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警察的监视下偷偷学中文的泰国孩子们,现在都在哪?
【来源:泰国网;作者:岳汉】
他们,仍是当年的他们;我们,却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
在比边疆更为遥远的远方,一个民族前世的记忆,就这样被封印在一代人那下落不明的青春里,入土为安,了无踪迹。
S伯:中国,是一块边写边擦的黑板
S伯,是老汉熟识的一位泰国本地华人。
年龄很大,也许六十多,也许七十多。
他在泰国出生,在泰国长大,虽然年轻的时候曾经到中国见过邓小平,但是终其一生,不曾在中国有过长期生活的经历。
他长着一张华裔的脸孔,满头银发,在办公室里总是用一件灰黄色的外套,将瘦削的身躯和寒气逼人的空调风隔绝开来。
他的脸上,看不到泰国大爷们身上常见的油腻与放肆。一如既往的笑意,稍纵即逝的狡黠,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智识上的优越。仿佛给小孩们讲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退休教师,没有权势,却有故事,只要孩子们想听,他便会摘下眼镜,和你娓娓道来。
每一个和他一同工作过的年轻中国人,都听过他讲的一个故事。
在S伯的少年时代,东南亚正是冷战高峰。
冷战时代的海外华人,日子过得憋屈。
越是憋屈,便越是紧紧抓着自己的血脉,格外思念那个“被禁忌的祖国”,心中爱屋及乌,个个又红又左。
正在对海外“革命输出”的红色中国,也暂时忘掉了万隆会议上的赌咒,将海外憋屈的青年华人当成重点培养对象。东南亚各国树林子里和小巷子里的本地左翼团体,华人三占其二,又拿着中国支援的物资,乍一看,的确像极了红色中国派出的第五纵队。
东南亚各国政府,半是防微杜渐,半是装疯卖傻,只要一看见说中文的,统统都是赤党。打击赤化的同时,顺带着把中文也给禁了。
于是,华人们过得更憋屈,更加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那没见过面的强大祖国,能够漫卷红旗,解放世界,把枷锁变成绶带,把南海染成红海。
那时的S伯,每天都在努力地学中文。
华文学校,已经被政府关闭;华语报刊和书籍教材,也被视为禁忌。
越是不让学,他们越是想学。
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之下,中文老师们偷偷地教,华人孩子们偷偷地学。对血脉与革命心怀忠诚的华人教师和孩子们,用尽一切的方式,想尽一切的办法,瞒天过海,见缝插针,偷天换日,暗度陈仓。
他们将被查禁的中文教材,套上泰语课本的封皮。旁人路过,他们便装模作样地朗读泰语;四下无人,他们便一字一句地学习中文。
台上的老师在黑板上写汉字,一边手写,一边手擦。
右手还没写完“地上霜”,左手便要擦掉前边的“明月光”。
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察突然出现在窗外时,迅速地清理出一块无懈可击的空黑板。让那些鬼鬼祟祟的窥探者们,抓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除了神秘兮兮的中文课,S伯还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
当然,泰国眼中的敌台,便是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午夜时分,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在收音机里沙沙地响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字正腔圆的声线,是寂静的夜色里,唯一能够填满他心中空洞的东西。
每当此时,年轻的S伯便仿佛在空气中触碰到了那千里之外,从未谋面的故国。
华裔青年无处诉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静谧的暗夜中,独自绽放。
曼谷的老报馆里,每一代中国青年编辑,都听他像祥林嫂一样,讲过这一段故事。
尽管已经讲了很多遍,但每次讲起,他沟壑纵横的脸上,仍旧会写满某种难以言说的动容。
那种表情的背后,是辛酸?苦涩?自嘲?还是自豪?
