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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对庶民的胜利

一、“民为贼”的认识论

前面我们说了，商鞅思想是基于人性本恶论的。在他的眼里，他的管理对象全是小人，而他则是个完全为了国家强大和大秦一统天下事业奉献一切的“圣人”。

为了国家的强大，或者直接说就是为了秦国王权能够一统天下，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要把秦国每一个有着各色欲望的“小人”庶民改造成像他一样甘愿为国家、王权奉献一切的所谓“圣人”。

时来天地皆同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他的努力，商鞅成功了。

在这里，我要重复一遍，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批判商鞅变法的酷烈和缺乏人道，可以不认同商鞅思想“人性本恶”的理论基点，但是他那种敢于面对多数人的反对，挥洒“少数人的真理”的改革勇气和与时俱进的前瞻智慧，以及他始终紧盯目标，立足实际的务实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并不断警醒自己。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段话放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先进性。

秦国因为有了商鞅，才灭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也才产生了以雄才大略留名青史的始皇帝嬴政。然而恢弘蓬勃、如日中天的大秦，却又其兴也忽，其败也忽，在建立之后的很短时间里又崩塌了。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所有的原因当中，我们都能找到与商君书治国思想的联系。

《商君书》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强盛有一个很简洁的说明：生力、抟力、杀力。这很好理解：就是培育国力，凝聚国力，输出国力。搞好这个循环，国家就能成长为一个具备统一天下能力的强盛大国。

推动这个循环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农战！

为了完美实现这个的循环，自商鞅变法始，秦国也只允许有这两个字。

（不好意思，贴错了~）

（要么去战斗，为国家夺取土地；要么去佣耕，为国家生产财富。）

“只允许”就意味着很多的“不允许”。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有更多的自由，作为老百姓，我们当然不喜欢身边有太多“不允许”。

既然如此，商鞅就毫不犹豫的在思想上把“民”树在了“国”的对立面：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

你儒家的亚圣孟子不是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吗？到了商鞅这儿就是“社稷为重，君次之，民为轻”，甚至“民为贼”----民是国家需要压制、制服、利用的对象。

商鞅思想中的强国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国家服务。也就是说，《商君书》中的“民”，只是国家生产和战争的工具。只有被利用的价值，而没有被关心的必要。

说到这里，商鞅变法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出现了：首先他的改革理论基础符合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在阶级社会中的真理。其次，国家既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那么在当时地主阶级兴起的背景下，商鞅认清了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坚定的做出了选择：打击旧奴隶主阶级，压制平民阶级，集中一切社会资源，把主导当时最先进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士”推上统治者的位置。

（商鞅总理破解了关键的政治哲学问题）

       所以《商君书》里很直白，很露骨地告诉统治者们：要为王吗？要长治久安吗？

       那么“能制天下者，必先制民也”！

       这个“民”，就是地主阶级“士”以外的所有人！

       这跟我们经常听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实在相去甚远。

       的确如此，至少字面上是如此。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两句话原本的意思是相反，但是自汉代以后实质却一样。

       大家可以读一下那本由西汉桓宽记录整理的《盐铁论》，写的是桑弘羊跟一帮儒家学者在辩论民生政策。通过这本书，大家就可以看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中的那个“儒”，其实是在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之后，充分吸收结合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精髓的新儒家。孟子的这句话是基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而董仲舒所倡导的新儒家则是基于“君为重”来解释这句话：

      谁能忽悠住老百姓，谁就有天下。

      还不如商鞅的“社稷为重”！

     如果说商鞅这个法家人物还算真小人的话，那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搞的儒家完全就是伪君子，其实就是官僚文化。为的就是彻底消磨掉先秦以来，民众、士子在春秋战国那个“高山为谷、深水为陵”的跌宕时代所磨炼出的蔑视权贵、不屈从于命运，敢于发问的倔强精神，它和孔孟强调人本文化的儒家根本就是两回事。

二、“利出壹空”的制民之策

怎么“制民”呢？商鞅提出了“利出壹空”的手段。《商君书•农战第三》就写：“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只能从一个渠道获取利益，无论你是要名，还是要利，甚至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料，都只能来自一个渠道，那就是国家、官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棵树是什么树呢？

《商君书•农战第三》继续说“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

这唯一的一棵树就是“农战”。

只要不是为农战服务的，统统都要受到限制或是消灭。全国上下，无时无刻都为“农战”服务，生为“农战”而生，死为“农战”而死。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追求，都必须通过“农战”实现。归根到底一句话，秦国人从此没有你我他。作为整体，你叫秦国；作为个体，你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个人的尊严、欲望、追求，必须统一到为国家、为王权服务上来，否则一律不予考虑。有人说“利出壹空”是管仲首倡的，不是商鞅。这个咱们不深究，反正真正彻底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就是商鞅。

（生命，乃至死亡的意义，都在于实现帝皇的宏愿----秦国人，不，星际战士留言）

这项政策说来残酷，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消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这样做也确有必要，是应该肯定的。它充分体现了商鞅的务实主义精神：统一事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没有统一就没有安定，没有安定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没有统一稳定，生存都成问题，有几个人能像孔老夫子那样，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断粮好几天还饱吹饿唱呢？

只不过，统一是为了求稳定，稳定是为了求发展，发展是为了给天下万民谋福利。秦国做好了第一步，却没做最后一步。到底是没来得及做，还是压根儿不想做，我们无法得知了。毕竟历史和人民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没有给秦国这个时间和机会。

回到商鞅的治国之道上来，在统一的崇高目标下，百姓们要怎样为统一做贡献呢？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对内把思想统一到“农”上来生力，再由国家通过“利出壹空”来抟力，然后对外把思想统一到“战”上来杀力。

那如果思想不统一怎么办呢？

有个把刁民就不老实了：我学点小手艺能糊口；我做点生意能致富；我读点诗词歌赋做个大文豪，大学问家，还可以周游列国；实在不行，我横练一身功夫，做个游侠去劫道，也比在一棵树上吊死强啊！思想不统一，团结就成了问题。怎么才能实现团结呢？我们今天说加强宣传力度，搞统一战线。那商鞅怎么做呢？商鞅的办法是：把不服的打服，让管不了的消失，就实现了团结。

（看，后排的群众多么团结！最终，走在最前排的同志也终究会“被团结”！）

 商鞅为实现他的这个“利出壹空”政策想了很多办法。

《商君书》第十七篇《赏刑》开篇就写：“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这个“圣人”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指孔子，而是法圣，有可能就是指他本人。

赏罚和教育的依据只有一个：“农战”。

“壹赏”，只有一种情况才能得到赏赐：打仗的战斗英雄和种田的劳动模范，其他的事没有赏赐。什么诗书礼乐、文化精英，不仅不赏，还要限制，甚至消灭。

“壹刑”，处罚只有一个理由：一切不利于“农战”的行为、言论，都在刑罚范围之内。倒也痛快！

“壹教”，用唯一的“农战”来作为教育方针，培养农战接班人。教育的内容：消灭敌人，多打粮食。这个“教育”不是我们想象的，找个老师给你宣贯一下，找个模范搞个事迹报告会。

没有的！

这个教育完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间没有任何的议论和宣讲，包括农战本身，都不准议论。为什么要这么做，后面我们会解释到。

为了全面的贯彻落实商鞅总理“三个壹”重要思想。商鞅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三民主义：“辱民、贫民、弱民”，其中“辱民、贫民”最终都是为“弱民”服务的。

（下一期：战国版“三民主义”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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