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复杂的科学议题，除了精确严谨的逻辑思维之外，也必须对相关事实有专业级广汎而深入的掌握，对观测和实验结果所含的隐性误差和假设有彻底的了解，并且明白专业用语的确实定义，否则外行人想当然尔，要排除自己的主观偏见，进而做出正确的逻辑推论，基本是不可能的。

新冠疫情的起源，正是如此的复杂专业议题。由于疫情影响极度严重，而科学上的研究探讨却仍处于早期阶段，各式各样互相矛盾的说法以及行内专家的主观臆测充斥媒体版面，一般人自然无所适从，不能取得完整的大局观。刚好传染病学史上有一个很类似的案例，在经过许多专家的努力发掘和激烈争辩之后，累积了相当丰富的事实根据，而且没有受到国际地缘政治需要的扭曲左右，依旧花了20多年才盖棺论定。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这段研究的历史；华语世界的读者没有切身的主观成见，就更方便大家客观参考案例中的推理过程。

这个老传染病，就是梅毒（Syphilis），其病原体是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它是一种细菌，但是因为针对感染哺乳类高度优化，省略掉了很多基因，所以无法在寄主细胞外很好地存活，在这个特性上类似病毒。T.pallidum能导致好几种疾病，除了梅毒之外，还包括Yaws（热带肉芽肿）和Bejel（贝耶病），它们不是性病，而是接触传染的皮肤病，流行于赤道非洲；另一类皮肤病Pinta则发生在中美洲。T.pallidum因此可以被归类为四个亚种。

历史记录上第一个梅毒流行疫情，发生在1494年年底，当时法军围攻意大利半岛的Naples王国，双方的部队都以佣兵为主，营区里混杂着商贩和妓女。梅毒从法军（含相当数目来自西班牙的士兵）营地起始，很快一发不可收拾，随即被当地人称为“法国病”。然而梅毒的病例，其实在1493年就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被一位资深的医生记录并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全新的性病。更早一年，哥伦布的船医在加勒比海的岛屿观察到土著普遍有Pinta，然后在回程途中，记录到西班牙籍船员也显现出同样的病症。后世的考古学家，又开挖了许多加勒比海沿岸早于1492年的墓葬，在骨骸和牙齿上一再发现T.pallidum的病征，所以主流历史学家把这些证据点连起来，获得梅毒来自美洲的结论，这被称为“Columbian Theory”。

到了1990年代，学术界开始有了反对意见。其后20多年，异见派学者在希腊、奥地利和英国发现了若干早于1492年的骸骨，也同样具有T.pallidum的病征。再加上梅毒的症状多变，很容易被误诊，尤其是和麻疯类似；而欧洲历史上有些对麻疯疫情的描述，以现代医学的知识来看，反而更像梅毒。传染病史学家把梅毒源自欧洲本土的学说，称为“Pre-Columbian Theory”；它说1494年的疫情爆发于哥伦布囘国后一年，纯属巧合，而各地的医生对其陌生，是因为欧洲的活版印刷术是1440年代才发明的，所以更早的病例往往没有被详细精确地记录和传播。

虽然Pre-Columbian Theory的支持者一直锲而不舍，但却没有说服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这是因为不但他们所列出证据的质和量都不如主流派，论证的逻辑也漏洞百出：首先，梅毒在1494年后的大流行，范围极广、历时甚长，一直到17世纪，法国国王Louis XIV还因为慢性梅毒而成了癞痢头（Syphilitic Alopecia），只好戴假发来遮掩，这是近代欧洲男性贵族戴假发的滥觞。几年后英国国王Charles II同病相怜，于是也引进男用假发，至今仍是英系法庭的标配（参见香港）。如果真如Pre-Columbian Theory所说，传染力极强的梅毒在1494年之前就在欧洲流行，怎么可能在印刷术发明后的50多年间都没有任何记录？1495年前后，几千名在港口城市（亦即有许多水手出入停留的地方）执业的医生怎么会异口同声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疾病？

Pre-Columbian Theory说，早期欧洲的梅毒病例被误诊为其它疾病，特别是麻疯。但是1494年开始的梅毒，毒性极强，短期致死率达到近30%，欧洲既有的类似疾病，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例如麻疯的致死率就低了近一百倍。梅毒在欧洲流行了几十年之后，毒性才慢慢减弱，致死率跟着下降了一个数量级。我以前曾经解释过，流行性传染病的病原体，是在和寄主共同演化，所以随着时间流逝而累积的小突变，一般会使得传染力上升，而致死率下降。17世纪之后已经软化（Mellow）过的梅毒，或许还可能被误认为麻疯；但是15世纪末刚出现时的梅毒毒性极强，如果此前在欧洲传播，怎么会被混肴呢？

其实从1494年版梅毒的传染力和致死率双高的现象，就可以推断T.pallidum在那之前不久，刚刚经过了一个重大的突变，所以现代所谓的梅毒，必然是一个全新的亚种，任何此前的版本，都不是完全相同的疾病。这种重大的突变随机发生的机率很小，一般是被环境变化所压迫，必须跳跃生态，才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像Pre-Columbian Theory所说，梅毒自古就在欧洲流行，那麽千百年都没有发生的突变，在没有明显外因的背景下，刚好在哥伦布的船队引进了美洲版的同种病菌之后，就忽然爆发，这样的巧合实在太极端。反之，美洲版的T.pallidum是为热带环境下肢体赤裸、皮肤经常随机接触而优化的，一旦被带回阴冷的欧洲，传统的传染方式被阻断，在演化上就会有强大的转型压力。

到了21世纪，基因分析成为廉价方便又可靠的演化历史研究工具（亦即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谱系学网络分析），于是就有学者用它来验证梅毒的起源理论。先是在2008年（参见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217670/），证实了现代所有的梅毒病例都来自15世纪的同一个祖先，然后在2016年（参见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7918528）确认了那个祖先源于美洲版的T.pallidum。至此，争论了20多年的梅毒起源问题，终于尘埃落定：欧洲殖民者带给印第安人许多致命的病原体，印第安人的确以直报怨了一次。

同样的逻辑，也完全适用于新冠病毒：从2019年底爆发传染力/致死率双高的疫情，可以推断在那之前不久，刚刚发生一个重大的突变；任何此前的冠状病毒版本，不论是人传人，还是以某种野生动物为中间寄主，都不是和新冠完全相同的疾病。当然，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跳跃物种才像是会引发这类重大突变的演化压力。不论如何，对科学真相的探求，不应该受政治上权宜考虑而影响；如果在公关上必须做误导，也只是针对敌方，知识分子永远都须要对自己保持100%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