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01期

作者：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因原文太长，发布字数有限制，只能分两部分发布。）

编者按

本文从“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等多个角度解构“民粹主义”一词。作者认为，特朗普作为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过程中的保守派，不能被当作“民粹主义”的靶子。这与当前西方学界乃至国内聚焦的“右翼民粹主义”有强烈的分歧。此文不由得引人深思，到底谁更符合民粹主义的定义？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西方知识界的主流一直不认同甚至敌视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价相当普遍，也相当激烈。而对特朗普现象的学术定性，除被边缘化的少量保守主义学者外，主流学者和媒体人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将其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概念被改造成了一个筐，对特朗普的各种负面标签都被装进这个筐里。显然，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 19 世纪以来公认的民粹主义主流有明显的不同。按学界以往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特朗普与之虽有某种相似或交叉之处，但实质上差异甚大，甚至完全对立。于是，大多数学者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欧洲右翼势力一起，称为“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 或 new-populism）。所谓“新”，就新在他们是“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而右翼的主要标志有两个 ：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一是威权主义。所以，特朗普牌号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被加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等修饰词，成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传统的民粹 —威权主义”（traditional populist-authoritarian）。有人索性把排外和威权两者结合起来，视之为“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xenophobic 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还有人直接称其为“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

当代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学者缪勒（Jan-Werner Müller）正确地指出了民粹主义概念完全被滥用的乱象 ：“几乎所有的东西 ：左派和右派、民主和反民主、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都被称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既被视为民主之友，也被视为民主之敌。”然而如我们后面就要指出的，缪勒本人并没有澄清这个概念混乱，而是将混乱进行到底。民粹主义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术界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大体形成了关于民粹主义基本内涵的共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当西方学者将特朗普现象纳入民粹主义范畴的时候，就不得不一方面对特朗普的思想进行曲解，另一方面对民粹主义内涵进行修改。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削足适履，为特朗普量身定做了民粹主义概念。这可以说是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的“猎巫”行动的一部分。

西方知识界的左转与“旋转门效应”

本来，民粹主义一般是反映和表达下层平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以它的主流具有鲜明的左翼进步主义色彩。历史上公认的三大民粹主义运动——19 世纪中期俄国民粹主义运动、19 世纪晚期美国人民党运动和 20 世纪中期以来拉美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都是代表下层平民大众的左翼运动。大体上，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或者与社会主义有某种关联。如果再向前追溯民粹主义的前身，古代希腊城邦民主衰落时期由无原则地取悦于平民大众的煽动家（demagogue）操纵的暴民政治、古罗马共和国晚期追随政治强人的平民派（Populares）和无产者（proletarius）的行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运动，共同构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即左翼底层民众运动的传统，其极端的形式即暴民政治。

但是，自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起，西方学者开始把右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归类为民粹主义，其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民粹主义的右翼特征，鉴于其与历史上典型的民粹主义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将其称为“新民粹主义”。有人甚至干脆认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右翼民粹主义，不存在左翼民粹主义。比如缪勒就明确表示 ：不应当将美国的桑德斯、英国的科尔宾、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归为一类，统统视为民粹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后者才是民粹主义。

缪勒的认识在西方学界具有代表性。即使一些学者承认存在左翼民粹主义，但其关注的重点也在他们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当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有所抬头时，他们如遇到洪水猛兽般恐慌，毫不掩饰其敌意，共谋遏制之策。在这种场合，人们看到的不是学者客观中立的研究，而是如美国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军师谋士。当学者们谈到民粹主义兴起的现象时，往往只列举各国右翼势力的兴起，而激进左翼的兴起，如法国的梅朗雄、希腊的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英国的科尔宾、美国的桑德斯一派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真正威胁西方文明前途的左翼民粹主义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警觉，甚至会得到同情的理解和宽容。

这样，在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坐标大幅度偏移甚至翻转的现象，右翼民粹主义成了民粹主义研究的焦点。其原因在于，数十年来，具体来说，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持续地大幅度地左转，与激进左翼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相当接近，而与右翼保守派的价值立场渐行渐远，直至水火不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普遍与激进左翼产生共鸣。从这种立场看上去，右翼保守派就是一种极端现象，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有人直接站在左翼民粹主义立场上批评右翼民粹主义，结果就是民粹主义者批评对立一方是民粹主义。这就是旋转门效应 ：大幅度左转的知识界将民粹主义帽子戴到右翼保守派的头上，为此，他们不得不修改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是为特朗普量身定做民粹主义的标签。著名政治学家达尔蒙德没有把左翼民粹主义排除在民粹主义之外，但他特意区分了“好的民粹主义”（good populism）和“坏的民粹主义”（bad populism），这个“坏的民粹主义”标签是专门为右翼量身定做的，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得到豁免。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校正评判民粹主义的坐标，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现象的实质。

校准民粹主义的坐标

民粹主义问题上的旋转门效应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西方社会在整体上迅速左转，拥抱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已经具有明显的民粹化倾向。有关内容笔者在《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和民粹化民主》一文中有详尽的阐述，该文确定了判断民粹主义的基本标准，本文是该文基本观点在特朗普现象上的运用。这里不再赘述相关内容，但需要对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几个要点做一个交代。

