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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冠病毒全国疫病抗击运动，如果从国防战略和军事的角度而言，是中国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以及中国反击生物战争能力的严峻考验。尽管中国还没有制定完善中国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但疫情的突然来临已经事实上启动了相关的国家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管理国家生物安全，从而确保国家生物安全进入国家核心领导阶层的日常管理日程，对于确保已经是国家安全内容一部分的国家生物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直接管理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防疫工作，中国才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对应危机能力，在全球第一个从疫病危机中走出，即将进入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全面加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新阶段。

一、新冠病毒疫情警示21世纪生物战争巨大风险

1949年建国后中国有多次进行全国动员来应付包括战争与和平时期自然灾害的行动；一、抗美援朝，二、援越抗美，三、文革期间全国备战苏联入侵，四、对越战争，五、1998全国抗洪，六、2003年抗击非典。七、2008年汶川大地震，八、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上述这些对应战争、自然灾害与疫病的全国动员，都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同规模的影响；从总体上看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规模和幅度，仅次于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运动，而高于文革期间的援越抗美和对苏备战，更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次自然灾害对中国整体的冲击。因此习近平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中国社会总动员，被中国政府、媒体和公众称呼为对抗新冠肺炎病毒的战争。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总体动员程度；包括中国最高领导习近平全力以赴的领导指挥，中国军队深度参与、中国医疗体系的全体动员、中国涉及到近亿人口区域直接进入防疫全面隔离临战状态，中国各级政府日常工作以防疫为中心，中国公众整体进入居家隔离防疫状态，以及中国经济在疫情周期中的调整、组织和适应，都与一场真正战争冲击毫无二致。本质上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除了病毒的来源不被认为源于敌对国家的生物攻击，因此不是真正的生化战争外，在所有其它领域都与一场生物战争的场景极度相似；中国遭遇了来自大自然的病毒猛烈攻击；这是人类与病毒的世界大战级别的战争！

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先后经历至少六次大规模的病毒疫情冲击；包括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禽流感、2009年美国H1N1病毒性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2013年至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以及2015年至2016年的寨卡病毒。而此次在中国和全球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则是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杀死数千万人的全球性病毒感冒之后，百年后又一次全球性的病毒疫病大流行。而这场全球性病毒疫病的潜在感染范围、伤亡、损失以及对各国总体危害程度，由于我们还仅仅位于疫病全球大流行潜在的开端，因此完全无法评估。但毫无疑问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疫病全球流行的规模，将超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性病毒流感之外的任何一次全球性自然疫病。

迄今为止各国官方认知和政治立场都把历年大规模病毒性疫病的全球流行，归因于大自然各种病毒宿主动物体内病毒与人类接触后发生变异，进入人体后形成传染性大规模流行疫病，尚未有任何官方的流行病调查把上述疫病归责于特定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从本质而言，上述疫病除来源于人类与自然的接触之外，同样有可能来源于人类科技实验过程中的失误，以及带有特定意图的人为病毒攻击。而生物战争攻击和恐怖主义生物攻击，都属于人为攻击的范围。因此上述疫病的流行除来源于大自然的疫病之外，同样有可能来源于后两种人为的可能。

2018年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发布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作为指导美国在未来生物安全的国家战略，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文件明确指明美国需要积极防控生物威胁，而生物威胁来源于自然、意外和蓄意生物攻击。因此美国明确认为生物安全威慑有三个来源；首先是自然的生物威胁，指的是自然界病毒和各种病原体通过进入人类后演变成大规模传染性疫病。而意外则是指各种生物科研机构在进行涉及各种病原生物的科研过程中，由于非蓄意的事故而导致致病性病原体入侵公众。而蓄意生物攻击则是敌对的国家、组织、恐怖主义分子以及目标不明确的个人，刻意将有害的生物作为武器，攻击特定国家和社会目标。

