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秦砖》终于要拿起“秦制”的最后一块“砖”了，三解很兴奋，决定用一个比较长的前言，为各位看官，讲解一下来龙去脉（涉及一些概念辨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秦制”在当下，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有人讲秦汉史用“秦制”，讲明清史也用“秦制”来概括，那么，“秦制”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是否被滥用了？如果“秦制”确实对后世的中国式帝国存在影响的话，究竟是哪一部分？

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恰是《秦砖》的初衷。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已经提到过一个关于“认识”的命题：

古代中国式的经验主义逻辑思维。

说的“哲学感”十足，其实读王安石《洪范论》讲解万物规律，看王阳明《传习录》自述“格竹”，就能发现，中国古代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万物”时的世界观构建，非常“奇特”。

这种“奇特”更是对今人的历史认知（实则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解总结起来，却不过“高、大、全”三个字。

得益于外洋舶来的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各个时代教育中渗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技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概念”、“范畴”之类的词汇并不陌生，然而，一旦脱离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快速地向“高、大、全”靠拢。

仅就历史认知而言：

所谓“高”，即“高逼格”，通俗地说，就是关注“意义”、“评价”，而非事实本身，甚至于“事实”本身没有意义。

所谓“大”，即“大概念”，通俗地说，就是关注“关键词”，将复杂的历史事实以一个又一个的关键词来进行概括，“关键词”的组合成为事件本身。

所谓“全”，即“全覆盖”，通俗地说，就是关注“规律平移”，将抽象出来的关键词组合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成所谓的“历史规律”，放之历史而皆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高、大、全”清楚地表现在历史试卷上，如“历史意义”、“人物评价”、“名词解释”和“历史规律”，其根源却远在中国古代，而非舶来品。

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自然而然地走向“整体论”和“循环论”，其根基都是“不可知论”，就像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的：

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因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所以，解释“物”，多用“比喻”和“移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互相体会“平移”的“感受”就足够了。

正因为如此，身旁反问，“知道这个有什么用的”人就多有，因为“意义”既然是“赋予”的，我不接受你“平移”的“感受”，自然也就无妨。

这是大众历史传播的基本点，更是一部分“专业历史知识”与“大众历史认知”之间的“接驳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却有新、老两个问题深入骨髓，老问题早在梁启超的时代，就已经在《新史学》中指出：

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

以三解个人浅见，“旧史学”讨论的“得失之间”，归根结底就是“解释学”，即为已经确定的事实提供一个符合“天理人心”的解释，成为整个“解释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解释系统”因为涉及的“概念”点过多，分别自成逻辑套路，而导致内容庞杂、逻辑混乱，甚至不能简单以“儒学”概括之。

但是，得益于上文中的“高、大、全”思维方式，任何的具体问题在嵌入“解释系统”时，都会削足适履，形成一个最终的“简化版本”以供传播，所以，就会出现只要进入具体问题研究，“简化版本”就千疮百孔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新问题”应运而生，即“解释学”逻辑和“事实”逻辑的疯狂背离。

通俗举例，近、现代军队组织、政府组织，本身是存在“科学”内核的，那么，古代军队组织、政府组织，有没有可能是“反科学”的？

当然不可能。

用“科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和用“解释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最后呈现出的“现象”，会出现严重的背离，因为前者是基于“信息颗粒”的切割和科学重组，而后者则是基于“前人解释系统”的文本结论，具体地说，就是“某某人曾经曰过”。

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诸多“历史常识”，实际上就建构在这种大批量的“反科学”的逻辑之上而不自知。

“秦制”，正是这一系列“历史常识”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诸多历史讲述的起始，对它的重新切割和去魅，将原本人们心目中由“统一”、“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军功授爵制”等等概念构成的“大秦帝国大厦”，重新切割，分解为一块块“事实”的“秦砖”，正是三解的初心所在。

本文，将补齐最后一块“砖”，秦帝国的经济管理与财政。

一

在上一篇文章《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中，三解提到了三个秦朝的行政文书概念：“计”、“课”和“程”，并粗略讲解了他们在秦帝国文书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其实，它们还是认识“秦制”经济管理的一把钥匙。

