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抗疫的同时，艾滋病病毒感染群体也正面临着一场灾难。与大多数人守在家里隔离不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然需要冒着风险前往医院取药。今天的文章作者便是其中一位，我们曾发表过他的文章《一位 HIV 携带者的独居春节》，今天他再次以一个“边缘人”的角度，向我们讲述对于这次疫情的观察与思考。

疫情下的一瞥：深圳三院

撰文：尚浅

有病就治

近日，背部中央起了些红疹，夜深人静，躺在床上，它们开始发痒。昨天下午，看着镜子中背上的红点，我心一横，预约了今天上午的门诊，有病就治！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距我住处 18.6 公里，是深圳市卫建委指定的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收治医院。它也是传染病医院，位于“关外”（深圳早先把沿海一带靠近香港的罗湖、福田、南山几个区称作“关内”，除此以外的几个区则称“关外”，关内比关外繁华很多，从前关外到关内是需要边境证的）。就像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位于遥远的三环路航天立交桥附近。毋庸置疑，成都公卫也是成都市新型管状病毒肺炎收治医院之一。

我为什么对这些“传院”“公卫”这么熟悉呢，因为，我要定期到这里检测抗病毒治疗情况，以及取药——国家统一管理、免费发放的药物，抑制 HIV 病毒在人体内复制。

途中见闻

根据导航地图的规划，我要坐两条地铁后换一辆公交方能到达，估计耗时一个半小时，为了在约定时间就诊，我早上醒来简单洗漱后，喝了一口水，便戴上口罩出门。

我租住的公寓在 7 楼，8 点左右，我关上房门，穿过安静的楼道，走下楼。和往常一样，整栋楼安安静静，仿佛只有我一人需要外出。

走出单元门，一位老奶奶拄着拐棍在晨练。

走到大门口，我给保安亮出出入证和身份证，保安拿体温枪朝我额头一“Bi”,又赶忙去拦住一辆灰色小轿车，并向车主发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有预约吗？”我笑了笑，往地铁站走去。

不得不说，深圳在疫情防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今天的地铁站闸机入口、地铁车厢，都需要扫二维码，以便出现病例后，及时通知与他同一段行程的人。地铁上的安保人员拿着提示牌不断巡回，公交司机也提醒每一个新上车的乘客扫码。

我在公交站台等车，左顾右盼，看见右边有一座高架桥，竟是断头桥，这时我等的公交来到，我上了车，公交车需要穿过一个路口时被叫停，跳上来两个手执体温枪的大叔，由于我坐在车身后部，他们竟忽略了我，其中一个快要下车时发现了我，小声惊呼，“还有一个！”我正准备撩起额头让他朝我“开枪”时，他同事告诉他，“已经测了”，他们便下了车。我冲那个撒谎的大叔眨了眨眼。

这里真安静

终于，到达三院，正门口停着警车，几个警察在车旁说话，我胆子小，没有正眼看他们，加快脚步往医院里面走去。此时的三院，安静极了。隔老远看到一两个人，走近发现是医护人员。后来我才听说，这里每一栋都住着很多确诊病例。静，却不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同时是被用作隔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照片来源：本文作者

这家医院远离市中心，而为艾滋病人提供诊疗服务的“爱心门诊”，远离这家医院的中心。可见，谈“艾”色变，始于上世纪的艾滋病，给人们带来了多么大的恐惧，又给患者带来多么大的歧视。我这里用的“歧视”一词，没有感情色彩，或许可以替换成无知、傲慢、偏见，这个词语仿佛是禁忌，只听到这个词语，就让人觉得“脏”。与此有相似遭遇的还有“性”。这种污名化传统，不仅压迫着患者，也同样会反噬寻常人，因为大家恐惧于提及它，寻常人也就丧失了很多了解它、从而防范它的机会。

如果以科学眼光审视病毒，不难发现，感染了 HIV 病毒的人即使目前不能被治愈，但这种病毒的传播途径，要比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懒惰得多，消极得多，虽然他们同样是采取防护措施就能避免，但毕竟遭遇它的场景要少得多。

往里走的过程中，我看到许多跟往常不一样的现象，比如“疫情专用通道”标志，比如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往常，他们面对我们，顶多是这样一套标配：口罩、帽子加橡胶手套，而现在应对肺炎，直接达到了顶配——密不透风。

我刷卡、取号、登记、就诊、盖章、拿药、抽血，七步曲下来，全程花了不到半小时，在往常，起码要花四倍于此的时间。

以往，即便工作日，队伍总是排到门外，周末就更多了，因为许多人工作日来不了，那是怎样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人声鼎沸。毕竟，全深圳市，以及周边一些地方的患者都集中在这一个点拿药。

而今天，我跟志愿者小哥闲谈，人太少了吧，他说是的，他们都怕死。

是啊，哪怕是受尽冷眼、唾弃的艾滋病患者，依然被新冠肺炎吓到不敢来，只好求助志愿者帮忙寄送续命药，不来断药会死，来又怕感染肺炎致死，真是两难。但也有不得不来的，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领着他刚确诊的父亲上这儿来看病拿药。又比如我，害怕到其他医院看皮肤科被质问被嫌弃，于是习惯了到这里来，就像鸟儿总要飞回它的巢穴，难以料到，漂泊在这座城市，我竟对医院产生了归属感。

