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传统的农村经济已经事实破产,因为种田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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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不缺吃的,亲自去巴西和印度调查一下再说话,在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也是私有制可以买卖,大资本大地主阶级通过压低粮价,诱骗或迫使农民亏损破产卖地,大地主大资本家乘机低价收购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退路只有到城市务工一条路,但城市务工人员的容纳度是有限的,大量无学历无文化的破产农民成为城市边缘群体,印度、巴西城市出现的大量平民窟就是这些破产农民的家,而资本家或大地主阶级获得大量土地可以实现粮食垄断,粮价垄断,形成高粮价,高粮价促使物价上涨,这些贫民窟的破产农民买不起粮食,为了生存开始从事非法产业,平民窟逐渐成为吸毒、制毒、贩毒、人口拐卖、卖淫嫖娼,黑帮林立的犯罪天堂,成为城市治理的芥癣之地。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可以防止土地被资本垄断,实现粮食垄断,甚至防止国外大资本利用兼并资产形式,兼并国内大量土地实现建国目的,如以色列建国的例子;另一方面本国农民在经济好时到城里务工,为城市提供大量劳力,农民获得额外经济收入,经济不好时,农民工退出城市返回农村消解失业人口,甚至反向消化城市失业人口,这就是农业经济专家温铁军提出的我国特色农业经济理论,本人认为很有高度!
您说错了,其实农村土地公有(集体所有),农民没有买卖权,早已不能成为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了,土地实际上成了农民的负担了,若经济不好,农民打工找不到活计,退居农村种田,依然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在古代,农业税是朝廷的最大税种,每一个王朝初期,土地都平均分配,因此生产就发展了,国家就逐步走向富裕,但到了王朝中后期,新老权贵逐步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定不平等的税收、徭役、兵役政策,新老权贵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徭役,把税收和兵徭役摊在农民身上,才导致农业的破产、土地的集中,因此,王朝中后期出现的问题,都不是因为土地私有而导致的,而是政治经济规则导致的不同负担造成的。比如西汉初年,一直到汉武帝前两轮对匈奴战争之前,农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没有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从第三轮漠北之战开始,由于战争距离中原已经非常遥远了,后勤系统已经难以支撑战争了,汉武帝依然乾纲独断梦想彻底消灭匈奴,于是加重了税负和徭役,弄得土地无人耕种,小农逐步破产,而当时三老、官吏之类的不用缴纳地租税,于是就出现了农民把土地卖给了豪强权贵有劳力的家庭去当长工,没老力的成了流民,于是关东“流民百万”。地租也不足以支撑战争了,汉武帝又把手伸向了商人,这就是所谓的“算缗令”、“告缗令”,也导致了商业的破败。如此能够打胜仗还算可以,打了胜仗后税负就降下来了,重新休养生息也可以。问题是从太初二年的赵破奴全军覆没、天汉三年李广利惨败损失六七成人马、天汉四年李广利、公孙敖两路共十五万大军失利,这其中损失的辎重、粮秣、民夫反而使得匈奴获得新生,而汉朝为此付出的代价其实是真正战争耗费的数倍。战后边患依然存在,国家财政依然不得轻松,国家常备军队和战争体制设立的各种公务体系依然耗费巨大。汉武帝之后直到西汉末年,人口、经济都未能恢复,而只能任由土地兼并、豪强崛起,在这种情形下,朝野束手无策,王莽这个内心奸诈外表忠厚的人才得以蛊惑朝野、篡政代汉。由此可见造成西汉土地兼并的原因并非土地的所有制造成的,即便是王莽那种穿越式的改革也难以扭转。土地兼并是高额税赋徭役以及税负的不平等造成的,
在今天,农业税已经取消,农业直接税已经不是国家税征收的组成部分了。取消农业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发善心,而是因为到了本世纪初期,农产品与其他部类产品的价格关系已经严重扭曲,农业按经济指标计算已经破产。上世纪改革之初,一斤小麦0.38元,到本世纪的今天是1,05-1.1元,而其他部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涨了几十倍乃至数千倍,比如煤炭,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概烟煤只有15元/吨,现在基本上在1000-2000元之间波动;房价,上世纪80年代末,200元可以建设15平米,今天房价最低的地方也要好几千元每平米;教育,医疗等服务,也是上涨了上千倍的费用。今天农民每亩地一年的毛收入还不够工薪族月工资的五六分之一,纯收入就更不用说了,也更不用说跟高收入者相比。农资等价格也是连年上涨,唯有粮食价格国家必须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粮食保持较低的价格,并不是为了农民有粮吃,而是为了确保城市最低收入或者福利水平的人至少能吃得起粮食,粮食支出占城市人口总支出比例其实是很低的,一个月每人25斤大米或白面,也就三四十块钱。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其实都是对城市居民的吃饭补贴,粮食成本不断升高而粮食价基本锁定不变,不补贴谁能种田?