里耶秦简中保留的“课”的“细目”最为详细，也最能说明问题：

1、田课志

䰍园课

凡一课。

2、田官课志

田□□课

凡一课。

3、乡课志

□□□

□食□□

黔首历课

寡子课子课

凡四课。

4、司空课志

□为□□□

□课

□□□□课

舂产子课

□船课

□□□课

作务□□

……

5、仓课志

畜彘鸡狗产子课

畜彘鸡狗死亡课

徒隶死亡课

徒隶产子课

作务产钱课

徒隶行徭课

畜雁死亡课

畜雁产子课

凡□

6、畜官课志

徒隶牧畜死负、剥卖课

徒隶牧畜畜死不请课

马产子课

畜牛死亡课

畜牛产子课

畜羊死亡课

畜羊产子课

凡八课。

7、尉官课志

卒死亡课

司寇田课

卒田课

凡三课。

8、□课

□课

□产子课

凡八课。

9、课上金布副      园栗                       县官有买用钱/铸段（锻）

桼（同漆）课   采铁                       竹箭

作务                市课                       水火所败亡/园课 采金

畤竹                作务徒死亡             赀赎责（债）毋不收课

池课                所不能自给而求输

这一段引用非常之长，又非常重要，基本不用翻译，其共同点在于，所有的“课”都是对“数字”有要求的科目，比如“马产子课”，实际上就可以替换为“马产子数”，也就是典型的“数目字管理”承载。

共性谈完，要谈个性，比如带“田”字的，竟然有两个，一个是“田课”，一个是“田官课”。

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一文中，三解讲解了“田”和“田官”的区别，“田”是对编户齐民进行耕种管理的吏，而“田官”则是对官有田地进行耕种的吏，前者偏管理，后者偏经营。

“田课”明显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其下只有“䰍园课”一项。

“䰍园”即“漆园”，即种植漆树获取生漆的园圃，在里耶秦简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卅七年，迁陵库工用计受其贰春乡䰍：桼（漆）三升，㱃（饮）水十一升，榦重八。

贰春乡主䰍发。

这是一个秦始皇三十七年的支出报账单，签发人是迁陵县贰春乡的“主漆”，这肯定不算个官职，而是个“职分”，其内容是迁陵县库所属的手工生产，收到并使用了贰春乡的三升漆、十一升饮水，榦是支撑用的木材，具体用途不详。

此处的亮点在于，“主漆”设在“乡”一级单位，而能够给“迁陵库工”提供“饮用水”，就意味着，“库工”是在贰春乡工作并收受物资，也就是划定了“漆园”的位置是在“贰春乡”。

而“䰍园课”又属于“田课”，也就意味着“䰍园”的上级主管单位是“田”，对“库”这样的县属平行单位签发文书，却并没有上报县中的“都田”或是由驻乡的“田部啬夫”签发，对于认识“田”的身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直白地说，即秦朝的“田”实为“都田啬夫”（见《二年律令·秩律》）的省称，“都田啬夫”之得名，即在于其驻所，应为“县”之“都乡”，也就是“县廷”所在地的“乡”，此处的“田部”配置是最齐全的。

而此外的“乡”则称“离乡”，“官佐”称“离官”，见《秦律十八种·效律》：

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

“库”的“离官”，上面的简牍中有“库工”，“主漆”自然就是“田”的离官，而“田”居于“乡”者，并不像“乡部”一样每“部”都设啬夫，而是以“田佐”、“田部史”这样的“离官”掌握具体业务和文书，“主䰍”在名称格式上类似于“县令史”的“主某曹”，又负责签发文书，极有可能是特定职责“田部史”的别称。

关于“主漆”的具体管理，在《秦律杂抄》中有这样一条律文：

䰍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廿給。䰍園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令、丞各一甲。

这里的“殿”和“比殿”，都是年度考课的结果，啬夫会受到罚一甲的惩罚，是最大的责任人，而在他之上承担连带责任的是县令、县丞，惩罚要减等，只罚一盾，而需要注意的是“佐”，应该就是“离官”属于乡的“田佐”，再往下则是具体做工的“徒”，“络组各廿”按照整理者的解释也是“罚款”，即上交20条绳索。