因此任何起因不明的大规模感染性疫病流行过程中，在无法正式确定病因来源之时，上述三种假设的疫病起因都必须被统一考虑，并逐步而通过排除法和追踪病因的流行性疫病医学调查来确定病因。因此任何一场起因未得到正式官方权威机构调查确认的大规模突发性感染性疫病，都不应该被预先排除人为恶意生物袭击的可能性。而对这种人为攻击原因的排除，需要由负责国家国防安全和生物安全的部门，在科学和医学调查之外，进行独立的事故和生物攻击可能性调查。目前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性疫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全球性疫病，并认为起因是自然界新冠病毒发生变异后入侵人类，但无论中国还是其它国家的科学界和医学界，都还没有找到新冠病毒疫病入侵的最明确路径以及病毒入侵人类之前的宿主，因此对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的起因调查，还将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始终无法确定原因。

因此对于2020年病毒性新冠病毒肺炎疫病的大流行，现阶段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立即否认存在生物攻击的可能，但也不能无证据指控某国、某组织或某人发动了相关生物攻击；一切将取决于流行病学的调查工作。相关调查包括寻找疫病源头、病毒动物宿主、0号病人、病毒变异痕迹，病毒传播路径等等。只有上述调查才能最终确定病毒入侵的路径和根源，因此澄清疫病流行是否与生物攻击相关。因此尽管目前的总体判断是新冠肺炎病毒来源于大自然的病毒变异入侵，而不是来源于特定国家和特定组织的实验室，但现阶段不能立即彻底否认存在外来生物攻击的可能性，一切都必须以具有权威性的国家相关机构科学调查为依据。

进入21世纪后各种人类前所未闻的病毒引发的疾病，已经成为人类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在全球享有极高声誉目前从事慈善事业的比尔盖茨，在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中认为人类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某种未知病毒引发的大规模全球性疫病，此次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病的全球流行，已经印证了比尔盖茨的预言。而中国则是世界大国中唯一连续遭遇生物安全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国家；相继发生的2003年非典病毒、2018-2019年间非洲猪瘟病毒，2020年新冠病毒在中国引发的疫病，都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影响。这一切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重新高度重视国家的生物安全，包括重新评估各种生物战争风险，把包括生物战争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总体战略规划。

二、新冠肺炎疫情与潜在生物战争高度相似

生物武器( biological weapon) ,是指生物战剂及其装载释放装置的总称，一般由生物战剂、弹体、施放装置、推进装置、定时装置和爆破装置等组成。生物战剂是指自然存在的各种对人类有害微生物被用于战争目的，这些微生物包括病毒，立克次体，细菌，真菌，螺旋体或毒素，使用生物战剂武器一方试图通过使用生物武器在敌方目标人群中引起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从而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

有明确记载的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先例；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先后大规模研发化学和病毒细菌武器，并大规模投入战场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是全世界在生物武器领域投资最多，发展出各种新型生物武器，目前仍在以各种名义从事高度危险的新一代生物武器研发的唯一国家。21世纪人类在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领域的巨大科技进展，为最新一代建立在基因工程基础上的生物武器发展提供了全新路径。而美国现阶段正在使用最新的基因工程科技，发展新一代生物战争武器；俄罗斯已经正式向美国交涉，要求美国澄清它违背国家条约义务非法暗中发展的生物武器计划。美国秘密发展新一代生物武器领域的行为，导致国际社会始终对美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国际社会始终存在关于近几十年全球流行的恶性病毒性疫病，包括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以及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终都要溯源到美国生物武器秘密实验室的传闻。

人类社会历史上曾大规模流行的各种传染病病原，由于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巨大破坏，因此同时又是生物战争的最佳战剂。当前生物武器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根据生物学特性各种生物武器曾分为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和毒素战剂四类。细菌性战剂包括炭疽芽孢杆菌、鼠疫耶尔森菌、土拉弗朗西斯菌、布氏杆菌、贝氏柯克斯体等，病毒性战剂包括天花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黄热病毒等，真茵生物战剂包括球孢子菌、荚膜组织胞浆菌等，毒素战剂包括肉毒毒素、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B等。尽管很多种病原微生物和毒素都可以引起人类疾病或中毒，但仅有极少数可作为生物战剂用于生物武器。

传染病学把传染病原分为四个危害等级。第一级危害群微生物：与人类成人健康和疾病无关；第二级危害群微生物：在人类所引起的疾病很少是严重的，而且通常有预防及治疗的方法；第三级危害群微生物：在人类可以引起严重或致死的疾病，可能有预防和治疗的方法；第四级危害群微生物：在人类可以引起严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常无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如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埃博拉病毒、天花病毒等。这些历史上对人类危害最大的病毒因此成为第一代生物武器的核心战剂。