当代西方社会由后现代主义价值观驱动的民粹化的具体表现在于 ：（1）平等日益泛化，无止境地追求更多更大的平等，走向激进的平等主义。由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走向结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2）个体主义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个人权利不断泛化，突破边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从而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3）民主由大众民主走向民粹化民主，追求大众无节制的平等参与，由公民权利的平等走向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权力的平等分享，特别是不同身份群体按其人数比例平等分享权力。（4）由政治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推进到多元文化主义。由对多元文化的承认、宽容和尊重走向追求无限的多元化，直至将一些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光环，设置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赋予其特权。为追求多元化而不惜损害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民族认同，牺牲作为社会根基的主流文化传统、国家主权和利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样，就形成了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即 ：（1）越平等越好 ；（2）越自由越好 ；（3）越民主越好 ；（4）越多元越好。诚然，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这些现代价值，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但它们都有特定的内涵，也都有其界限。将其内涵做泛化的解释，不承认其界限，在西方国家的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都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的基础上，还不顾条件和后果，以激进的方式无止境地推动其突破适当的界限，这就走向了民粹主义。

那么，在当代西方，什么才是民粹主义的要求呢？（1）仍然要求或推动社会更多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义甚至弱势者的特权，从而使社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并严重伤害经典的自由和人权 ；（2）要求和推动更多的自由，特别在个人生活和个性表现领域，鼓励突破传统禁忌、习惯和信仰，损害人类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人生活的放纵 ；（3）要求和推动更多的民主，不在乎牺牲民主的质量和效率 ；（4）要求、推动激进的社会多元化，特别是种族或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贬低和损害传统的主流文化，无原则地推崇各少数族群、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甚至将其神圣化。

一般说来，提出这些民粹主义要求的属于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同时，它们也属于后现代主义者。政治文化专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区分了传统的、经典的经济议题上的左派和按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标准区分的文化议题上的左派。文化议题上的左派其实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物质主义者”，这些人一般是特朗普一派的对立一方

这些激进左派、进步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者批评特朗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 ：（激进的）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个人生活方式上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个人选择的自由”）；民粹式的激进民主主义 ；（准）无政府主义（对秩序、国家和权威的解构）；（非 / 反宗教的）世俗主义（针对本土主流宗教）；无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本土文化的虚无主义）；理想化的世界主义（全球意识或全球主义，反民族主义）；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 ；（原教旨式的）激进生态主义。

在激进左派那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等，都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说，都被激进左派进行了改造。而对全球化、和平、环保这些当代进步趋势，在他们那里都采取了脱离现实的激进态度。这样，当他们批评特朗普反对这些价值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以为特朗普反对的是这些价值的传统含义或这些进步趋势本身。只有认清这些左派已经有多“左”，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批评的含义，也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将特朗普归类为民粹主义。

在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是大众民主走向衰败的综合症。西方民主在走向民粹化，这是社会的大趋势。西方知识界的主流是这个趋势的顺应者、推动者。相应地，民粹主义已经成了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各界精英的共识或无意识。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批判民主的种种弊端，其结论往往是要更多的平等、更广泛深入参与的民主。缪勒正确地指出 ：“当今民主的最大危险是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堕落的民主形式，许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即让人民来统治）。”不过，一般说来，这种对民主的理想化追求主要是左派的行为，右派不但不热心于扩大民主，反而由于其自由优先的

立场而对扩大民主持怀疑的态度。可奇怪的是，缪勒在这里指的却不是激进左翼，而是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

其实，按民粹主义概念的本来含义，也就是思想史上的传统定义，左派具有天然的民粹主义倾向，其意识形态内置了民粹主义的基因。激进左派往往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而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如果存在的话，它们与民粹主义也只有部分的相似性或有限的交叉，属于非典型性民粹主义。如果不能把握民粹主义的实质特征，以这种有限的相似性来判定民粹主义，就会导致民粹主义内涵的无限扩大，以至于分不清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甚至将纳粹主义也归为民粹主义的一个类型。不过，将特朗普现象归为民粹主义还不完全是出于这种概念混乱，这种做法大多出于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偏见。知识精英在不自觉地向左大幅度偏移，拥抱后现代主义文化，但仍然自以为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在他们心目中，特朗普属于非常另类的政客、局外人，令他们非常反感，而他的支持者则是一群无教养、粗野、充满偏见和易受煽动的下层民众，与他们这些精英在气质上格格不入，甚至连传统右派或建制派的精英也难以接受他们，于是，便很方便地将其归类为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价值偏好及其所锚定的民众

有的学者完全不承认民粹主义具有稳定的、普遍的价值偏好，比如保罗·塔格特就明确提出，民粹主义是“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缺乏能为之献身的价值”，“缺乏普遍性的核心价值”。否定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偏好，这违背基本常识。作为与其他政治思潮并立的一种政治思潮，必然有其固有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必然有其特殊的价值偏好。它不但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组合，也有特定的价值排序（核心价值或优先价值与其他价值的主次轻重），由此构成一种思潮可辨识的特征。民粹主义亦不例外。