“徒”呢，一般理解即为刑徒。

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一文中三解介绍过，地方的刑徒管理，有“司空”和“仓”两个系统，当然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司空”管理的“城旦”，其本意就是修筑城墙的犯人，而“仓”管理的“隶妾”，则是官有奴隶。

这些刑徒和官奴，秦帝国是不会白养着的，除了给官啬夫、令史派遣的“养”，也就是私人服务员之外，更多的是从事生产、经营工作。

而“田”所受的“徒隶”，在简牍可见的部分，数量远比“田官”要少，且“仓隶妾”和“小舂”，实际上都是“女性”，前者是女奴，后者则是未成年女性刑徒，也就意味着，“田”所辖业务的奴隶劳动相对较轻，也符合漆园的工作性质。

综合来说，“田”的核心业务仍是对编户齐民的“田政”管理，“刑徒劳动”只是对“漆园”这样的特殊业务服务，因为其居住地、工作地都在“乡”内，以“乡”为经营单位，所以才由驻“乡”的“田部吏”经营，属于额外的附属业务。

与之类似的还有“乡课志”、“司空课志”、“尉课志”，都属于管理部门，却承担着一部分“数目字”的考课。

当然，“乡课志”中可以辨认的“黔首历课”、“寡子课子课”、“司空课志”中可辨认的“舂产子课”和“尉课志”中的“卒死亡课”，肯定不属于现代人理解的“经营”范畴，全部与“人”有关，比如“新生儿”、“死亡”。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引用了《秦律杂抄·牛羊课》和《厩苑律》的内容，分别展示了：

“生”和“死”的格式。

“生”有指标，如有10头母牛，1年后必须有6头生牛犊，10只母羊，1年后必须有4头生羊羔，否则主管的吏受罚。

“死”也有指标，满10头牛有1/3以上的死掉，不满10头，死3头以上，主管的吏要受罚。

也就是说，“舂产子”、“卒死亡”，乃至于“仓”所管的“徒隶产子”、“徒隶死亡”和牛、羊、马、猪、鸡、狗一样，都是有比例指标的！

如果说，徒隶、居赀是官奴隶、刑徒和债务奴隶的集合体，属于“特殊阶层”，在法律上视为“非人”，“卒”，却是编户齐民轮番担任的，也就是“大秦帝国粉”口中的“大秦锐士”的主体，他们的生命，也有指标……

要啰嗦一句的是，秦汉“更卒制”下，“卒”在被征发脱离了“编户民”组织，进入了国家使用他的新组织后，已经剥离了“人”的生存方式，而变成了新组织主官被考“课”的一个数字，与牲畜无益。

二

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一文中，三解为大家科普了“徭、使”的概念，一个编户齐民的平民，从7岁开始，就注定进入了“为大秦尽义务”的系统里，这个年龄，倒是与刑徒平等的。

在人们众多的错误历史常识里，将明清社会生活平移到秦汉社会，是非常常见的谬误。

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权对于百姓的生活干预非常有限，从社会中获取的资源也非常有限，“皇粮国税”和“徭役”，也就是“税”和“役”是最基础的负担，此外唯一可称为大宗的“间接税”就是“盐利”（包括盐税和捐输等）。

而“秦制”政权，却是完全不同的图景：

一方面，是对于编户齐民的“赋”、“税”、“徭”、“役”，根据不同的身份、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区分和制度安排，以达成更高比例的榨取；

另一方面，则是在编户齐民之外，建设了一整套的“官营经济体系”，比如上述的“课志”所及的业务，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范畴”，绝大部分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经营范畴”，哪怕是那一小部分现代意义的“管理”，在秦汉法律意义上，一样属于“经营”，因为“人”，也是牲畜一样的生产经营资源。

而“课”，就是对这些“生产经营资源”的经营成果进行统一制度性约束的“数字指标”。

“课”的评判，按照简牍整理者的解释是定期进行的经营成果评比排名老幺，则称“课殿”，排名第一则称“课最”。

根据就是《秦律十八种·厩苑律》：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爲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誶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

这里的“大课”，让很多研究者犯了嘀咕，甚至认为一个县有多个田啬夫，所以才会有“评比”的“殿、最”，其实，当我们看到上述种类繁多的“课志”之后，已经可以理解，“课”作为一种“指标考核”，最重要的评判是“达标”，而不是“比赛”。