一种来源于大自然的病毒或其它病原体要成为有效的生物武器，需要符合下述条件：一、可以方便地大量生产；二、在可施放量范围内可以造成人死亡或失能；三、传染性强(毒素除外)；四、产生合适大小粒子的气溶胶；五、易于播撒；六、易于生产、储存、武器化和施放后稳定、保持毒性；七、能够有效攻击敌方而已方掌握有效的防护手段。而近年来先后在两次重大疫病过程中袭击中国社会的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以及冠状病毒家族的其它致命性疫病病毒如中东呼吸症病毒，都具有成为新一代生物战剂的可能。而另一种引发埃博拉疫病的病毒，一旦被用作生物武器，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更是人类某些人彻底道德沦落的表现。目前任何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都是违反战争法的国际罪行，将遭受国际社会和受害国的最严厉追责。

生物武器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具有对易感人群的致死和失能作用，在动物和人体内繁殖造成的伤害有持续性。相比具有同等杀伤规模能力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生物武器成本最低。生物武器同时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相关生物武器造成的传染病或中毒、与自然发生的流行病很难区分。实时检测生物战剂十分困难；许多战剂在施放后要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才开始对人群进行攻击，届时已经造成全面混乱，因此收集证据困难。生物武器杀伤效果针对生命而不是物质，因此不破坏环境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生物武器对公众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可对敌人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抵抗和战斗意志崩溃。

国际社会曾把包括病毒细菌和有害微生物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战争定义为细菌战；而随着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生物和医学的进步带来对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发明后，人类已经能够有效的对抗细菌和细菌战带来的危害。因此目前传统生物战的核心武器已经从传统病菌和毒素，转变为抗生素无效的病毒武器，而病毒从本意上并不是细菌。因此目前人们用生物战争概念来取代原有的细菌战概念。生物战争是指在军事领域直接使用以细菌、病毒、毒素，以及各种对人类和相关动物群体有害的微生物，通过收集、培养、改造和武器化投放，而用于攻击对手的生物作战过程。

生物武器具有广泛性、长周期、潜伏性、攻击区域广阔的特点；生物武器的攻击目标通常是城市工商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城市、国防科技研发生产基地、重要军事设施、城市人口密集区等战略性目标，而不是需要被瞬时毁伤的战场战术目标。因此生物武器被视为是战略武器，而不是战场、战术和战斗武器。由于生物武器攻击范围比任何现有的武器系统都更宽泛，而潜在的杀伤力和持续力则更强，因此生物武器被认为比化学武器更危险，是与核武器平级的大规模杀伤战略武器。

随着人类各种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科技的不断进展，一旦相关的科技被直接运用于生物武器发展，未来的生物武器甚至有可能超越核武器而成为人类掌握的最危险、能够直接危害人类总体生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危险的是由于生物武器相关的科技知识不断通过正常的大学教育，以及医学和基因药物市场化而不断扩散，因此最新的基因生物武器科技，完全可以摆脱国家和军队等级官僚体系的控制，而被少数个人、组织和机构非法控制和运用。因此建立在不断扩散和发展的基因科技基础之上的生物武器，将成为比核武器扩散风险更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与生物战争平行出现的最新概念是国家生物安全；国家生物安全是指国家和平时期对应各种生物入侵而带来的风险。而在所有生物安全风险中，在和平周期中发生概率最大的风险，是存在于大自然野生动物宿主、遵循自然变异法则的病毒入侵人体后，通过快速变异形成具有高度致命性和传染性的人际传播感染病毒，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疫情。因此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中，潜在国家生物安全风险被认为来源于自然、事故和恶意攻击。因此国家生物安全的概念要比生物战争更广阔；生物安全包括和平与战争两个周期中；一、源自自然病毒细菌微生物入侵带来的疫病；二、人类科学进步过程中带来的意外事故和附带性损伤；三、恶意生物攻击，包括国家力量进行生物战争军事行动，运用生物攻击手段的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