有学者试图窄化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称其为一种“薄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或“薄中心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意为它不是一套完整的涉及社会各方面基本问题的价值体系，而是在有限的领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其理论的核心是反精英主义和反多元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厚的意识形态（thick ideology）相比，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薄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是价值空心化，也不可能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

学者们常谈到，民粹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诉诸人民或人民崇拜。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民粹主义当然崇拜人民，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然而，自古典时代起，人民概念就有两种基本内涵 ：一是指公民或国民的共同体，包括贵族与平民、精英与大众 ；一是指共同体中的下层，即平民或普通大众，或其中的某一部分。民粹主义之“民”指的是后者。所以，“平民主义”这一译名才更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记住这一概念的构词基础，即“平民”，不能离开这一概念的原本含义随意解释。当民粹主义者高扬人民的时候，它与健康的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所说的人民特指与精英对立的平民，或人民的下层，或人民下层中的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不同时代和场合，平民有不同所指，但他们总是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所以，民粹主义不是一般的人民崇拜，而是平民崇拜，是将人民中的下层或弱势群体作为人民的代表或精华，并将

其作为道德典范、道德判准。这样，它就将弱势群体推向了具有道德优势的高位。

这样一种立场决定了，民粹主义不是价值空心化，而是激进或极端的左倾，在当代美国社会，它的基本价值立场就是拥抱激进社会主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左翼平权主义。特朗普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属于保守主义，从他所维护的政治法律制度到推行的内外政策，从坚守的思想信仰到提倡的生活方式，都符合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在美国，正是保守主义，无论是经济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还是基督教保守主义，都是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或天敌，是对抗民粹主义的主要堡垒。

具体来说，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是哪类民众呢？或为哪类群体所拥抱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糊涂认识。传统上，人们将蓝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视为社会底层，认为他们最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大多数民粹主义也的确如此。但在当代美国社会，我们需要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做一些调整。

如果按经济收入的标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或他为之表达诉求的群体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共和党初选时，特朗普的选民年收入的中位线为 7.2 万美元，高过美国平均水平，高于希拉里、桑德斯、克鲁兹的选民。按经济地位、所受教育水平来衡量，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在社会的中层和中下层相对较多。大多数经济状况最差（年收入不足 5 万美元）的人群在大选中投票给了希拉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下，出现了大量的不劳动者、依赖福利为生者。这些人大多也将票投给了希拉里。不工作、只享受福利的人，大多属于社会的寄生者阶层，没有为社会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将民主拉向民粹的方向，构成民主制度的败坏性因素。

当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已经成了许诺福利的竞赛。而特朗普并不允诺福利，他允诺工作。他表达的是那些需要工作的人而不是依赖福利的人的诉求。当他执政两年以后，女性、拉丁裔、黑人的失业率不断下降，达到数十年来的最低。而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也得到明显提高。对此，特朗普一再表达对此成绩的喜悦和自豪。不工作而依赖国家福利的人和需要工作从而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的人，哪种人更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呢？

除此之外，对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和价值诉求的分析，还要考虑文化维度。这也是当代社会的新现象。传统上，人们主要依据单一的经济标准来区分社会阶层。如前所述，按这个标准，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收入最低的和依赖国家福利为生的人。但在今天，确定民粹主义的民众基础还需要引进新的标准，即文化标准或价值观标准。具体说来，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标准衡量的文化上的各类弱势群体并需要受到特别关照者，亦即“政治正确”所保护的文化群体，成为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了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m）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这是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到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转变的一部分。前者赋予经济和人身安全价值以最高优先地位，后者将与人的解放、自我表现、生活质量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赋予最高优先级。在价值排序上，后物质主义者更强调个人的解放、自我表现、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自由选择、以精神品质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环境、更多的参与、更大的宽容（性别、种族、宗教、性取向、生活方式等），等等。相应地，他们降低了物质收入与需要、社会秩序与安全、家庭、宗教、国家与国防的价值。他们关注的政治议题包括 ：环境、种族、移民、少数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权利、妇女权利和地位、性别角色与性道德（LGBTQ、离婚、婚外性行为等）、个人选择自由和个人生活方式（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公众参与（权力的分配，公共领域、企业和 NGO 的参与）、和平、全球化等。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它引发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文化变迁，即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伴随文化的变迁，西方社会出现了以价值观为坐标的新的社会分化，出现了新的政治议题、新政党和“新政治”（new politics），即出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向价

值观政治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当我们分析西方社会的政治分化时，就出现了两条轴线 ：一条是水平方向的，亦即传统的按经济状况划分的轴线 ；另一条是垂直方向的，亦即按新的价值观的归属划分的轴线。传统政治的焦点是经济问题，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等。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社会划分。

按照这个新的维度，就出现了新的属于后现代社会“新政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当代美国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文化上的弱势群体，是传统社会的各种边缘群体，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走到历史前台，提出各种文化要求的群体。

