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表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一五至二二二页，主题是「香港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一国两制」的长篇表述。

全文如下：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

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０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在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

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

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

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

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它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

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

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

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做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做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

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

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

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

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

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它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

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

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在邓小平做了上述谈话后一个月，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他对当时的「美国人」李远哲等人讲了一段话，那天他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李远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时，以「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为主题，告诉他们说：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

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柢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们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要急起直追。

关于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人拿走。看来，只有按「一国两制」的办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

统一祖国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台湾现在尽管在经济上比大陆好，但差距在缩小。差距缩小在下个世纪五十年代会表现得更明显。

那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陆的实力将大大超过台湾。如果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话，按十四五亿人口计算，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六万亿美元。那时大陆的科学肯定比现在强，人才也会比现在多得多。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香港、澳门、台湾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

以上谈话，登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到了第二年，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又注销他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为主题，对日本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的谈话，指出：「『一国两制』是我们的一个新发明，中国存在香港和台湾这样的问题，『一国两制』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又过了一年，一九九０年四月七日，他以「振兴中华民族」为主题，对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

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复以「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为主题，对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谈话，指出：「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

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以上两次谈话，分别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五八、三六二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