而在应对包括生物武器攻击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风险时，一个国家生物安全和生物国防体系必须由4道警戒线组成。第一道防线是国家生物风险侦察预警系统；一旦生物入侵攻击的风险出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确定相关生物攻击的种类、来源、性质和趋势。第二道防线是国家的预警动员系统；一旦确定生物攻击和生物安全紧急状态发生，国家预警系统必须能够立即反应，并通过预先的法定程序，迅速动员相关体系和区域，最后是全国都进入生物安全紧急状态。第三道防线是公共卫生防疫和医疗系统；人类传统对抗病毒的核心方法是隔离病人，医疗救治病人，依赖人的免疫能力进行自我恢复。第四道防线是科技研发；针对特定的生物攻击和自然感染病原体，通过微生物、病毒、免疫、基因工程科技，针对相关病原体进行的各种药物和疫苗研发。

在2020年对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时，中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将对抗此次病毒性疫情作为国家生物安全行动的一部分。而中国对抗非典和新冠病毒疫病的实践证明，在相关药物和疫苗无法立即获得的背景下，通过社会性的全体隔离切断感染路径，是对病毒入侵感染的最佳模式。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病的成功，以及中国即将展开的对全球其它疫情蔓延国家提供防疫模式、物资和后续药物、疫苗的行动，将为21世纪人类提供全新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和守望相助的全新和平大国形象，而某个大国全力发展生物武器的丑恶面目也将在对比中彻底暴露无遗；与该大国生物武器计划相关特定疫病的丑闻一旦爆发，将彻底颠覆该大国的最后残存国际信誉。

三、病毒性疫病和生化战争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各种有毒武器是古老的国际惯例之一；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附件和第二宣言及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对此均有明确规定。而在20世纪历次战争中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不断发展、并在战场上多次使用，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切，成为裁军谈判的重要议题。1969年英国提出关于禁止生物作战方法的公约草案；1971年9月28日美、英、苏等12国向联大提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公约由序言和15条正文组成；序言重申缔约国坚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原则和目标。公约规定： 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生产、储存和取得其类型和数量超出预防、保护和其他和平用途范围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以及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此类制剂或毒素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于1971年9月28日由美国、英国、苏联等12个国家向第26届联大联合提出的，经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推荐此公约。1972年4月10日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签署。1975年3月26日公约生效。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遵守该公约。1984年9月20日，中国决定加入此公约。1984年11月15日，中国分别向英、美、苏政府交存加入书，公约同日对中国生效。至2019年共有182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所有具有生物武器发展潜力的国家，目前都是本公约的缔约国。生物武器已经被国际法明确无误地定义为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尽管生物武器被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都明确禁止，但现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在着严重的法律缺陷，既公约的执行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而反对通过禁止生物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建立对违反公约行为进行核查，从而使秘密从事生物武器研发成为可能的，就是目前拥有最发达的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技术，同时具有庞大秘密生物武器研发计划的美国。美国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体系，一方面代表着美国拥有不愿让国际社会核查的各种隐秘生物武器发展计划，另一方面是美国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试图保持美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在上述双重动机主导下美国以一国的反对断送了国际禁止生物武器的核查体系；而在美国这一国家政策的动机中，隐藏美国庞大生物武器发展计划是最首要目的。

事实上现阶段美国拥有最庞大的生物武器相关发展计划，这些计划与条约的内容直接冲突；目前美国正在其军队各种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的研发中心内执行各种生物武器、尤其是最新的基因编辑病毒相关的生物武器科研项目。这些项目一旦被揭示将对美国的全球道德形象造成致命的毁灭。而一旦这些项目研发过程中出现各种事故，其风险不可预测，而一旦美国开始使用这些生物武器，将对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重创！

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正在成为最危险、最有能力毁灭人类、并在未来大国竞争对抗中被通过各种方式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发展前景和对人类的威胁正在超越其余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逐步超越核武器。这是因为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是建立在20世纪传统原子核物理以及工业化学基础上，其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不再有各种颠覆性的科学技术创新出现，因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也进入只能局部持续完善的阶段，却不再有飞跃性突破发展。但建立在全新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工程基础上的生物科技，正在全面突飞猛进，尤其是人类基因图谱排序、基因功能识别和基因编辑相关的基因工程技术进步，已经把生物科技推向人类科学技术的最前沿。