当然，并非这些群体的个体在整体上都属于弱势群体，而是这些群体分别在特定的政治议题上属于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在新政治下提出新的变革要求、改变自身地位要求的那些人。比如在性别议题上的女性，在性取向议题上的 LGBTQ，在宗教议题上的少数宗教信众，在移民议题上的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政治上属于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属于中上层人士，在社会各界属于成功人士，但他们在文化上可能属于弱势群体或少数和边缘群体的一员。于是，在“新政治”中，他们仍然以文化上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当然，这些人并非都是民粹主义者，但很容易倾向于民粹主义。而无原则地取悦于这些人，超出合理的限度，甚至将这些人的要求作为道德判断标准，就具有了民粹主义特征。

在这个文化变迁中仍然持物质主义（或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人，在向后物质主义转变中受到冲击的群体，往往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传统上一直支持民主党的大批蓝领工人转向支持特朗普，与特朗普表达的观念更多属于物质主义或现代主义有关。他们拒绝前述“越……越好”的四项原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传统价值和秩序的捍卫者。这个传统是基督教传统，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在这些新的政治议程或文化冲突中，白人、男人、基督徒、蓝领属于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的主流，也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在“新政治”下，他们是被新社会运动控诉的对象。女权运动攻击他们（男人）的男权主义，LGBT 攻击他们（主流或常规性取向）性歧视，少数族裔攻击他们（白人）种族歧视，外来移民攻击他们（本土居民）排外，少数或外来非主流宗教攻击他们（基督徒）宗教歧视，环保主义者把他们（制造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工作视为危害环境的破坏活动，和平主义者视他们（爱国者）为好战分子……

面对数十年汹涌而来的后现代的新潮流，他们处于被审判的道德劣势地位。他们发现，他们的性别和性取向成为他们犯错的根源，他们的肤色成了原罪的标记，他们的职业受到打压和歧视，他们传统的信仰必须保持谦卑，他们坚守的价值观具有了负面形象，他们必须贬损自己的文化、赞赏别人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备受指责，他们传统的语言习惯必须改变，他们的祖先罪恶累累并被要求为其祖先赎罪……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各种外来者理直气壮地“插队”在他们前面，他们沦落为“本土异乡人”，处境越来越艰难。

人们对这些人可以有各种价值判断。你可以赞赏后现代的潮流，认为对这些人的审判与清算还不够，但却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民粹主义者。他们不是民粹主义所锚定的人群，不是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是被动守成的一方，是保守主义者，而主动进攻的一方是与他们对立的文化造反派，这些造反派才是民粹主义所锚定的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民粹主义如何反精英、反建制

反精英、反建制，这几乎是民粹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民粹主义本来就是作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的反义词或对立面出现的。由于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社会底层，当他们动员起来的时候，产生对精英和由精英所主导的秩序的仇恨是很自然的，而他们的动员方式与秩序追求也天然具有破坏现存秩序的倾向。如果底层民众是在健康的民主制度的组织和结构的框架之内动员起来，民粹主义的冲动往往表现为阵发性的有限溢出效应，对精英和体制造成的冲击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结构框架，或这种组织和结构已经不能整合下层民众，民粹主义会形成能量巨大的社会运动，冲垮精英的统治和他们所主导的秩序。这意味着，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底层社会运动，它本身即与定型的组织、体制和结构相冲突，具有非结构化、不定型的特点。民粹主义者即使获得政权，也往往以波浪式的运动方式执政，难以长期稳定地按固定的体制轨道运行。

特朗普来自体制之外，没有受到过体制的规训。他以政治素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并在竞选中恣意抨击建制派精英（包括本党的建制派精英）的腐败、无能甚至出卖国家，猛烈攻击华盛顿，提出“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也受到精英阶层的普遍抵制。这似乎坐实了他属于民粹主义者的身份。无疑，特朗普的这些表现，都容易让人将他与民粹主义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凭这点就认定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是不够的。就如缪勒所指出的，“如果将抨击当下的精英就视为民粹主义的全部，那么，在美国，事实上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毕竟，所有人都‘反对华盛顿’”。的确，在美国的竞选活动中，候选人抨击精英，反对华盛顿，几乎是规定动作。尤其是在野的候选人，普遍以此表达不满，动员民众。

尽管如此，反精英毕竟是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在于，民粹主义是在什么意义上反精英的？特朗普的反精英与其是否有一致性？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他们并非一般地反精英，而是反对“精英－大众”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也就是精英处于优越的主导地位，享有引领大众、控制大众的特权的制度安排。所谓建制派精英，就是执行制度赋予他们引领和控制大众的使命的人物。不澄清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民粹主义运动是精英发动和领导的，但却打起了反精英的旗帜。他们反对哪些精英是有选择的，但反对“精英－大众”的结构秩序却是普遍的。加入民粹主义运动的精英也是反对这种结构秩序的。

