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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的贯彻落实商鞅壹赏、壹刑、壹教为主要内容的“三个壹”重要思想。商鞅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三民主义：“辱民、贫民、弱民”，其中“辱民、贫民”最终都是为“弱民”服务的。

商鞅对庶民的胜利

二、战国版“三民主义”的威力---“辱民”篇

“辱民”——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环境里。商鞅主持制定了“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让大家终日相互提防，相互监视，彻底丧失彼此的信任；让每一个人都以打小报告而求自保、求苟活为日常生活方式，整天生活在被监视的恐惧之中。

长此以往，人就会对无恻隐、无道德感到麻木，对自我鄙视习以为常，从而丧失自尊和对自保之外的思考。

在这种生活中，有了官爵和权力就意味着对他人拥有更大的告发权和处置权，民众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近乎宗教狂热的渴盼与崇拜。

这样，当统治者用官爵作为奖赏，要求民众为了落实某项国家行动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闻到血腥味儿的鲨鱼一样追逐上去。

因此《商君书》第二十篇《弱民》写道：“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老百姓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官员；老百姓一旦富了，就不会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

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认为让民众辱、贫、弱是必须的，因为：“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众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民众处于弱势，就会畏惧官员；民众一穷二白，就会很看重政府的赏赐。

很明显，这项措施对于在极端条件下，激发社会活力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更会彻底的释放人性之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头顶随时悬着刑具，而又随时倡导贵爵、尊官、重赏的社会中。为了自保和得赏，每一个人都在像饿狗一样盯着周围任何一点点立功的机会。什么亲人、朋友、邻居，任何感情都是可以被放弃和牺牲的，任何关系都可以被“划清界限”。今天一口井里喝水的邻居，明天就有可能反目成仇。所以，人性到底本善还是本恶，我说都不是，人性先天本混沌，后天什么样的环境，就激发什么样的人性。

商鞅时代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不那么清晰。只能在故纸堆里翻出些诸如：秦人不觉无鼻之丑、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之类的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共和国的头三十年，来大致了解一下一些依靠“层层加码”和“矫枉过正”的政治手腕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是如何把反官僚、反形式的文革被扭曲成“辱民”的。

 上面说到“连坐”，很容易就让人联想起“诛九族”之类的，比如最惨的方孝孺，被诛十族，连学生都一起完蛋。可实际上，连坐的目的并不在于多用刑罚，而是在于实现人人监视人人，造成大家人人自危，不敢随便乱动的局面。

商鞅也就到此为止——无论是告发，还是连坐，即便是诬告，也需要勾勒出具象的行为画面，并且经过一定的程序被证实后才能成罪。理论上说，只要大家不乱动，不要搞那些不法行为，小心一点就过得去。

现代人则把这一套进一步完善了——不仅不要乱动，更不要乱想。即使不乱想，你也随时有罪，而且让你百口莫辩。从主观到客观，都毫无反抗能力。

人，当然不可能天生的完美、永远的正确，而且这也绝非罪过。但是有些人为了对抗消灭官僚思想的社会运动，就把毛主席的浪漫主义给扩大成社会概念：人是可以实现完美的，是能够实现再也不犯错误的。实现不了，那就是自我认识不足，那就是罪过，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让人形成一种精神洁癖。

这种层层加码，矫枉过正的把戏，即使在十八大以后，仍然有人屡试不爽：你要反腐败，我就不作为；你要倡廉洁，我就砍基层福利......总之就是要层层加码，就是要把水搅混。让领袖的每一个正当的要求都在落实的过程中进退失据，还要把黑锅甩到领袖头上。

（汉弗莱是个强大的官僚，高高在上的政务官被随意摆布）

根据这些人创造的新“辱民”理论，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因为大家都有缺点，只要有缺点，你就不是好东西。

于是乎，大家闲来无事就互相检举揭发。父子妻女、同事朋友之间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

人人都彼此暴露污点、丑行，最后大家都不是人。其实你纯不纯洁无所谓，只要你在此过程中顺便写个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留下书面证据存档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大家都有阴暗面被他人所掌握。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随时公布“罪行”而万劫不复，从而造成一种人人惧怕人人，人人受制于组织的局面。

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下一期：战国版“三民主义”的威力---“贫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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