所以，课“最”，实际上是“达标”，而“殿”则是“不达标”。

不过，正因为“课”的数字指标往往是“比例”性质的，所以，秦律中所见的“课殿”处罚，要比“不中程”的处罚低得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比例”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行为”，属于“增量约束”，而后者的“标准”则是一个“管理行为”，属于“底线约束”。

比如《商君书·定分》中说：

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

这里是对于“吏学法令”所设置的“程”，规定日数内，必须达成学习成果，否则要惩罚你。

再比如之前早已引用过多次的《二年律令·行书律》：

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

这个行书的“程”，实际上是预设了两个常量，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距离，然后推导出每一件邮人行书的“程”的日期数，这个数字不是可伸缩的，是刚性的“底线约束”。

而其产生，可参考里耶秦简的“御史问直络裙程书”：

制書曰：舉事可爲恒程者上丞相，上洞庭絡帬【直】書 □手。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舉事可爲恒程者□上帬直。

“举事可为恒程者上丞相”，翻译过来，就是公事中可以定为长期管理标准的要提交给丞相，而“络群直”的意思是“络裙”，也就是军装的价格，洞庭郡要上报给丞相。

注意，这里有“恒程”二字，也就说明有“不恒”，或者说临时的、短期的管理标准，比如在《2000年的轻税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中已经提到的“税田”、“舆田”的“取程之制”，在秦汉算数书里，对于禾、枲（大麻的雄株，只开雄花，不结果实，称“枲麻”，古时用以织褐编履。）、麦的程（计量单位产量）都不一样。

哪怕是同一种作物，比如禾的干禾、湿禾也不同，枲的大株、小株也不同，“程”总需要重新评定，正如岳麓秦简中《为吏治官及黔首》简文：

部佐行田……度稼得租。

这个“度稼得租”的本质是“田部佐”需要对辖区内的产区面积和作物产量计算出一个“常数”，为上一级管理部门的数字统计，提供一个基准值，作用还是维护文书管理，“好算账”。

而“恒程”，就完全不同于上述的“干禾”、“湿禾”，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放之一郡而皆准、放之一县而皆准，自此之后，就以这个“常数”计算成本、存量、达标等等。

所以，“课”和“程”的区别，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三点：

（1）性质不同，“课”是“经营性指标”，“程”是“管理性标准”；

（2）内容不同，“课”在不同单位间，是“变量”，“程”是“常量”；

（3）作用不同，“课”是“考核官吏的尺度”，“程”是“必须执行的标准”。

由于材料有限，我们现在很难确定“课”一定是上级下给下级的，以及“程”一定是上级要求下级上报，再由上级认可的，但是，从常理上推测，似乎应该如此，暂且搁置不论。

那么，当我们确定了“课”的性质之后，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信息呢？

答案很简单：

“秦制”国家具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

也就是说，“县”之下的“诸官”，以及“都官”中的一部分，比如在陕西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官印封泥中就有“郎中左田”、“郎中西田”、“铁兵工丞”、“弩弓室”、“造工”等明显带有生产色彩的官职，都是当时的“官营生产单元”。

必须指出的是，后世的中国古代王朝并不缺少类似的“官营生产单元”，但是，这种“生产经营组织”下沉到“县政府”之中，成为县廷组成部门，就属于“秦制”的绝对特色了。

当然，再加上《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一竿子捅到底的“上计”制度，“经营国家”+“文书国家”，秦始皇不但是个帝国的君主，还是一个分公司遍布近千个县的企业家……

三

那么，“分公司”都有哪些呢？

先上一下简牍，《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一）》中刊载的《迁陵吏志》释文：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二十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以迁陵县所代表的秦代县级机构来看，有如下几个分类：

一，长吏，含县令、县丞、县尉；

二，令史；

三，官啬夫；

四，校长；

五，官佐；

六，牢监。

“校长”的职责，在《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中已经细述过，属于“治安官”和“职业军官”合体；“令史”的职责，在《萧何，人杰出“少年”》中也已经详述过，属于典型的“文书”和“会计”。