特朗普抨击当下的精英，特别是建制派精英，但他并不反对“精英－大众”的结构秩序。相反，作为保守主义者或右翼势力的代表，他的执政重视权威与秩序，维护具有明显抑制民粹冲动内涵的美国宪法的权威，维护传统的代表制和宪政民主的价值，所以，他是“精英－大众”秩序的维护者。而特朗普的反对者中的激进左派才是这一秩序的颠覆者。他们热衷于推动社会经济秩序的扁平化 ；企图超越政治权利的平等，追求每个公民政治影响力的平等 ；推动身份政治和按不同身份所占人数比例分享权力 ；积极扩大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直接参与 ；强化媒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等。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发达社会的民主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精英日益被边缘化。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随着向后物质主义文化的演变，传统的“精英主导”（elite-directed）型政治参与已经转变为“挑战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政治参与。精英成为追随者、民意的木偶。这种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相互激荡、水涨船高的。

特朗普一派人反对的是当下的精英，或与其形成了对立关系，但他们维护精英与民众之间大体平衡的社会秩序、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并不主张排斥精英的大众民主，更不热衷于推动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在大众与精英的平衡博弈中，他们更倾向于精英一边。这使他们成为一支遏制民主走向极端（民粹化）的力量。

制定美国宪法的那批先贤对底层大众的直接参与及对政治的支配怀着恐惧，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设置了层层障碍，来实现精英对大众的制约与平衡。不过，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这些制衡设施大多已被冲破，大众民主时代早已来临。在这种情况下，是维护宪法最后仅存的一些制约

机制，还是将其进一步拆除，这成为美国两派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都知道，左派是后者，保守派是前者。哪一派更容易走向民粹主义，是非常清楚的。

看起来各界精英大多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这成为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的重要证据。在美 国，精英们在政治上分为左右两派，每一派都会受到另一派精英的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但像特朗普这样遭到左右精英阶层的普遍敌视，应该如何解释呢？诚然，美国的精英集团大多属于左派，但为什么许多右翼建制派精英也反对他呢？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特朗普一派被左右派精英联手阻击的主要因素，是超出于传统左右之分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即特朗普一派基本上持现代主义或物质主义价值观，而精英集团则比较多地持后现代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实质上并非一般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关系，而是恰巧当前的精英大多已经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后现代主义者 ；而特朗普的追随者，特别是蓝领阶层，大多是物质主义者，属于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最少的群体。于是两者形成了对立关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集中地体现在美国社会近些年形成的“政治正确”原则之中，而精英们最反感特朗普的恰是他不断挑战“政治正确”的言行。

不看到这个现实，就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在向后现代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是，精英与最下层结盟，后现代与前现代合流。如前所述，精英与两种意义上的下层或弱势群体合流。由于精英较民众有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因而更多地同情经济意义上的底层（低收者和依赖福利为生者）和文化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包括各种边缘群体）。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即属于文化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民粹派从来都由精英领导，不过，19 世纪的民粹派是少量受特定意识形态（主要是左派或社会主义）驱动的左派精英与底层民众的结合，但像今天这样，精英阶层的大部分与社会底层合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

保守派的精英大多也拒绝特朗普，甚至出现“never Trump”运动，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证明特朗普是与精英对立的民粹主义者。但是，这些建制派的精英由于其政治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长期在体制内生活，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后现代观念的熏陶，被后现代潮流所裹挟，也就是说，程度不同地“自由化”了，属于自由化的保守派。他们虽然号称保守派，但已经不能承担起抵制美国日益左倾民粹化的使命。保守主义者所保守的价值，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的，它所抵制的文化变革，也随时代变化而有不同的内容。特朗普属于西方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时期的保守主义。他保守的是现代主义的价值，怀疑和拒绝以激进的方式向后现代的突进，于是与“自由化”了的保守派精英发生了冲突。

在特朗普执政后，经济上的保守派（维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和政治上的保守派（支持小政府、维护基本人权与自由）精英发现特朗普以坚决的态度和大胆的手段，实现了他们多年没有实现的计划（如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政府监管），而文化上的保守派（尊重欧洲裔白人基督教传统、抵制多元文化主义）精英也发现特朗普是他们的同路人。所以，在特朗普执政后，保守派精英缓解和改善了与特朗普的关系。特别是经过 2018 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党，特朗普也接过了保守派的大旗。反对特朗普的保守派精英或者被边缘化，或者站在了特朗普的旗下。

所以，特朗普虽然向草根阶层寻求支持，表达了他们的呼声，但他领导的并不是在“精英－大众”结构中的底层反抗精英、试图打碎这个结构的民粹主义运动。他抨击体制内的精英（建制派），但并未破坏使精英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结构。如前所述，在当代美国社会，精英的主流与底层民众是盟友，精英阶层本身已成为推动美国走向民粹化的重要力量。而特朗普领导的运动不是底层对精英的反抗，而是中层或中低层民众在底层和精英的夹击中突围。

民粹主义与多元主义

反对多元主义成为当代“新（或右翼）民粹主义”的通用标签，也是特朗普备受诟病的一点。应该指出，这是一个新标签，在民粹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反对多元主义很少像今天这样，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关键特征。多元主义概念具有多层次的内涵，笼统地说反对或支持多元主义很容易产生误解。我们需要清楚，特朗普反对的是什么类型的多元主义。

