军战斗力大为提高，求战愿望日趋强烈，而匈奴则误认为李牧怯战，益发轻敌。

战前准备：

李牧认为歼灭匈奴机会已经成熟，便于赵悼襄王元年，进行战斗编组，选拔人员，组建一支由各兵种编成的出击兵团。精选战车1300辆，骑兵1.3万人，骁勇步兵5万人，弓弩兵10万人，总兵力约20万人，将其控制于待机地域，并加紧临战前的战斗训练及准备。

战争经过：

李牧准备就绪之后，放出牛羊和牧人，布满山野。匈奴部落小队侵入。李牧即佯装失败，故意丢弃人畜让匈奴抢掠。匈奴单于得到赵军“溃逃”的消息，亲率骑兵约l0万人深入赵境。李牧开始采取守势作战，以车阵从正面迎战，利用战车限制、阻碍和迟滞敌骑行动；以弓弩兵轮番发射；而将骑兵及精锐步兵控制于军阵侧后。当匈奴军冲击受挫时，李牧乘势将控制的机动精锐部队由两翼加入战斗，发动钳形攻势，包围匈奴军于战场。经激烈格斗战后，除单于率少量亲卫部队突围逃走外，进犯的10万骑兵全部被歼。李牧在歼灭匈奴主力后，又乘胜前进，灭褴国(今河北蔚县北)，破东胡(今内蒙古东部)、降林胡(今山西北部)，声威大振。此后10多年，匈奴不敢进扰赵国边境。

《吴子兵法》。

《吴子》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吴子兵法》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

《孙子兵法》。

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军事理论 ，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归纳出战争的原理原则，举凡战前之准备，策略之运用，作战之布署，敌情之研判等，无不详加说明，巨细靡遗，周严完备，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兵家之经典，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而孙子所主张的智、信、仁、勇、严则成为中国军人的“武德”。

田忌赛马——博弈论先河。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孙膑在“田忌赛马”故事中所采用的方法，被视为“博弈论”的最早运用。

博弈论，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博弈论的其他著名案例：囚徒困境、纳什均衡、枪手博弈、最小最大定律、蜈蚣博弈、分蛋糕博弈、 鹰鸽博弈、脏脸博弈、以牙还牙、手表定律等等。窃以为，关于博弈论最通俗易懂的一本书是《游戏设计的100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