唯一没有细说的就是“官啬夫”和“官佐”所属的“诸官”，当然也是最有意思的部门。

按照《迁陵吏志》中“官啬夫”的编制，共有10人，参考《二年律令·秩律》中的县吏配置，包括：

司空、田、传马、候、厩、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都市、都亭、都厨。

除去“校长”、“髳长”这种在秦朝应该属于“校长”单列的治安职位，剩下12个，考诸秦律有“都仓、库、田、亭”设离官于乡，可知为常规配置，却未及“都市”、“都厨”，且从里耶秦简所见的粮食廪给来看，没有“厨官”的痕迹，则其可能于秦代迁陵县未设，也就剩下11个。

还有2个疑似未设的职位，“都市”和“传马”，前者因迁陵县编户人口稀少，相关的案例中并未见到“都市啬夫”参与程序，后者则是因迁陵县地处水网地带，或许有“传舍”，但未必有“传马”。

剪掉之后，还剩9个：

司空、田、候、厩、仓、库、少内、发弩、都亭。 

当然，这些只是西汉高后二年的“有秩”啬夫，还有一些“斗食”啬夫，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嚣园宣深有斗食啬夫、史各一人。

也就是说，秦代迁陵县的10个官啬夫编制，也有可能有“斗食”吏存在。

当然，这些不是重点，基层官吏秩级的问题，我们下文详述。

重点是，“官啬夫”的分职执掌，也就是进一步分类：

（1）司空、田、厩、仓、库、少内、都亭，这是一类，即经营管理产生“效益”的部门；

（2）候、发弩，这是一类，即军事（社会）管理，不产生“效益”的部门。

当然，前一类的部门职责，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职能”，比如“司空”，就包含了对刑徒的管理，“田”也包括了对编户民的田籍管理，“仓”也包含了对隶臣妾的管理……

但是，其共性在于，它们的业务对象，全部都是“公家”相关的事宜，如“官吏廪给”、“刑徒廪食”、“刑徒授衣”、“刑徒作务”、“公物收纳”、“交易押金”、“马牛饲养”，全部都是针对“公家人”，或是“公家物”。

这些“部门”，完全不同于现代政府机构，甚至不同于后世古代中国的政府机构，没有“公共服务性”、也没有“公共管理性”，而是纯粹的“服务公家”（如车马迎送、官吏厮养等）或为“公家”获取“物资”（兵器制造、官田经营、官畜孳息等）。

更吊诡的是，这些“县廷”所属机构，看似存在“管理”职能，后世王朝自编户民身上获取的资源的“最大头”——“粮食”、“税钱”和“力役”、“兵役”，这四个要素，只有“部分参与权”，比如“司空”涉及“发徭”，却也只是“涉及”，而非决定。（见《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

真正的基层执行者，实际上是在“乡部”。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详细解释了秦代“乡部”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在汉代的“继承”，其权限包括：

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役”之先后，“赋”之多少，这是数据定籍的任务，也就是帝国的基础统计单元，“主民收赋税”，就是执行征收“赋税”的任务，相当于在秦、汉时代，“乡部”即履行了明、清县政府中“钱谷”、“刑名”两大职责中的一半。

这一事实，恰恰印证了三解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秦制”下的“县廷”，实则为“周制”下“朝廷”的“简配版”复制，其真正的“治民”权限，根本上是下放到了“乡部啬夫”一级，而“县廷”则是一个“无君之国”。

这个“无君之国”的建制原则就是“小而全”，是对“诸侯朝廷”的“细胞分裂复制”，而整个“秦制”的财政与经济管理系统，正是以“一个大细胞周围簇拥着无数一模一样的小细胞”的方式集合存在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后世王朝财政的“条线管理”或是“强干弱枝”，乃至于“国库”。

而在任意一个“小细胞”之中，被上级官吏以“课”的方式督导“经营效益”的“诸官啬夫”，在“小细胞”的区域内建构了千丝万缕的“分工协作”关系，比如上文所及的“漆园”为“库工”提供原料，其成品数量，成为“诸官”上报“县廷”原始数据，附上“课”要求的数字，就构成了“课志”。