大体来说，人们在使用多元主义概念时，分别指三种思想体系。第一种可称为政治多元主义（Pluralism）。即由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多党制、媒体独立、政教分离、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架构和法律秩序。第二种一般表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同时它又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认各种文化相互批评与竞争的权利。第三种是由文化多元主义发展出来的一种极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

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并不反对前两种多元主义，相反，作为保守主义者，他们是这两种多元主义的积极维护者。因为这两者在西方历史悠久，根基深厚，是自由与民主的自然衍生物，属于基督教文明传统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的是最近几十年才在西方流行的第三种多元主义，即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也是一种后现代现象。大致说来，我们可以将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界限看作特朗普一派与其反对者的界限。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看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是基督教文明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行为，它是美国文明的败坏性因素，使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特朗普一派人出于对美国传统文化的珍重和对美国文明的自信，反对和抵制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

特朗普的批评者以多元文化主义冒充多元主义，混淆了特朗普对不同类型的多元主义的态度。无论对多元文化主义做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价，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是保守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对头，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矛头也恰恰指向文化保守主义

者。其实，民粹主义者关心文化上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其社会基础是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精英和各种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这些人更容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拥趸。反过来说，多元文化主义者才容易成为民粹主义者，两者的社会基础大体上是重合的。

关于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有影响，涉及民粹主义对人民的理解。这方面，缪勒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缪勒认为，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主义，主要表现是将人民视为道德化的、同质的共同体，同时垄断对人民的代表权，唯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不拥护他们的，就不

是真正的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这是识别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缪勒之所以将右翼而非左翼视为民粹主义的典型，其理由在于，只有右翼才宣称自己是“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缪勒排除了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本质特征的种种表述，但他这样来概括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也难以成立。

首先，垄断对人民的代表权的说法比较含混。如果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垄断对人民的代表权，将其他政治竞争者非法化，那就是假民主或威权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政治竞争的各方竞争人民的代表权，作为一种政治宣示，则是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缪勒正确地看

到了“所有人都反华盛顿”，但却有意忽略了“所有人都声称代表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竞争，可以说争的就是人民的代表权。几乎每一个竞争国家权力的政治党派（至少是主流党派）都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对方则不是。这个做法怎么就成了识别民粹主义的标签呢？

其次，所谓将人民道德化、同质化，否定人民内部的多元结构，这一点恐怕并不适用于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这里的人民，既包含了政治身份，也包含了文化身份。对人民政治身份的同质化的理解，是将某一个阶级或团体视为人民本身，不承认其他阶级和团体为人民。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它主张集体主义，赞颂人民，并把人民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 ；认为权力应该由多数人来掌握，指责过分顺从少数人所要求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这里所说的，即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人民，人民内部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我们熟悉这种从卢梭一脉传承下来

的人民概念，但这显然不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所认同的。如上所述，他们不是政治上多元主义的反对者，而是维护者。

对人民的文化身份的同质化理解，是将某一特定文化身份视为人民，将其他文化身份排除在外。但如前所述，特朗普并不否定文化多元主义，他接受美国公民中多元文化的现实，只是对刻意制造文化差异、推崇异质性的少数群体文化的做法予以遏止，以维护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与对其他文化的宽容并存。问题是，激进左派对这种宽容已经不满意了，他们要的是各种文化的同等价值，甚至弱势文化群体的特权。按他们的多元主义标准，特朗普就成了反多元主义者。换言之，特朗普反对的只是激进左派推动的多元文化主义。这里双方的分歧在于 ：文化的多元化是否有个限度？美国文化应该是个大熔炉，还是一个大拼盘或马赛克？左派批评特朗普的时候，常把界限和程度问题说成是肯定与否定、有与无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左派推动的多元文化主义步步推进，越来越极端。其实在他们所推崇的多元文化主义结构中，倒是容纳了某些文化群体，具有缪勒所说的独断性、同质性特征。他们将自己的身份道德化，垄断真理，垄断人民代表权。传统民粹主义的“纯洁的人民”在今天被“政治正确”所保护的族裔或身份群体所取代。而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由于其身份和立场，处于被动的受攻击地位。他们是传统文化秩序的维护者，是起而抵制和反抗不断进逼的进步主义潮流的文化保守派。许多学者抨击特朗普玩弄身份政治，但历史事实是，身份政治是左派发起的，右派的身份诉求只是在面对左派身份政治进攻面前所做出的反应。连将左右派极端身份政治各打一巴掌的福山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有学者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作为他将人民概念同质化的证据，就更不着边际。人民概念从来与某种边界并存。在古代希腊，它指某种血缘、宗教和政治三合一的共同体 ；在古罗马，则是宗教与政治法律的共同体 ；自现代以来，人民是与民族共同体重合的概念。民族的边界和主权国家的边界即人民的边界。