昔日黑压压一片，人挤人，如今门可罗雀，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那些暂时消失的人，我看不到他们在哪个角落，但我知道，他们的求生欲异常强烈。

希望的田野

病人是如何一步步边缘化的呢。

首先，传染病医院选址在城市边缘，就是社会将病人推向边缘的一个表征。在许多大城市，定点集中管理，这给那些需要平衡工作与治疗的人带来了多大的不便，是否有人考虑。

其次，我们的公务员体检标准，明确把某些疾病患者排除在外，而境外有些地区，一些医护岗位也敢提供给这些病毒携带者，只要患者定期服药，病毒数量控制在检测不到的范围内，为什么他们敢？因为他们知道。知道病毒的传播途径，以及怎样防护，以及尊重每一个公民择业的自由，而不是一刀切下去，只管控病毒本身，而不考虑其他。

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不，一个文明社会，是以管理者的便利为主，还是可以更多考量公民的生存尊严与生活便利呢。当物流速度快到当日达、交通运行速度快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率等居于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时，是否可以呼吁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组织态度呢。它不以牺牲每一个守法个体为代价，同样能够成就集体的荣耀，让绝大多数个体享有发自内心的归属感、认同感，有这个可能吗？

我的祖辈，作为一个酷爱读书，在中学时代展现出耀眼光芒的青年，因为老师的举报，便被强制压缩回农村种地担石块，不堪重负被压弯了腰；我的父辈，工作被剥夺，无所适从，生育被限制，自暴自弃整整二十年，至今仍像一个不懂事的男孩；那么我呢，尽管没有亲眼目睹他们青少年时期被命运劫持，但我看到那些事情遗留下来的伤疤。我要看着过去的“他们”，未来的“我们”，继续这种被强制、被裹挟的轮回吗。

文明的发展延续，速度换不来的。只有通过反思，改善现在，才有可能给未来以祝福。

话说回来，文明的社会，是由文明的人构成的，或许在期盼更加先进的社会文明到来同时，每一个个体，可以先要求自己，除了消费商品、提供劳务，作为经济链条中的一环，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慈悲，一句声援，也好过沉默。

希望未来，不管多么突如其来的瘟疫、灾难，这场浩劫中发生的悲剧，不会重演。

希望未来，一个人不会因为得了一场疾病，就不得不成为一个感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社会可以大方容下他，只要他知错就改，我们就不计前嫌。谁不会犯错跌倒呢，勇敢地站起来，就还有机会逆风翻盘。

希望未来，人们主动慢下来，甚至偶尔停下来，思考一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去”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的世界几乎停摆，迫于无奈，出不了家门，才有空闲反思自己的生活。

春去，春还会再来。

未来，不属于那种只看到光或暗的人。

我隐隐希望，希望，就埋伏在未来。

后记

翻阅日记本，从 1 月 22 日写下“肺炎疫情严峻”至今，整整一个月。

这个月，从我决定退票，留深，过一个独居春节开始，生活面貌发生变化。

这个月，每日与书和电影作伴，陆续欣赏了 19 年十余部热门佳作，偏爱《爱尔兰人》，其次是《婚姻故事》《1917》，LGBT 电影《痛苦与荣耀》《烧女图》，对《小妇人》《乔乔兔》近乎无感。

读完《三体》前两部，和大刘在历史、未来、宇宙中旅行；读《单读 17：人的困境》，让我欣慰的是，读到无人不在困境之中的句子，也许脱离眼前的困境，只需要一个晴朗的春日，困境就像它当初莫名其妙到来时一样，悄悄失踪；搭配着《秋水堂论金瓶梅》读《金瓶梅》；听梁文道一千零一夜讲《心经》《道德经》。

电视剧方面，我看了《请回答 1988》《SEX EDUCATION》……精神世界丰富极了。

假如，我只是说假如，在另一个平行世界，这场意外没有发生，我上哪里找这么多时间和自己待在一起，和这些古今中外文学家创作的人物待在一起呢。我将匆匆回家，又匆匆回到深圳，粗略估计，即使我妈妈活到一百岁，我们相聚的日子也不会超过一年。这匆匆之间，我竟不知哪里才是我应该回去的地方。

这个月，我爱上独居生活，当外界完全失控时，唯有管理好自己，追随自己的心。当合租的同事回来后，我决定搬去单身公寓。这是从我现在的窗户往外看到的黄昏，我很喜欢它。

有没有一种可能，当疫情结束后，我能维持这么丰富的精神生活。我想一定是有的，需要我自己勇敢实现它。我相信，我会看着办的，每个人都会自己看着办的。

最后，就像远行译丛《老巴塔哥尼亚快车》里呈现的那种态度。终点毫不重要，人在途中，已经抵达。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