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析一个历史人物，千万不能预设立场，这是理性读史的前提性条件。

中国第一次打破阶层固化从至圣先师强调有教无类开始。从夏到春秋早期，君子的涵义是贵族，出身血统决定所在阶层，这一点连贵族也不例外。

贵族内部毕竟还有嫡庶之分，嫡子继承制，贵族出身的庶子大多数为封建等级最低的“士”。从理论分析是由宗法制决定的，实则是为捍卫贵族血统。一个父系与母系皆为贵族的贵族才是贵族，说起来有点绕口。

君子的六艺是贵族的特权，别说那些居住在城外的野人与鄙人，就是国人（有议政权的自由人，为天子或诸侯或卿大夫承担军事义务）也没资格学习六艺。

而孔夫子重新定义了君子这个词汇的概念，衡量标准由血统转向道德，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视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抛弃了血统色彩。这是贵族阶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第一次大变革，不读经典的人很难认识到它的伟大之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周礼与基于周礼的宗法制，孔夫子一生主张恢复周制，重建礼乐秩序，重新实现封建制的大一统。（从孔子试图重新定义君子那一刻起，我把他视为一个持有改良倾向的保守主义者）

我经常把孔夫子跟英国的柏克联系起来对比，两位哲人所生的时代皆是生产力急剧变革的时代。柏克为君主制度辩护，抨击法国大革命（这点使得他经常被批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柏克终其一生都是辉格党人，在英国下院为市民阶层辩护，抨击君主与贵族专制的同时还为北美独立战争的正义性辩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也有类似的行为，但其变革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柏克，这里不作长篇大论。

秦一扫六合之后，中国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君主集权制的大一统（选拔官僚的郡县制），与基于周制的封建大一统截然不同。

再一次强调，不要预设立场。可以这么说，这场长达千年的拉锯战只有两个主角，皇权与门阀贵族。皇权的对立面是门阀，一方想要集权，一方想要分权。

秦二世而亡，旧贵族重新登场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成世家门阀（士族的成型），主张君主专制的法家学说表面上来看很快成为众矢之的。秦以后的皇帝，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称赞法家，原因自己去想。

实际的制度构建过程却非常耐人寻味，皇权为了集权，一直想方设法打压士族门阀（这些门阀的血统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公卿大夫）。汉定鼎天下之后，从权力构建来看，一方面实行世袭封建制，一方面实行郡县制。从伦理来看，儒家的五常与法家的三顺相结合最终形成三纲五常。（这新学说与郡县制的作用一样，为皇权主导的中央集权制度背书）

汉朝皇帝为了应对各地新封的刘姓诸侯与贵族门阀，推出举孝廉。顾名思义，根据人的品德高尚与否来选官，矛头直指跟他争权的家伙们。

由皇帝任命的官员只能依靠皇帝，而诸侯与门阀贵族不同，他们有牢固的经济基础，有地有人有粮有兵。虽然封建宗法制得到某种程度的重建，但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其牢固性与夏商周三代相比，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皇帝对那些无需依附皇权的诸侯与门阀不放心，他要选拔另外一批人来逐渐取代它们。但它们不会束手待毙，举孝廉最后还是沦为徒有其名。经过七国之乱，消灭了一大批诸侯（西汉的七国之乱与西晋的八王之乱最终覆灭了封建制度），汉武帝又通过推恩令逐步瓦解了剩余的诸侯国。

西汉的统治崩溃之后，东汉重建，东汉与西汉不同，它从立国开始就是贵族门阀与刘氏王朝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整个东汉从头到尾都是贵族门阀主导的天下。

东汉末年，由于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平衡被打破，旧的秩序消失。（宦官与外戚争权最终引兵入京）此后的天下表面上看是诸侯混战，细分来看，各个诸侯下面其实还有众多根基深厚的门阀，没有它们的支持，任何诸侯瞬间化作空架子。

即使是新诸侯，比如要恢复汉室的刘皇叔，他在先后取得荆州与益州的地方门阀支持之后才使得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到了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但北方死亡的汉人大多数都是无依无靠的平民以及依附皇权的官僚阶层，士族门阀们割据自保，后来又与胡人结盟，最终形成了北朝。南逃的皇族司马氏在取得江南士族的支持之后建立了偏安的东晋。（南北朝都是士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这就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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