认定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的学者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承认人民的边界，将对待外来移民的政策与对待国内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的政策混淆起来，把普通的保卫边界的行为偷换为国内的政治问题，由此做出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的判断。提高移民的门槛，对移民选择性接收，阻挡那些拒绝融入本国文化或为本国无力消化的过多的移民，这并不妨碍把本国人民视为多元的共同体。换言之，把本国人民作为多元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开放边界，无选择地接纳移民。其实，文化多元主义者和早期多元文化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本国内部的多元文化问题，这与开放边界增加本国文化的多元性、异质性不是一回事。著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金里卡在谈到少数群体的文化保护问题时就指出 ：“与本国的少数民族和土著民族相比，‘自愿’的移民最不应该要求文化保护。”这就意味着，在民族国家时代，文化政策的内外有别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是正当的。特别是当大量移民迅速涌入，本国主体民族即将成为人口的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遭遇严重危机的时候，限制外来移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实，将人民概念道德化、同质化的，恰恰是左派推动的、由政治正确所保护的身份政治。近几十年兴起的身份政治，将“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崇拜取代了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同情”。它虽然热心于在国家范畴内推动和扩大文化的多元化，但却承认具体文化身份团体内部的同质性，将特定的文化团体道德化。这些身份团体并非独立个体的自愿组合，而是由宗教、种族、性取向等文化身份组合而成，具有文化上的同质性。乔瓦尼·萨托利曾指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并不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主义所要求的是自愿的群体成员身份、交叉歧义的多重归属以及冲突的派别之间的“相互承认”。这些被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彻底地否定了。因为它唤起来的是非自愿的成员身份和相互排斥，而且它所倡导的“承认”，只是对主流社会提出的单方面行为。

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即内含走向一元主义的内在逻辑。因为这种多元文化主张是有选择的、单向度的，即只承认各种少数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特权，牺牲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将其变为弱势文化。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主流文化这一元的衰亡，形成没有主流文化的碎片化局面。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了西方左派不宽容的传统和战斗精神，将其信条原教旨化，奉行越多元越好、异质程度越高越受推崇的原则，将少数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环，设置文化禁忌，即政治正确，压制任何对它的讨论和争议，哪怕是陈述一项为其所不喜欢的客观事实，也是对某个群体的冒犯。这本身即是一元主义的风格，是以一元主义的方式维护多元文化格局，受压制的是主流文化。而在多元文化主义驱动下的身份政治，落脚点为身份群体而非个人，其本身即具有反个人主义精神的整体主义倾向。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无原则的多元主义的庇护、鼓励和扶植下，反现代的文化迅速成长，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很容易坐大，后现代的文化日益瓦解主流文化，从而走向文化的马赛克、冷拼盘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样的结局和乱象，就会使一元主义文化的社会整合方案最终成为容易被人接受的选择。由于创造和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失去了自信和力量，导致最自信、最有进攻性的一元主义才能成为主导文化，从而结束文化多元的状态。

人民概念的民粹化，如前所述，意味着将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底层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神圣化，将其利益和要求作为道德判断标准。对其任何批评和反对意见，都属于政治上的不正确，被严格禁止。我们知道，这正是激进左派的做法。表面看起来，他们推动了人民概念的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不是以个体和由个体的自愿组合的团体为基础的，而是以各个身份团体为基础的，而这种身份团体具有同质化和道德化的特征。正是这种身份政治带来了美国社会的撕裂、人民概念的对立。亨廷顿早就指出，这种做法有意解构美国特性，以亚民族特性取而代之，给亚民族的种族群体和文化群体以特权，鼓励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有意削弱美国人在文化上和信念上的认同，而加强种族的、文化的及其他亚民族的特性。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来解构自己所管理的人民，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

正因为如此，激进左派被保守派称为“退步左派”（regressive left）或“退步自由主义者”（regressive liberals）。虽然他们自以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但他们倡导无限制的文化多元化，认同文化价值的相对主义，甚至容忍像极端伊斯兰主义这样的限制个人权利的意识形态，禁止人们在言论自由限度内的批评和争议，看起来是“进步”的后现代立场，但必然是以退回到前现代为结局。

特朗普所做的，是遏制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潮流，以缓解美国文明面临的危机。他说 ：“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价值观抱有信心，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们？我们是否还有对我们公民的足够的尊重，并为此而保卫我们的边境？面对那些想颠覆和破坏我们的文明的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勇气来守卫我们的文明？”这里表达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忧虑与诉求，与民粹主义不相干。

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

在当下的民粹主义研究中，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被许多学者视为当代“新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如蒂莫西·加顿艾什认为，民粹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没有所谓的‘国际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也许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者，但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

这种判断并不符合民粹主义的历史，在公认的民粹主义思潮那里，民粹主义与排外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种族主义相结合并没有必然性。一些民粹主义运动即使提出某种排外主张，也不是出于种族或民族偏见，也就是说，不是由于种族差别而排外，不是根据种族或民族特征而排外。比如拉美版的民粹主义的排外主张，主要是反对外国资本。这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非种族的动机，是国内反对大资本政策的左倾经济政策的向外延伸，也是制造仇恨、煽动民粹情绪的手段。如果考察当代的民粹主义，外来移民由于属于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反倒常常成为民粹主义主要

的社会基础和主力之一。而由他们推动的民粹主义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全球主义的。如果他们打身份政治的牌，也会有种族主义色彩，但这种种族主义不是本土主体民族的种族主义，而是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这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出现的新动向，即民粹主义从外部得到新鲜血液的