原始数据以“课上金布副”，也就是“各种课”的副本抄录上交“金布曹”这种文书形式进入“县廷”，比如“漆课”就以一种单独的“课”名，与之前的“田课志”中的“漆园课”重复，这也就意味着，“课”是有多份副本上交“县廷”中不同的“曹”，同一个数据多处拷贝，一份备监察考核，一份备“上计”核算。

“课”的数据，实质上是“县廷”对“诸官”的“经营效益”进行管理的依据和成果，看重的是“预计”与“实数”的关系，进行结果考评。

那么，“县廷”如何核实这些数据的真伪呢？

这就涉及到了“令史”的另一个重要权限，就是里耶秦简中所提及的“视平”，即监督物资出纳。

具体的细节见里耶秦简：

卅年四月尽九月，仓曹当计禾稼出入券。已计及县相付受廷。

仓曹廿九年当计出入券甲笥。

这两枚简，均为“简首涂黑”的签牌，应属于某个项目下的子类，但其作为“题名”的信息已经不少。

前者囊括的是秦始皇三十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总集，集纳的是期限内的“仓曹”应“统计”所及的“禾稼出入券”，并已完成程序。

后者则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全年的“仓曹”应“统计”的“出入券”，还没有完成程序，所以所有的“出入券”，类似今天的“收支单据”被存放在一个编号为“甲”的容器中，等待全年的集中统计。

也就是说，“仓曹”作为监督“仓”的物资收支的会计部门，以“禾稼出入券”或“出入券”作为“收支单据”，到一个统计周期末，要以之为根据，集中对账。

至于说账目本身，则有“月言簿”、“四时簿”等以“月”、“季”为单位的常规账簿，提交上级。

也就是说，月、季、半年、整年，都有“计”，也就是要整理账目，而并非专指年末的“上计”。

这条由“诸曹令史”主导的“计”业务线，是与“诸官啬夫”主导的“课”业务线并行的，各自统计，并由“诸曹”在岁末对账审查，也就是核对计算两本“账”。

四

作为“会计部门”，“诸曹令史”手中的“计簿”，才是真正意义的“某县公司账本”，或者说是“资产损益表”，只不过秦代的账本不是用人民币计数的，也不是用半两钱计数的，甚至根本没法“货币化”，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之分，所有账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动资金”，并详细分科。

见里耶秦简：

司空曹计录：船计、器计、赎计、赀责计、□计，凡五计，史尚主。

仓曹计录：禾稼计、贷计、畜计、器计、钱计、徒计、畜官牛计、马计、羊计、田官计。凡十计。史尚主。

户曹计录：乡户计、徭计、器计、租質计、田提封计、漆计、鞫计，凡七计。

金布计录：库兵计、车计、工用计、工用器计、少内器计、□钱计，凡六计。

在这之中，“数字单位”无数，有“头”，有“匹”，有“钱”，有“日”，也有“件”，有“辆”，有“石”，有“斤”，做成一份“资产损益表”的可能性是零。

甚至，我们可以将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提取出来，仅五种：

赎计、赀责（债）计、钱计、租質计（也可能是粮食租质）、□钱计

占总项目数的5/28=17.86%。

涉及农作物的科目提取出来：

禾稼计、贷计、田官计

占总项目数的3/28=10.71%。

涉及人力的科目提取出来：

徒计、乡户计、徭计、工用计

占总项目数的4/28=14.28%。

涉及公物的科目提取出来：

船计、器计（4个）、畜计、器计、畜官牛计、马计、羊计、漆计、兵计、车计、工用器计、少内器计

占总项目数的15/28=53.57%。

以业务对象分，应有两种：

面向编户齐民的统计科目，包括：

赎计（赎罪钱、赎刑徒钱）、禾稼计、贷计（更卒贷口粮）、畜计、乡户计、徭计、租質计、田提封计、漆计（归属于田部）、鞫计（案件数）。共10项，占总量的35.71%。

面向“公家”的统计科目，包括：

船计、器计、赎计、赀责计、器计、钱计、徒计、畜官牛计、马计、羊计、田官计、兵计、车计、工用计、工用器计、少内器计。共16项，占总量的57.14%。。

另有2项缺字，未知所属。

尽管“计簿”也像“课志”一样门类繁多，并不局限于“公家”，也包括“民间”，只是“社会管理”的成分仍然极小，仅有“田提封计”和“鞫计”算是比较纯粹的“社会管理”数据项目，“乡户计”、“徭计”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特征。