因此在21世纪，基因生物科技已经与半导体、信息计算通信科技一道，共同成为21世纪最具颠覆性力量的核心科技领域；而建立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物科技基础上的生物战争潜力、因此极具突破性。生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将成为有潜力超越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具有更大危险性的大国战争工具。与已经难以持续扩散的核武器不一样，生物武器自身的特点，包括其前沿性、隐蔽性、扩散性和低成本，将使这种具有摧毁特定种族和国家并摧毁人类整体能力的武器，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快速扩散。因此生物武器从扩散能力和被非法使用的概率上，要远比核武器更危险。

目前在世界上任何具有大学教育标准能力的国家，与生物武器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现代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生物学、基因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等知识，都是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大学普通课程。而各种生物实验室，包括最高生物安全等级、能直接从事最危险的病毒研究工作的P3和P4级生物实验室，已经遍布全球。因此目前掌握相关生物技术、有能力进行生物武器概念设计和研发的个人、组织和国家，要比同一时间中有能力研发核武器的相应组织和国家，高出几个数量级。相对于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发展，生物武器研发的技术要求更简单；相关设备和相关原料试剂的商业化程度高、易于获得、隐蔽性强、难以提前预防和预警。在当今世界一般国家、一般学术机构、正常工业公司和政治组织都无法轻易制造核武器；而类似的行为主体却完全有能力从事基因病毒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和投送。因此现阶段如果缺乏全球性最严格的生物武器核查措施，一旦生物武器的获取和使用突破某个界限，全面控制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就变得不再可能。

四、新冠病毒疫情揭示中国国家生物安全隐患及体系重组的必要性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对中国的袭击，导致中国政府各级部门高度重视国家生物安全；为此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紧张日程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特地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在2019年中一度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一审的生物安全法草案中，生物安全包括八个方面内容：一、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二、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三、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五、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六、应对微生物耐药；七、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八、防御生物武器威胁。而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资料，中国国家安全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深改委会议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今后生物安全将成为我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排名高度靠前的管理内容。

美国在2018年已经率先在全球大国中公布了《美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美国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具有指挥链条清晰、规范完整、各种技术先进的优点。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体系由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美国联邦所有相关部门，包括美国国防部、卫生和职业健康部门、疾病控制预防机构全部都通过联邦法律、行政命令、行动方案和演习纳入相关体系。尽管美国已经有了相关的制度体系，但美国在历年对抗大型自然灾害和疫病领域的记录，包括美国已经陷入困境的全国医疗体系，都使美国无法真正有效抗击大型自然灾害和疫病。此次中美两国都同时遭遇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而中国疫病的危机从范围和被波及的人数都远超美国，但中国已经率先控制住疫情，给全球所有区域和国家做出表率。

与美国有各种先进的医疗科技、医药和疫苗研发跨国公司、全球领先的基因工程公司、完整的法律法规，国家各级生物安全和疫病预警反应机制相比；中国最大的绝对优势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能力，中央军委主席对中国国防的动员和指挥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掌控能力，以及中国医疗体系的专业化和人道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以及中国公众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赖。这一切在2020年对抗新冠肺炎病毒疫病的举国战役中全面汇集，形成了举世无双的大国内在力量爆发。在面对大规模自然疫情和外来生物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人类还没有掌握相关的疫苗和特效药物之前，社会管制和区域性隔离就成为断绝疫情传播的最强有力手段，而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管理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全社会的信任和信心，而这一切都是中国的最大优势。

因此中国是用政府对社会的最有效管控能力，实现了符合对抗传染性疫病规律的区域预防隔离；而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社会秩序管理能力，先后在非典和当下的新冠病毒疫病管控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在未来中国的国家生物安全以及对抗生物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已经通过非典疫情和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最严峻考验的举国动员机制，在对抗国家生物安全严重危害，包括潜在的新病毒入侵和生物武器攻击过程中，还将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产业，也将在疫苗和药物研发领域获得突破。届时中国将成为21世纪全球最具对抗未来全球未知危险疫病流行能力的国家，而对抗疫病的国家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将使中国同样有能力击败任何试图对中国发动生物战争的罪恶企图，并最终在中国主导下在全球彻底终结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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