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的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措施的意义从小学到中学，从课内到课外，反反复复地强调，已经成为镌刻在个人历史观基座上的铭文，难以磨灭。

那么，如果有人说，“统一货币”恰恰促成了秦帝国的灭亡，是不是很让人难以接受？

事实上，这个观点不但真的被提出来了，还繁衍出了至少三个版本。

最早提出“统一货币”导致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是一位经济学家，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朱嘉明，他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一书的“绪论”中指出：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其实，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于是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

这一观点无疑极具颠覆性，同样存在启发性。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之中，传统王朝的灭亡之因，往往归咎于“分配不当”，比如最常见的“土地兼并激化社会矛盾”的提法；有限的关于货币因素的讨论，也往往聚焦于“通货膨胀”，比如宋、金、元三代过量发行纸币导致的财政危机。哪怕是“金属货币形态”之下的汉初，也会出现“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的局面，也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通胀”表象。

简言之，古代王朝的经济问题往往被简化为三类：

（1）分配不公；

（2）生产不足；

（3）攫取过度。

相应解释的理论根基其实是同一个，即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时提出的：

天地所生财贷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尽管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向左，且雄辩滔滔地提出：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两个人对“经济”的整体看法（真称不上“经济学”仨字）并无不同，都认为“经济”中的两个部门的就是“民”和“官”，社会财富为“天地所生”，出自“天下之力”，而“官”则掌管使用“天下之费”，但是“生产”的“社会财富”有定数，或者说“上限”、“总额”，“财政”就是从“民”的手中取得财富，以供“官”来支付“天下之费”。

这套说法，用当代的马哲语言翻译：

在简单在生产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出被积累条件所限制，各部门的产出除开本部门简单再生产所需的部分，剩余部分与其他部门进行等价交换。政府在再分配的过程中，作为非生产阶级，通过税收，在生产部门中获取一个恒定的社会产品，用以提供国家整体在生产所需的警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可以说，由旧的“经济观”到新的“政治经济学”的跨越，只需要添加一个“阶级”概念代替“官”，就可以无缝转换，尤其是其中对“生产”的绝对重视，几乎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需求”概念，而在现代经济概念下，不考虑“需求”因素，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对“需求”非常重视：

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

换言之，从初中开始就接受“马哲”熏陶的当代中国人应该非常理解“供需”带来的“交易”对“商品”的重要意义，但是，传统经济观念中“需求”的缺位，乃至于“交易”概念的缺位，让这一普及性的经济学教育效能有限，反而塑造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唯生产论”，成为了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认识。

“唯生产论”的表现，完美继承了上文中提及的三条，以至于在朱嘉明教授的观点基础上发生了诸多异化。

朱嘉明教授的上述表述，着眼点在于秦始皇“统一货币”对“多元货币制度”的影响，以及并未宣之于口的“常识”——新金属货币的铸造周期和铸造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的不足，造成了“通货紧缩”，也就是中国古代屡见不鲜的“钱荒”，发生“物贱钱贵”的现象，也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提及的“秦钱重难用”，进而对社会生产者造成伤害，引发“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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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释的正误，下文将详细探讨，只看观点本身，完全是言之有据的学术探讨。

在这一探讨的基础上，“知乎”网友张英锋在《除却最常见的那几个，秦朝灭亡的原因还有什么？》进行了拓展性的解析：

强令推行的货币统一政策和超发劣币，引发全国性、不分贵贱阶层的全面经济动荡，是导致秦始皇死后帝国就快速瓦解的关键诱因。

但是这并不否认苛政是秦亡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苛政，就不会制定这样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伤害也不会这么巨大。

同时也不否认货币统一是好事，但是政府无节制的货币政策，反而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真正有能力抵抗政府政策的，洽洽是六国残存的旧贵族，这为他们造反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和民众基础。

对照朱嘉明教授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一书中《绪论》与《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两节中对秦帝国货币制度的有限讨论，“张英锋”的总结有诸多抵牾：

其一，朱嘉明教授指出，秦始皇统一货币固然有传统观点中“好”的方面，也“开创了国家介入货币经济先河”，“导致了战国时期产生的货币经济高潮转入低潮”，这一论断与“货币统一是好事”，完全是两种概念，站在经济史的尺度上衡量，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评价；

其二，正如第一条所引述的朱嘉明教授的观点，秦帝国的“货币统一”政策的强制推行，本身就不可能提供“足量”的金属铸币来填补“六国旧币”被废止后出现的货币需求，在此条件下，铸造减重“劣币”某种程度上还算是对错误政策的弥补，而绝非“张英锋”所说的“政府无节制的货币政策”给经济带来毁灭打击；

其三，朱嘉明教授从未涉及“抵抗者”的概念，“真正有能力抵抗政府政策的，洽洽是六国残存的旧贵族，这为他们造反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和民众基础”这样的表述，完全出自“张英锋”个人的发挥，至少在文本上，两者之间看不出因果关系。

更有趣的是，当“知乎”这个信息集散地的“新观点”向外扩散之后，坊间流传的版本就变成了：

大秦帝国死于货币战争。

这个版本中，秦始皇用“秦半两”替代六国的钱币后，就出现了“新旧币兑换”的问题，由于秦始皇“爱平民而轻贵族”，所以，六国持有货币资产最多的“旧贵族们”在这次货币变革中以莫可名状的方式利益“受损”，所谓“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六国旧贵族自然对秦王朝恨之入骨，进而在陈胜、吴广发难之后，纷纷响应，对新生的统一、先进政权发动反扑，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个说法融合了“统一货币”和“旧势力反扑”这两个教科书上高频讲述的关键词，再配合《大秦帝国》小说中对秦朝诸多善政和人物的“虚构”，只接受了“张英锋”说法中最后演绎的部分，也是朱嘉明教授完全没有提及的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

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翻版，大秦帝国被“移情”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六国旧贵族则是落后生产关系的维护者，只不过在“斗争叙事”的身上，盖了一层“货币战争”的破床单。

而追根溯源，实则仍是上述传统经济观中的片面放大导致的，重温一下：

（1）分配不公；

（2）生产不足；

（3）攫取过度。

至少包含了“分配不公”和“攫取过度”两条，而为了在“道德”上维持大秦帝国的“先进性”，就选择性地忽略了“攫取过度”，也就是所谓的“儒家暴秦叙事”，将之归结为“软骨头儒生”对法家秦朝的“抹黑”。

转而放大“分配不公”的部分，即从“官-民”二元结构中，拆出一个“中间阶层”——六国旧贵族，让其变身为“旧剥削阶级”，成为上下交攻的对象，而完全忽略大秦定鼎之后普遍塑造新的“官-民”二元结构的事实，从而回避同一理论逻辑下，也必须将剥削阶级的代表“大秦”视为“阶级斗争目标”的尴尬。

当我们梳理完上述三个版本的“观点”，且不论其对错，完全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学理讨论”是如何在“媒体传播”和“大众再传播”的过程中与社会观念的“最大公约数”产生互动并面目全非，最根本的原因并非只是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而是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明的冲突”，哪怕是已经经历过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洗刷，传统中国经济观念仍像一个“黑洞”，捕捉和扭曲一切进入它引力场的物质，并随着与它的距离远近而各自不同，哪怕它们的标题，都可以写作： 

大秦帝国死于货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