也就是说，至少在财政功能方面，秦代县级单位的“社会管理职能”只占“全部职能”的1/7，即14.28%。

信息分解到这个程度，足够指出秦朝财政与后世王朝财政的根本区别了，具体来说：

县级财政单元的“诸官”都有“生产经营”功能，这些“生产经营”行为的“成果”或称“产品”，才是服务于“社会管理”功能的“基本器材”，所以，县级“公物”的“计簿”占到总项目的53.57%。

如，水邮路需要的船、武库需要的兵器、刑徒授衣需求的布、驾车用的马、力田用的牛、祭祀需要的羊、乃至于武库需要的竹箭、转输用的大车等等。

而这些内容，在后世王朝，往往是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存在的，或为“发役”、或为“购买”。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现存的“秦印”显示，“朝廷”中的“诸卿”和“宫官”也各自拥有“生产经营”部门，这也是“县廷”从“朝廷”复刻功能而塑造的一个证明。

所以，“秦制”下的“朝廷”与“县廷”一样是追求“自给自足”的财政单元，而非“统收统支”的“主从关系”。

当然，在农业社会中，所有生产的基础就是“食”，获取它的方式其实就是财政制度的根基，往前一步才是满足供养、维持“社会管理组织”的所需，再向前一步才是“社会管理组织”扩张和竞争所需调用人力资源的“徭”和“役”。

基础的“食物”资源，取自于土地，也就是“田部佐”通过对编户齐民耕种的土地“度稼得租”而确定的“田租”，以及“田官”通过对刑徒在官田上督促耕种所得的全部收获，以及“戍卒”在官田上耕种的全部收获，完全包括了未加工的农作物“禾”、“麦”。

也就是说，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将“秦制”下的基础财政收入“两分”考虑：

一部来自“编户齐民”；

一部来自“官营经济”。

但是很明显，在一个财政单元之中，对基础财政收入的收储渠道是唯一的，禾稼，包括粟米、稻米、麦等粮食与刍、藁等饲料，均进入“仓”。见《秦律十八种·仓律》：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万石之积及未盈万石而被（柀）出者，毋敢增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其出入禾、增积如律令。

 

入禾稼、刍藁，辄为廥籍，上内史。刍藁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仓

翻译过来就是，谷物入仓，以一万石为一积而隔以荆笆，设置仓门。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而给仓啬夫和乡主管稟给的仓佐各一门，以便发放粮食，由他们独自封印，就可以出仓，到仓中没有剩余时才再给他们开另一仓门。

……已满万石的积和虽未满万石但正在零散出仓的，不准增积。在栎阳，以二万石为一积，在咸阳，以十万石为一积，其出仓、入仓和增积的手续，均同上述律文规定。

谷物、刍藁入仓，都要立刻记入仓的薄籍上报内史，刍稾都以万石一积，在咸阳以二万石一积。其出仓，入仓、增积和核验均同上条关于谷物的规定。

供养、维持“社会管理组织”所需的“财政收入”，尽管在各个“生产经营”部门中存在诸多分工，其收储却在一个点上交汇，那就是“少内”和“大内”。

见《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都官有用□□□□其官，隸臣妾、舂城旦毋用。在咸陽者致其衣大內，在它縣者致衣從事之縣。縣、大內皆聽其官致，以律稟衣。金布

注意，哪怕是供给刑徒、官奴的褐衣，也就是粗麻衣服，剩余超过10件以上的，要输送“大内”，“大内”是“內史”的“物资出纳”，又负责咸阳的徒隶褐衣的发放，其设置正好与“县廷”的“少内”对称，说明，县中下发褐衣的应是“少内”。

而“余褐”的“余”字就说明了，县“少内”的褐衣制造数量本身应有预算，只有超出部分才需要输送“大内”，这个预算数字，自然会产生对“枲”这种存放在“仓”中的原材料的消耗、也会产生对“布”这种归属于“少内”的半成品的消耗，更会与“徒隶员簿”产生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褐衣”这种“公物”的结余，应该是由“少内”到“大内”的物流路径，类似的还有其他的“公器”：