我们一时难以分辨。
S伯在泰国的华文媒体圈子里,是一个真正的老手。但他每当面对中国来的年轻记者和编辑时,却总是很谦虚——
不是那种佯装作态的谦虚,而是无尽的遗憾之中,埋藏一丝自卑的,酸涩的,黯然的,真实的谦虚。
他常说:“我们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正规的中文大学,和你们这些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比起来,实在比不上啊……”
这种时候,我不知如何回答。
整个报社里的老华人编辑里,S伯其实是最强的。尽管他的文字,也是泰国唐人街里常见的“老侨体”,浓浓的民国风之下,部分词汇像是70年代的大陆官宣体,而剩下的一些专有词汇,则写得像是清朝的出土文物一般,古色古香。
但至少,还是看得懂的,明清古文与文革檄文相混合的文风,甚至还有一些与古老泰王国相契合的准确感。
而报社里其他老华人的稿件,我们却读得很费力。
老汉当年在泰国报馆里,一半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只是在将老华人们手写的“明清白话文”,转译成今日的中文阅读者所读懂的“现代汉语”。
除了那些年轻的大陆青年翻译之外,文稿不需任何修改而能直接放上报纸和网络的编辑,S伯,是唯一一人。
我很怀念他。
怀念他那些被讲过几千遍的故事,以及我们这些“外国人”所永远无法洞悉的泰国政坛内幕,和稗官野史。
每次打开那一家我曾经服务过的报纸,我还是能一眼看出,哪一篇是他老人家的手笔。
那是一个受困于历史的机缘而“没有上过正规中文大学”的泰国华裔青年,用青春岁月中无数个寂寞的夜晚,无数次执着的坚持,无数次无望的追寻才换来的技艺。
那个他年幼是未曾谋面的祖国,那些他毕生未曾谋面的先祖,都应该为他的忠诚而嘉奖。
我很想代表祖先和祖国对他说:您的中文,真的很强。
在你们这一代人中,绝无仅有。
L叔:泰南山林里的“红小鬼”
L哥,泰南和马来西亚边境出生的华人。
与我和S伯的办公位置,只隔着一张桌子。
带着一双大框眼镜的L叔,比整天一脸笑容的S伯,还要沉静——或者说沉闷。
像这样沉闷而安静的中年人,要么就是一生没有任何波澜或亮点的人;要么,就是曾经的人生燃烧得太剧烈,因此在归于平静之后,才变成了一块沉闷的灰烬。
这位大叔,属于后者。
南洋老侨多左派,但整个办公室里“左”得最彻底的一位,非L叔莫属。
因为他,是一名“马共”。
就是切·格瓦拉那样,在树林里,扛着卡宾枪,打游击的那种。
马共,马来亚的左翼武装。
30年代成立,与日军、英军、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作战。直到80年代中国外援断绝,才最终投降,在泰国境内定居下来。
L叔从小出生在“革命根据地”的华人村落里,游击队员在茅草屋里,教会他和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认字,带着他们学会中国的革命歌曲,告诉他们外面世界的样子。
在那时,战士们告诉他,那个远在北方的“祖国”,在经年累月地援助他们的革命事业。只要坚持,只要坚信,在几亿祖国同胞的无私支持下,他们必将得到最后的胜利。
13岁那年,他加入队伍,成为了一名红色武装的游击战士。
一开始,他的任务还不是战争,而只是运送。从一艘艘起航于中国南部沿海的神秘小渔船上,运回一摞摞的粮食、药品、凉席、蚊帐,以及,军火与弹药。
16岁那年,他第一次在一场遭遇战中,体验到了战火的滋味。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血液涌向脑海,浓烈的肾上腺素,瞬间灌满全身的每一根血管。
他卧倒,射击,恐惧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瞬间笼罩全身,然后在两分钟之内消散无踪。然后,便是令人上瘾的刺激与兴奋。
每参加一次战斗,那种兴奋,便越发浓烈。
80年代的某一天,他曾从香港入境,偷渡到内地去接受无线电联络训练。
来到香港之后,突然计划有变,预定好要接头的联络人,全都杳无音讯。
他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香港逗留了半个月。最后只能放弃任务,自行搭乘一艘货船,原路偷渡回到了马来西亚。
回到部队中,他才知道,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那个曾经数十年支援他们的国家,终止了“革命输出”,一切都结束了。
数十年的武装斗争,这支弱小的游击队,依靠着北方的援助,才苦苦撑过一次次的风波与难关。援助停止后,所有的战斗行动很快归于停滞。
很快,他的部队放下了武器。
残余的人员,全部撤到泰国境内,在泰国军方的监视下,他们在一个被称为“劳动村”的地方安家落户,重新成为了平民。
几年后,他到曼谷谋生。那些曾经的生活,很快便遥远得仿佛前世的回忆。
用了很多个日子,老汉在报馆楼下的停车场里,一边抽着烟,一边断断续续地听完了L叔的故事。
听完之后,我不知如何回应他。
心中总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他,但是始终不敢问出口。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他问出了那个问题:
“当年的一切,你觉得值得吗?”
他沉默了很久,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
“如果中国仍在支持我们,那就值得。”
我不确定,他是否误解了我的问题。
又或许是,我误解了他的回答。
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热衷于“世界革命”的中国。这个国家抛弃了自己曾经癫狂的过往,做起了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不要说支持,连这段历史是否存在,都成为了一段如同虚构的记忆。
那么,L叔的回答,不是很明确吗?
