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歌，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于1935年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左图)作词，聂耳谱曲。在抗战时期流传甚广。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各界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广为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 部分委员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理由是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譬如有人提议：“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对原歌词不作任何改动。

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陈伯达、张春桥整理出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界的冬天由此开启。田汉不久即因为其编写的京剧《谢瑶环》，而被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被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对其施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入狱。1968年12月10日含冤死于狱中。

田汉如此遭遇之后，其作品自然也就成了“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所有田汉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不能不演奏，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

​广东省大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大埔文史·第21辑》载有张天蔚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

老人回忆：

“1967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其中一股便是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之风。为什么要修改国歌歌词?据传有二个原因：一是原词作者田汉是资产阶段文艺黑线的黑头目之一；二是原国歌歌词没有新时代特点，已经过时。至于是哪一级组织提出要修改的，我们没有看到“红头文件”，只是听领导的口头传达。”

“4月初，大埔县“抓促”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指派罗青田、罗春光、张天蔚等3人到枫朗、大埔角去深入生活。任务是：一边和贫下中农“三同”，一边修改国歌歌词。要求在5月中旬交稿上送。下到大埔角，我们分散住在几户农家，参加了几天劳动之后，召集人罗青田把我和罗春光邀到大埔角供销社的一间小店(原天成号)二楼商议改国歌歌词事宜。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也称是文艺圈内人，对产于抗日战争年代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确实很赞赏，对戏剧大师也很崇拜。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任何荒唐事都不觉得荒唐，大多数人都神差鬼使般地做着荒唐事。

“我们先对原歌词进行分析：首句“起来!”这是一个富号召力的动词。号召谁起来呢?“不原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怎么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鲜血?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句核心词，后面的几句歌词都是围绕这句核心词的情绪而产生的。面对这么完整，这么充满激情，这么有感召力的国歌歌词，我们该从何处落笔改呢?商议的结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时代特点；二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时代应肩负的革命责任。方法是先由各人写出修改稿，然后取各人之所长定稿。

“5月初，一首作者署名为田春蔚的新国歌歌词拼凑出来了——

“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起来!起来!起来!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 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们把“新国歌歌词”油印20余份发给当地贫下中农征求意见，并于5月中旬将稿子上交。此后，修改国歌歌词的事再也无人提起，国人似乎也很快忘记了这段历史笑话。上了年纪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大型集会几乎都以唱、奏《东方红》代替国歌。”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为填补国歌歌词“空白”的尴尬，由文化部牵头，成立“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征集，收到大批新歌词词稿，在多次讨论会之后，最终出炉的国歌新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 前进! 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 进!

新歌词被提交至全国人大讨论，并于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随即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

为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撰写了一篇题为《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影响，文章作者署名为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但新歌词的传播始终没有打开局面。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据《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刊文介绍，作家陈登科是首位提交恢复国歌原歌词提案的人大代表。

据陈登科回忆：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 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本文资料来源： 

张天蔚《“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载广东省大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大埔文史·第21辑》；

陆志成《陈登科的两件议案》，载《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

雷声宏《国歌歌词从废止、取代到恢复的曲折历程》，载《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