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之，尽七月而觱（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买（卖）之。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求先买（卖），以书时谒其状内史。凡粪其不可买（卖）而可以为薪及盖〈蘙〉者，用之；毋（无）用，乃燔之。

翻译一下，即各县、都官在七月处理已经无法修理的官有器物，器物上有标识的应加磨除。铜器和铁器要上缴作为金属原料。都官所处理的器物应运交大内，由大内收取变卖，至七月底完毕。

都官距大内路远的运交给县，由县收取变卖。处理时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时间，要求先卖，应以文书将其情况及时报告内史。所处理物品如无法变卖而可以作薪柴和盖障用的，仍应使用 ；无用的，始得烧毁。

“仓”和“太仓”（太也通大），“少内”和“大内”，从上述律文可知，并不是以“大小”区分，也不是以“高低”区分，而是以“都-离”区分，“內史”统辖者为“都”的收储机构，而“县”统辖者为“离”的收储机构。

这种财政逻辑，并没有因为秦国设“郡”而改变，一直到秦朝灭亡，“郡”一级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财政单元，也就没有与“內史”形成“都-离”关系。

这也是我们看秦朝的“上计”制度中，仍然存在“县”向“內史”部分“上计”的原因。

五

在上期文章里，其实三解已经指出了，“郡”在“秦制”中就是个“军分区”，在财政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其可见的相关职责，往往与军事有关。

不过具体的制度安排，非常奇特。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金布律曰：出户赋者，自泰庶长以下，十月户出刍一石十五斤；五月户出十六钱，其欲出布者，许之。十月户赋，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户赋，以六月望日入之，岁输泰守。十月户赋不入刍而入钱者，入十六钱。吏先为?印，敛，勿令典、老挟户赋钱。

这条律文在讨论秦汉赋税的文章中早有引用，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五月户赋，以六月望日入之，岁输泰守”的说法，即，五月的户赋16钱/户，每年都要送往郡守处。

又规定了“勿令典、老挟户赋钱”，也就是说，“户赋钱”应为“乡部”收取的。

仅仅十几年后的西汉《二年律令·金布律》的规定却完全不同：

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缿，封以令、丞印而入，与叁辨券之，辄入钱詬中，上中辨其廷。质者勿与券。租、质、户赋、园池入钱，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见金、钱数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

注意，其中有“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见金、钱数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的说法，“上二千石官”的不再是“钱”本身，而是“金、钱数”，也就是文书告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中还有一条：

金布律曰：官府为作务市，受钱及受赍租、质它稍入钱，皆官为詬，谨为缿空，耍毋令钱能出，以今若丞印封詬而入，与入钱者叁辨券之，辄入钱詬中，令入钱者见其入。月壹榆缿钱，及上券中辨其县廷；月未尽而詬盈者，辄榆之。不如律，赀一甲。

这条之前也引用过的简文与《二年律令·金布律》对照，基本一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稍入钱”和“户赋、园池入钱”的表述区别，据整理者考证，“稍入钱”即少量多次的金钱收入，“园池入钱”应该可以计入，“户赋”则完全不同性质。

此外，关于“户赋钱”的征收，《二年律令》编入了《田律》：

卿以下五月出户赋钱十六，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田部”负责征收的是“田租”和“刍藁”，其上家是“县”，而“乡部”负责管理人口，其上家是“郡”，也就意味着，“户赋”的部门归属和使用流向在秦、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郡”落到了“县”。

其中的原因，自然要从“郡守”的职责来找，按《二年律令·置吏律》记载：

县道官之计，各关属所二千石官：其受恒秩气（饩）禀，及求财用委输，郡关其守，中关内史；受（授）爵及除人关于尉。

这里面“郡守”的职责，实际上就两个，一个是日常的官吏开支和刑徒供给，一个是物资调拨和输送。

但是，在秦朝，这两个职能，实际上都在“县”中解决，前者已经很清楚，廪食来自“仓”，褐衣来自“少内”，“郡守”所在的也一样是“县”城，自然相应的配置齐全，无非是文书的“请”或告知，具体的运作完全不关“郡”什么事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