我感到莫名的尴尬与惭愧。尽管这一切,看似已与我身后的那个国度,不再相关。而对我讲述这一切的人,也早已没有任何的委屈与愤懑。
他,脸上写满了平淡。
那一切,都成了一场无果而终的幻影。
没人能记取,它究竟去向了何方。记住的人,也已经对它的消逝,一片默然。
C女士:未能登上的北行客轮
C女士,泰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
与她,我仅仅只有一面之缘。在泰国大商场里人来人往的火锅连锁店里,不记得是为何原因,吃过一次饭。
与S伯和L叔相比,她算是世俗意义上最成功的一人。她家境殷实,在曼谷的一个什么华侨社团里挂着一个很高的头衔。
退居二线之后,她甚至在中国的厦门大学考取了中文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她的国语说得很好,穿戴时尚而华贵,任何一个人都会把她当成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功成名就的赢家,几乎看不出,她与那个红色的岁月有何关系。
但即便是她,依旧是一个左派。
而且是一个比S和L要更激愤的,泰国左派华人。
在她的少女时代,她也有和S伯一样,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偷偷摸摸学习中文的经历。
不过她更进一步,不但要学习中文,且还要学习“典范的中文”。
她告诉老汉,在当年的泰国华文学校里,有大陆背景的中文老师,也有台湾背景的中文老师。
大多数泰国华裔青年,更欢迎大陆的老师,而对台湾的老师和教材,激烈抵触。
有一段时间,她学校里的校领导遭到了撤换,换了几个台湾的老师。而有三分之二的青年华裔学生,对学校里来的台湾老师,以及那些来自对岸的,讲述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故事的,繁体字的教材,完全不屑一顾。
在她们心中,大陆才是彼岸。
彼岸的对岸,只是异端。
她的回忆里,当时比她更年长一些的华裔青年人,有很多人都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海外接班人”。
华裔大哥哥和大姐姐的梦想,便是有朝一日,登上一艘驶向中国的客轮,到那片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笼罩着神秘与热血的国土上,去拥抱火热的人生。
她亲眼见过自己的学长,在码头登上一艘向北航行的客轮。
当这些华裔学生一登上甲板,便欢畅地叫喊,痛快地怒骂。
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手中一切可以当做武器的水果,向码头上的泰国警察们扔去。
那是70年代的事情。
后来,那些登上轮船的华人青年,还联系得上吗?
我不敢问。
C女士没能登上北上的客轮,似乎她至今仍在遗憾。
谈到中国,她有一些怨言……但那些怨言,并非中国对海外左翼的抛弃或别的什么,而是对中国某一任著名总理“让华人华侨忠于所在国家”的政策,让她感到“心寒”。
似乎,只要祖国振臂一呼,她仍然还可以抛弃一切,投奔北方,为了那个她少女时代心中所认定的祖国,献出她所能献出的一切。
我很想说:幸好你没有上船。
现在的你,或许是一个热爱红色中国的泰国华裔青年,能够得到的最好归宿了。
当然,这句话,我也是不敢对她说出口的。
当年少年,今何在?
上个世纪,无数海外出生的华人青年,都将红色中国视作寄托理想的民族故土,承载人类解放的应许之地。
他们不曾窥探当时中国的真相,执拗而天真地将那个神秘的国度,当成精神的家园,当做天堂的彼岸,青春的幻梦,就这样在历史的大幕之下,臆造出一座触不可及的围城。
这一切,我不知他们是否看到。
如果看到,他们又是否像中国那一整代人一样,为自己所曾经钟爱的幻梦,怅然若失?
异域昔年,北望中原,
彼时梦中,红旗猎猎。
在比边疆更为遥远的远方,中华前世的记忆,就这样被封印在一代人那下落不明的青春岁月里。
他们所诉说的历史,我知道,但却无法理解。我所生活的国家,他们奉献,却事过境迁。
就像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当年亲密无间,再见之时,我们之中的某一个,早已莫名其妙地穿越了历史,脱离了原有的故事线,从一个异世界之中猝然归来。恍若隔世,似曾相识;物是人非,无言以对。
那些在夜色中偷听中国广播,在码头上笑骂本国警察,在丛林中等待祖国船只的泰国青年。
他们所热爱的那个国家,是真实存在的吗?
他们所忠诚的那段历史,是无谓的付出吗?
我不知道。
他们仍是他们,我们却已不是我们。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这份热爱,而永世铭记,
只因我总觉得,说不清为什么,我们欠他们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