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三十三期——

8小时之外，你被工作群@了吗

问题发布

下班之后，我们的微信工作群等通讯工具是否依旧消息不断？在非工作时间，我们或许依然要面对大量的工作事务，甚至“996”升级为“247”，工作出现24小时化的趋势，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多数职场工作者的日常。不可否认，即时通讯工具的存在为个体提升社交质量和组织提高工作效率创造了积极的条件。然而，另一方面，无休止的“信息翻涌”也严重影响了员工个体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态，很多员工迫于生活却不得不妥协，大量的“私下吐槽”随之而来，似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将人从社会劳动中真正解放出来。《过劳时代》一书中便提出这一疑问：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信息技术在变革，但我们真正的个人业余时间却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疲于奔命？

在信息时代，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被切割，使得我们对接触到的信息逐渐冷漠，同时个体自身的私人空间也被迫敞开、私人时间被占用。在某种程度上，工作“绑架”了个人生活。那么，非工作时间工作信息“骚扰”这一现象究竟反映出怎样的社会现象？当公共空间“侵入”私人空间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是否有可能避免这种“侵入”？如何降低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期邀请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董宇聊聊公共事务和私人权利的关系。

一、公共事务的延伸可能侵害私人权利

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占，反映的是网络时代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日益模糊，折射出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害。

按照哈贝马斯（1999）的观点，公共领域只限于公共权力机关，私人领域包括商品交换领域、社会劳动领域、家庭及其中的私人生活。据此，公共领域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在场。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公共权力究竟是什么？根据社会契约论，公共权力源于私人权利的让渡，其目的在于维护、服务和实现公民的个人权利。站在公共管理的视角，要实现这一目的，则有赖于理性的官僚组织、制度化的规则章程以及规范的管理流程，即一个高效的公共管理过程及其管理工具的合理运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管理工具不断革新缩短了公共权力与其服务对象的距离，极大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的回应性。在公共管理场域内，微信工作群的建立，其初衷在于第一时间将信息在组织成员中共享，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避免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发生折损，促进组织管理扁平化，以提升组织管理效能，从而高质量地回应社会及公众的需要。因此，微信工作群本质是一种服务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工具，其运行和使用的范围仅限于与公共事务有关的领域，即公共领域。

然而，网络信息技术不受时空限制，造成了网络空间公私领域边界的模糊。公共组织中的成员，对外代表公共权力，对内则是作为个体的组织成员，同样具有一般意义上公民的各种权利，其权利同样需要维护和实现。若非工作时间微信工作群消息不断是为了处理公共事务、回应民众所需，那么这种“打扰”是理所应当；若微信消息的绵延不断与公共事务无关、与公共利益无关，那么这就涉及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害。

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刘旭：

我非常赞同董宇博士关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自身特性造成网络空间公私边界模糊的观点，网络信息工具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能随时随地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无缝切换。那么从信息工具这个载体出发，您觉得应该如何来处理好公私边界模糊的问题？

董宇：

工具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的目的的，信息工具也不例外。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公共组织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因此，任何一项工具的实施都必须聚焦“公共利益”。然而，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很多时候管理工具的行使就会发生“异化”，其运用和行使服务于组织的自身利益而非社会的公共利益。比如，一个公共组织的微信工作群在非工作时段以宣传工作成绩为由，对其成员进行“信息轰炸”，并美其名曰此举可以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感”。那么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工作成绩（政绩）是否等同于公共利益？此举到底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还是组织的自身利益？

因此，我觉得，就公共组织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处理好网络空间中公私边界模糊的问题：第一，定性质。分析运用网络信息工具处理的事项是否真正运用于公共事务、服务于公共利益；第二，看时间。非工作时间尽量减少对组织成员的打扰，除非遇到紧急公共事务；第三，分情况。若碰到急需处理的公共事务，即使是非工作时间，只要是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私人权利也必须让位于公共权力。第四，建制度。通过成文的规定，明确网络信息沟通工具在组织管理中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为私人权利免于公权的打扰提供制度化保障。

三、质询与回应

TO董宇：

公共权力的范围有没有扩大的可能，即社会私人领域对个人隐私的空间的侵占？

董宇：

感谢质询团的提问。

一般意义上，权力意味着对资源的占用，权力的大小意味着资源占有的多寡。公共权力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扩张冲动。理论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其官僚，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政府管理中往往通过扩充职能等方式来增强自身占有资源的能力，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

实践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公事务的增加助长了这种扩张性。比如，福利国家的出现原本是战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其在医疗、失业、养老等方面日益繁杂的公共事务，但这却在客观上导致了政府职能的扩张和权力的膨胀。就我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丰富化、多样化和精细化。这就意味着有更多更细的社会公共事项需要政府的“在场”，政府机构通过高效地履行自身职能，合理配置相关资源，从而对公众需求做出回应。这背后的运行逻辑仍然离不开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行。

换言之，公共领域的政府权力与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一方面，自然状态下的私人领域需要公共权力规范个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私人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共秩序、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又难以完全克服公共权力扩张的“天然缺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今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构更加高效、便捷地履行其职能提供了科技支撑，通过新兴管理工具的运用，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老百姓甚至足不出户就能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然而，公共服务信息化、便捷化的基础是对大量信息资的源占有和整合，有时甚至是对私人信息的侵占，这便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便捷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呼吁制度的保护，防止我们的私人信息被肆意挪为他用。

阅读全文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CC0dSRJVTKNU56FCl2J1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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