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千叶映

崇拜秦始皇（乃至一切强人）的人通常认为，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实力和强权就是硬道理，道德不过是迂腐书呆子的事情，而“暴君”是一个典型的道德评价。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强权就是一切真理，道德是可有可无的，又何必在乎“暴君”这个评价呢？倒不如大大方方承认：独裁就是好啊！你骂秦始皇是暴君，我看他还做得不够，才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而已，要坑四万个才够暴君的及格线嘛。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秦始皇的行为的确残暴，但残暴不过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比如为了天下苍生不再饱受战乱之苦，再比如修建一些利国利民的大工程等等，为了实现这些大目标，集中权力是必须的。

权力越大，意味着做好事的能力也越大，这是一个常识。但权力是否愿意为你做好事，是否愿意承担公共责任，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里举一个例子，农业社会的朝廷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便是修建水利工程。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郑国渠（公元前246年）、鸿沟（公元前360年）、邗沟（公元前468年开凿）等，其兴建皆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反观大一统时代，虽然官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并没有致力于修建治水和灌溉的水利工程（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倒是不少），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的强盛王朝常常是水利衰败的时期，而大量的水利工程则往往是由民间社会出资兴办的，但官府既出于敛财的需要，又出于对自组织的忌惮和恐惧，因而对这些民间行为多有打击（参考秦晖《“治水社会论”批判》）。强权与做好事之间的关系，也许和很多人想象的刚好相反。许多喜欢讲“丛林法则”、“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没有道德”的老谋深算之人，却在这件事上又突然天真单纯起来，幻想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就必然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认为自己和强权者是同心同德，心心相印的，这种矛盾不禁让人想到德国学者赫尔德所说的“孩童般的复杂心理”。

　　说秦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以战止战”，使天下苍生不再受苦，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逻辑。秦国的战争机器在整个统一过程中对六国的屠杀不论是从规模还是性质来说，都是十分惊人的，而这种战争显然也不是为了让人少受苦，杜牧在《阿房宫赋》就说道：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何况，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并未真正止战，反而招来了一连串更大的战争，也给自己的子孙带来了灭顶之灾。头脑里充满强权逻辑的人不能想象除了武力之外还能有哪种统一方式，认为只有靠自己打下来才是最踏实的，即使打下来的代价无比高昂毫不理性，也对无数靠契约和谈判达成的统一视而不见，这只能说明，暴力具有一种契约和谈判所没有的功能，即它能够满足人们一些平时被压抑的隐秘狂想。

　　尽管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对个人的压抑，但有一个方面是可以让人肆意地抒发野性的，那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沉迷于与强权者实现精神认同的状态，能够让人暂时忘记现实里受压抑，不自由的感觉。这样的人尽管可能在真实生活中一动也不敢动，但照样能够在精神上立刻进入蔑视一切的帝王视角，而这种帝王视角在相当多人看来是“大格局”、“大视野”的表现。把堕落当成理性，甚至是更高的一种道德，这本质上是对森严的道德体系的一种反弹和抵抗，是一个社会的显道德无能包纳一己私欲时人们选择的一种破坏性的代偿机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反感对暴君的崇拜，但我同样不赞同对这种崇拜进行一种纯粹的道德批判，因为对暴君崇拜的背后同样是对自由的渴望，只是他缺乏见识预料到这些。因此，批判的对象首先应该是那种让暴君垄断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的制度和文化，而非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国社会有一种思维倾向是将一切都道德化，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那些头脑比较开明，对西方启蒙理念有好感和认同的人士那里，比如认为对暴君产生羡慕、嫉妒的情绪是不可理喻的，是中了“官本位”的毒。但自由主义不是教人人都去做反暴君的圣人，而是充分包纳和理解每一个人的“小我”和有限性，哪怕是在内心里产生对独裁者的崇拜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的。自由主义的道德是“小人之德”，自由的国家也必定是一个“小人国”，这样的国家不标榜道德却能成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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