虽然不收农业税了,通过价格错位,实际上农民间接缴纳的更多了。也因此,机关食堂倒掉的白花花的馒头大米谁没见过?农民用的水电价格由于国家没有投入到位,让一部分资本垄断,价格远远高于城市。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土地公有制其实是对农民的捆绑,而大小官僚却以为是施舍给农民的低保福利,正因为这种认识,国家这些年从来没有对农村农民的子女教育、基础医疗进行投入,也就导致了农村幼教、小学教育、基础医疗体系全面消亡,孩子从幼儿开始就不得不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上学,其母亲也不得不脱产去县城陪读,于是滋生了乌七八糟的“小媳妇”县城现象,不知道什么是“小媳妇县城”的可以去问问农民。事实上,从改开以来,基本上没涨价的就只有电力和粮食,为了维持火电生产,每年各大国有煤矿必须供应足够量的用于发电的平价煤,这就是国家用国有煤矿对全体公民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大量电力补贴。粮食也有补贴,但基本上到农民手里的也没几个钱。
今年以来,北方小麦区严重干旱,小麦减产已成定局,没有灌溉条件的一些小麦基本绝收。而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大量水库四十几年来因为没有维修和维护绝大部分淤积报废了,这才导致了大旱之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手段抗旱,而基层政府面对旱灾也只能“垂拱而治”了,农民今年的种田亏损增大也就是必然的了。
城市化既然是趋势和国策,土地收益也养活不了农民,若农村土地私有,农民有买卖的权利,农民就可以将自己的土地变现,再加上打工赚钱,就足以将自己身份转化为市民,奈何要把土地捆绑死,仅仅靠打工赚的那点微薄的钱去转换呢?要知道长期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都是没有社保的,干着最脏最累时间最长的活,收入却只有正式职工的几分之一,加之这些年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导致的房价远远脱离价值规律,农民打工收入根本不足以令其变成市民。若土地可以买卖,且制定一些土地和城市房产的置换政策,农民很容易变成市民。变成市民后,该有的福利就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国家也必须考虑,就跟今天我们城里的征地农民一样,转化了身份。土地补偿和房产补偿到位了,只需要再找个工作,也没什么必须化的大钱。而今天被土地捆绑的农民,其劳动成果不断地被以各种手段拿走,农民只能越来越贫困,改开以来已经有两三代农民工了,最大年龄的已经超过80岁了,由于没有社会保障和退休养老,很多还在地里劳作。
有人说土地集约化可以促进生产发展,降低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像美国农民一样。错,美国耕地总面积比中国多得多,但总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说明集约化并不能使产量升高;集约化使用人少,机器多,有人说成本就低。错,中国农民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计算在成本内,只计算种子、农业、耕作机器、水、电等费用,这些方面,美国农业成本不会低于中国。那为什么美国粮食价格不高呢?不要忘了,美国之于农业的补贴远远高于中国,西方国家都是对农业进行高额的补贴的,国家财政最大的支出就是农业补贴。
这些年我们的生猪生产已经集约化了,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就不允许家庭养殖了,于是各路资本进入了生猪、肉牛、奶牛、禽类的养殖领域,请问,我们的猪肉价格稳定了吗?波动相当大,这一点大家都深有体会。养猪成本下降了吗?没有,上升了。粮食对肉的转化率提高了吗?没有,转化率降低了;猪肉质量提高了吗?没有,速成养猪猪肉质量下降了,很多城里人都说,再也尝不到原来的滋味了,于是各种高价土猪肉来了,确实味道不一样。
在今天,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产,到农村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一代农民了,因为种田没利润,年轻人都通过上大学或者进城务工了,上大学的转了户口的很早就失去了土地权益,进城务工的土地承包权依然在。还在种田的农民年纪最小的已经50开外了,种植粮食早就成本与收益倒挂了,在这种情形下,还鼓吹土地公有是对农民的低保保障,无异于睁眼说瞎话。过不了几年,国家就不得不对土地进行公司化经营了,这是大势所趋。与其如此,国家何不按照城市土地价格购买农村集体土地,让农民集体变成市民,并且给予给国家种田奉献了几十年的老农民平等的养老金待遇呢?非要等到这些人悲惨地老死后无人种田土地荒芜的时候吗?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一种所有制,是当初私有土地通过合作化运动大家以“凑分子”形式形成的,类似于工业领域的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制。国家收购集体土地,变成真正的全民公有制,是应该掏钱的。然后将土地进行公司化耕种,提供大量补贴,保持粮食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至于种地让私有公司租赁经营经营还是建立国家大农场经营,就留给“专家”捣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