补给。众所周知，拉美国家长期以来是民粹主义的温床，拉美民粹主义的兴盛与其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大量来到美国的拉美移民也将民粹观念带入美国，他们最容易加入民粹主义队伍。

在这里，我们仍然需要确定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坐标。美国激进左派是在什么意义 上将特朗普归结为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的？简单说来，左派进步主义者攻击特朗普，依据 的是全球主义 / 多元文化主义标准，或者是少数族裔的立场（这是“政治正确”的立场）。只要不 符合这个标准，或与这个立场相悖，便被贴上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标签。

无疑，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过时之物，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已经严重衰落了。但直到目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仍然是民族国家，主权国家间的界限还具有首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一个极端。如果说特朗普的言行凸显了民族主义立场的话，那么它也是对美国精英中流行的理想化的全球主义的一种矫正和制衡。

这样，对特朗普的评价，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全球主义 /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 衡问题。我们需要判断，在当代美国，是全球主义 / 多元文化主义过界了，还是民族主义过界了？是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球主义 / 多元文化主义，还是需要保护和复兴民族主义？

特朗普曾在讲话中明确地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结果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抨击。民族主义 成为主流话语的禁忌，这本身就是一个表征，证明全球主义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自私、歧视、排外、好斗的代名词，是有害之物，甚至与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族主义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结果，发达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普遍下降，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移民对美国的认同比较低，这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严重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希望提振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并不意味着走向激进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左派的全球主义（全球意识）是一对相互制约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一方自称爱国者，攻击对方卖国叛国 ；另一方以人类博爱自诩，攻击对方种族主义、排外。公允地说，在民族主义日渐衰落的时代，右派处于守势，只是对日益增强的全球主义趋势和日趋严重的国家认同瓦解的趋向进行抵制而已。两者的分歧并非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而是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适当的平衡点在哪里？具体来说，是保卫边界还是开放边界？是加强边境执法还是废除海关与边境执法局（ICE）？是有选择地接受移民还是无差别地接受移民？是控制移民还是把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当作客人对待，给他们与本国公民同等的福利？是美国利益优先还是为全球利益做出更多的牺牲？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不考虑现实情况，简单地把前者扣上排外的民族主义 / 种族主义的帽子，是政治斗争中滥用标签的行为。

滥用种族主义标签，其实是左翼民粹主义的主要舆论动员手段。当一个标签或口号成为主流话语的靶子，它所标识的事物遭到普遍痛恨或厌弃的时候，政治斗争中的常规方法是将这个标签贴到对手的头上。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使种族主义遭到广泛的厌恶和痛恨，纳粹主义制造的人类灾难也使人们心底怀着深深的恐惧，这样，种族主义就成了方便的标签。掌握话语权、控制舆论工具的一方，会很方便地使用这个标签攻击对手，也很容易成功。

纳粹的种族主义公开宣称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将优等民族统治、征服和淘汰劣等民族作为基本国策，对作为本国国民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进行驱赶或灭绝性屠杀，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而特朗普被视为种族主义的证据，是其改变移民政策，提高进入美国的门槛和标准，对移民进行选择，拒绝非法移民。把特朗普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该是怎样的一个糊涂逻辑？其实特朗普所实行或准备实行的，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的移民政策， 但这不妨碍左派学者将其与纳粹相提并论。我们都知道，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移民国家。特朗普所做的，是在移民带

来一些恐怖活动、犯罪、就业等问题之后，在数十年中涌进数千万移民（其中 2/3 以上是非法进入，目前仍有一千多万非法移民 ），从而使本国主体民族即欧洲裔白人即将成为人口少数，美国面临像当年罗马帝国一样被其他民族所“溶解”（日本学者、罗马史专家盐野七生用语）的情况下，对移民政策进行有限的调整。这种调整并没有超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移民政策的常规。

即使比较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公共政策。特朗普虽然提高移民门槛、 拒绝非法移民，但对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和各少数族裔并没有表现出歧视行为。他所做的， 最多是依据传统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机会均等原则，对有逆向歧视色彩的政策做有限的调整。有 的评论家认为，他极力争取黑人的选票，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超过了共和党其他候选人。上任后， 他一再得意地炫耀黑人、拉美族裔就业率的提高，作为自己政绩的一大亮点。正因为如此，特朗 普在黑人中的支持率已经明显提高，并且远高于共和党前十届总统候选人。

退一步说，即使特朗普真的属于种族主义或激进（排外的）民族主义，也有现成的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或新纳粹主义 (Neo-Nazism) 头衔，还有新造出来的“另类右翼”（Alt-right）概念， 何必硬要给他贴上民粹主义标签呢？

其实，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无视移民带来的严重问题，否定边界和国民身份的意义，不负责任地主张开放边界、废除海关与移民执法机构（ICE）、无原则（或非法）地保护非法移民，高举道德大旗，无原则地许诺非法移民的福利，甚至将正视移民问题的讨论都作为违背政治正确的禁忌，这种主张和公共政策，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