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涛ECON

“河南考生被北大连续3次退档”这个问题有趣，我也来说几句。

所有高校的价值取决于培养人才的社会价值，即毕业生的起薪，而且这个起薪应当是最低水平（政府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除外），而不是平均水平。所以人大毕业生集体为某落魄校友提供各种支持，是该校招生最大的广告。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有必要回应人们对于高校的精英主义传统的质疑与反对，于是就有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和健美操之类的不同，专项计划是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产物，健美操等各种计划仍然是精英主义的产物。

类似问题我在微博文章中讨论过：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政治经济学。

精英主义的逻辑就是要么满足精英阶层固化既有利益的需要，要么接纳最优秀的人群进入精英阶层，进一步强化精英阶层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所以这种精英既包括考试最优秀的，也包括其他方面最优秀而特招的，还包括家庭资源最丰富从而打造出来的优秀人才。

但是专项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精英主义。除非专项计划的毕业生能够正确地被市场所识别，比如说毕业证注明专项计划，或者是专项计划的毕业生与其他符合精英主义逻辑的毕业生在分割的就业市场，如专项计划和定向就业相联系，许多师范类院校都有这种项目，否则专项计划造成的结果就如同把高端小区和经济适用房放在同一个小区，造成两个人群之间的矛盾。这就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中，教育作为一种能力的信号发送机制失灵，造成劳动者无法分辨精英毕业生，精英毕业生将得不到足够溢价，从而长期来看影响学校的招生。所以学校即便无法抗拒来自国家的专项计划压力，也会用各种技术方法来最大程度降低专项计划带来的影响。

延伸阅读：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政治经济学

于洋和包特两位少侠都在讲学区房，我也来蹭个热度。

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多目标的问题，在我们现行的制度没有明确到底偏向哪一个目标时，我们的教育就隐含地要达到如下三个主要目标：

一是要确保教育为考试选拔服务的基本功能。

二是要满足对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公平的追求，从而需要回应居民对任何地区教育服务数量和质量的供给。

三是要满足高收入人群对教育作为一种消费服务（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要打造更好的中小学乃至精英大学。

这三个主要目标，隐含的是三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法则。

第一种法则是生产效率，聪明者得。

第二种法则是平均主义，资源均等。

第三种法则是交易效率，价高者得。

其实还有第四种分配法则，即官僚主义，权大者得。但这种分配法则已经是被改革的对象，我们暂时就不讨论了。

改革的对象很明确，但是到底要改成什么样？

会改成生产效率法则吗？生产效率恐怕比较难衡量，特别是孩子的天赋如果真服从正态分布，那么除了极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群之外，绝大多数在均值附近的孩子和家长并不能从这一范式中受益太多。选拔标准的稍加调整，就能对很多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为了减少社会对教育部门选拔效率的批评，教育部门必然会以各种提高选拔效率的名义给选拔机制打补丁，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寻租空间。毕竟，人类社会的聪明才智是无限的，谁还不能找一把尺子把自己量的更高呢？

如果生产效率法则不能奏效，平均主义能否奏效呢？作为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我们，对于平均主义有着天然的反感。所以我们趋向于生产效率的改革是最理直气壮的。但是，随着家长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对于智商的理解越来越全面，对于自己DNA的自信越来越偏执，生产效率政策就开始备受质疑，平均主义开始占上风了。

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物质文化资料生产的追求总是难以被预算上捉襟见肘的政府生产提供所满足，因此家长、企业和政府都一致发现，交易效率法则能够很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私立学校开始兴起，公立学校也开始开办寄宿制、实验学校等准私立学校，为稀缺的教育资源扭曲定价找到了价值补偿的方式，一时间教育产业化如火如荼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舆论开始对这种交易效率法则产生了质疑。毕竟，什么都用交易效率来衡量，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有悖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体。

那么，我们到底要改革成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呢？谁也不敢说我们就确定某个方向，那么我们的教育改革就成为既要又要还要的多目标最优化的问题。而根据多目标委托代理理论，任何容易量化的目标会挤占代理人更大的精力，那么教育主管部门会怎样行为就是很好预测的了。

由于生产效率无法衡量，选拔体系永远都是饱受诟病，所以这个目标在实质上很容易被教育主管部门所摒弃。为了减少政治风险，他们显然还会继续减少除高考之外的其他选拔路径。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家长而言，一般在小学阶段就能判断出来自己孩子不属于正态分布的右尾，所以这些改革的影响主要就是减少折腾，不用再去掺和那种挖坑填坑以获得特殊通道的套路了。而从交易效率和平均主义两个角度来看，平均主义的诉求当然是最容易观测了，办好教育资源把差学校办好非常难，但要把教育资源整平均那还不是几句话的事情？发个文件靠行政机制就能把教育资源给整均匀了。当然太激进这样做肯定会造成很多派生问题，但关个奥数培训、禁止超纲教学这种事情，当然是省时省力且见效快而最符合平均主义要求了。所以短期来看，教育主管部门必然是侧重最容易观测的平均主义目标，压制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目标，教育资源的发展还得向平均主义方向继续推进。

那么看起来禁学部这个帽子还得戴相当一段时间，到底会什么时候结束呢？在我看来，还得等房产税全面开征了。房产税天然就是地方税，而教育支持天然就是地方支出任务，所以高房产税的地方必然有更高的教育经费。所以最后不管现在的政策制度怎么推进，最终的发展方向也一定是地方财政（很可能是城市层面地方政府）决定地方教育水平，而在城市内部的教育资源，很可能是趋于均匀化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