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文说过，良渚先民的历代首领被称为禹，是蝉 蜕变的意思，历代广为传颂的禹则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被尊称为大禹。相传大禹的父亲叫鲧。《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于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长，故可堙水也”。而相传大禹是其父死后被人用吴刀剖开身体所生。笔者认为，良渚先民的首领死后，不能再称为禹，而称为鲧，鲧就是先王的意思，他名字的出处则是蝉蜕--------蝉的幼虫羽化之后剩下的甲壳，因为蝉的幼虫蜕皮时是从甲壳的背部裂开的一道缝隙里爬出，所以后世将此演绎成大禹是从鲧的身体里剖出来的。笔者在前文中说过，良渚考古发掘发现的良渚先民建造堤坝使用的“草裹泥”就是古籍中记载的鲧用于治水的“息壤”，草裹泥的使用是鲧时代先民仿照燕子筑巢发明的。

从良渚考古发掘上看，良渚人垒筑了多条巨大的挡水堤坝，甚至良渚此地先民活动的断绝也被认为“亡于水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的推测，在大禹之前良渚的历代“禹”（即鲧）一直是运用息壤（草裹泥）修筑堤坝来治水的，但这种堵的办法最后依然被洪水冲毁了家园，无奈良渚当时的领袖大禹带领族人北上逃离家园，并在淮河流域的涂山与当地方国首领的女儿通婚并生下孩子启。淮河流域的水患虽然小于南方，但民众也深受其害，而水患小的地带几乎都被土著占领，大禹及族人的落脚点的水患仍是很大的威胁，于是大禹开始在淮河流域的治水工程，他利用桔槔技术开挖、搬运土石对河流进行疏导并取得成功。随着大禹治水思想及技术的推广，他逐渐成为当地方国的共主，而大禹的儿子启则取用部族族徽夏虫（蝉）的夏为国号。

提到鲧、大禹、启之间的关系必然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婚姻关系。提到婚姻关系，其实直到现代人类DNA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男性虽然早已取得社会的主导地位，但男权一直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自己抚养的孩子真的是自己亲生的吗？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容忍自己奋斗一生所获取的财富与权力最终被一名与己无关的人所继承。封建社会出现的宦官制度、女德束缚、女性裹脚习俗，甚至包括一部分对爱情的歌颂其实都是男权社会为了对抗这种尴尬而选择的无奈之举。更尴尬的是，这种关于防范隔壁老王的无奈直到今天仍然在困扰着我们。当人类社会的精英阶层已经无奈的接受凭借自身的努力永远也无法到达长生不死以后，他们一定会面临一个自身奋斗的动力缺失问题，即我今天已经拥有的地位、权力、财富已经足够安逸、幸福的度过一生了，我继续艰难的奋斗下去是为了什么？为了人类社会的其他成员做贡献吗？那也太不够自私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人选择了虚无的宗教，去追求无法证明的来生；有的人选择了更高级的追求：著书立说，将思想、学术传于后世；而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继续努力，将自己创造、取得的一切死后留给子女，而这些大多数的人是永远也无法接受绿帽的BAGE的。人类社会很多宗教的神职人员选择不婚，其实就是说：我纯粹的相信往生世界的存在，并因此选择不留下子女。上面这些文字都是笔者要论证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从夏朝皇帝启开始选择家天下是有条件的，儒家歌颂的三代禅让制度也远不是那么美好而是出于统治者的无奈。家天下的条件是什么？是当时人类的精英阶层对生育现象有了基本的认识，已经可以大概率的解决继承人是男性掌权人血亲的问题。

从良渚考古研究看，良渚文明已经进入父系社会，但是父系社会的初期阶段婚姻还不是我们平常意义的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而是对偶婚制。“对偶婚制是成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偶居。在对偶婚制下，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对主要的丈夫和妻子在一定时期里共同生活，组成最初的对偶家庭，但这种家庭本身还很脆弱，没有自己的家庭经济，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的细胞组织，而且婚姻关系极不牢固，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这种家庭仍以女性为中心，实行族外婚的原则和女“娶”男“嫁”，夫从妇居的婚姻居住方式，妻子定居于本民族，丈夫则来自于别的民族，所生子女属于母方民族，世系按母方计算，对偶婚制是继群婚制而出现的一种婚姻家庭制度，是从群婚制到一夫一妻的过渡形式。”笔者认为，虽然良渚文明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但在大禹时期仍然实行对偶婚制。我们的祖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的很长时间内，虽然男性已经成功掌权，但掌权者仍然无法确定自己的孩子是谁，他们老弱之后只能选择将权力移交给与自己没有血亲关系的继承人，这种对于掌权者颇为无奈的制度就叫禅让，很可能今天所谓的禅让当时应该叫蝉让。（具体思想见笔者关于饕餮、神人兽面纹中的论述）

综合古籍对大禹与涂山氏女儿婚姻的记载，二人的交往过程如下：大禹治水过程中与涂山氏女儿女娇结婚，婚后不久大禹离家去治水，此后女娇生下儿子启，大禹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娇思念丈夫发出“候人兮猗！”的感慨，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情诗，女娇有一天给禹送饭，看见了化身为熊的禹，十分羞惭，遂化为石头，禹向此石索要儿子，大禹说“归我子”，石头裂开， 启诞生。结合古籍记载与现代对原始婚姻制度的研究，笔者认为，大禹与女娇的婚姻仍然属于对偶婚制，按常理这种婚姻产生的子女，大禹是无法确认启是否为自己亲生的，但最后大禹却承认了启是自己的孩子（归我子）并让启作为了继承人。笔者认为大禹时期的精英阶层已经对男女婚配生育有了基本的知识，并据此判断出了启确为自己的血亲。推论如下：大禹与女娇同房发现女娇为处女，代表女方没有婚前性行为，婚后初期二人厮守直至女方有了妊娠反映，大禹离家。13年不入家门就是故意不再与女方同房，而女方除了启之外没有生产其他子女，做到了守身，这样大禹就能基本确认启的身份。由于大禹婚后只能保证短期内与女方厮守（看守）之后就要去从事长期不回家（无法看守）的治水工作，此后偶尔回家同房再次离开的话，如果女方偷情，大禹就无法分辨女方再次生育的子女的血亲了。如果笔者的推论成立，那么当时大禹已经具有了“处女”、“性交与生育的因果关系”“妊娠反映”“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等基本知识。而女娇在当时更是一名奇女子，她因为爱情或者其他外因开创了“女德”，使丈夫能够确认自己孩子的血缘，从而开创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相传女娇所化的启母石，也被历代所崇拜。

其实婚姻制度的研究还发现了一种残忍的现象叫“杀首子”。在对偶婚制后期，当男方为了防止女方在与自己同房之前已经怀上别人的孩子时，会选择将女方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杀死或者遗弃，这个弃儿往往被称为“弃”，大禹的儿子启本来应该被作为弃儿的，由于女娇当时的处女身份得以保留，也因此他的名字从弃变成了启，夏启名字的含义就是第一个父亲凭借母亲处女属性确认血亲得以保留的继承人。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解读夸父追日的由来时指出，夸父追日是远古先民观察布谷鸟巢寄生现象演绎出来的故事，巢寄生现象虽然有趣，但为何成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留传的神话故事呢？其实这个神话故事就隐晦的揭露出先民对人类自己绿帽事故的忧虑。

我们说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那么爱情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人类的天然情感呢？或者说，爱情是人类的天然具有还是后天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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