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面临着婚姻危机、家庭危机和生育危机。一是结婚人数大幅降低。据民政部网站公布《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768.2万对，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比上一年减少157.6万对，降幅为20.5%。结婚数量是2007年以来最低。2008年冲破了1000万对，2013年创历史新高，当年结婚对数1346.9万对，之后一路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2年跌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只有683.5万对。二是离婚人数明显增加。2008年至2019年呈现上升趋势，在2019年达到峰值，为470.06万对。之后数据开始回落，2021年离婚人数锐减至283.93万对。三是人口出生大幅降低。2025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人口经济数据。2024年，中国出生人数为954万人，同比2023年的902万人，增加52万人。这是自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后的首次回升。我国年出生人口从2000至2017年年均1600万人直线下降至2020年以来的900余万，几乎腰斩。

中国近年来的婚姻危机、家庭危机和生育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受教育年限增加，被动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也包括思想观念转变。同时也与法律缺陷存在明显相关，尤其是在现代传媒发达时代，法律和社会缺陷会出现放大效益，造成恐慌心理，直接影响婚姻、家庭和生育。法律缺陷主要表现在：法律对公序良俗的保护不够，反而干涉公民自主订立婚姻却很有劲；公民登记结婚起始年龄偏高；对配偶权的保护和阐述不够；对生育权的阐述和保护不够。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建议国家应该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法律，促进婚姻、家庭和生育。

一是还权于人民，充分尊重人民自主选择婚姻和订立婚约的权力，确立其法律地位。从法理上来看，婚姻属于民事行为，其责任主体是成年男女公民。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到了成年之后，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有权订立婚约，确定婚姻关系，这是不言自明的权利。就其方式而言，可以签订结婚协议，可以通过办订婚宴、结婚宴等民俗方式，也可以自主去政府民政机构自主登记结婚。可是我国自延安时代以来，从法律上否定了签订结婚协议和办订婚宴、结婚宴等法律效力，只承认政府机关登记结婚的法律地位。更有甚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结婚还要开具介绍信、鉴定政治表现，这无疑是借助婚姻登记之际行使社会管控和资源配置职权。此举无疑不是促进婚姻，而是阻碍婚姻行为。事实上，婚姻登记属于民事行为，不应强行搭载社会管控职责。个人自主订立结婚协议，正如公民自主订立买卖协议、劳动协议一样，属于公民固有权利，并不一定要通过政府机关。国家公权力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充分尊重公民自主权，不得借此扩张权力干涉公民民事权利，更不得借机行使社会管控权利，而是要把公民自主签订结婚协议、通过办订婚宴和结婚宴等民俗活动等行为一起纳入法律保护的婚姻行为。

二是明确18岁为结婚的起始年龄。根据婚姻属于个人民事权利的基本判断，既然18岁确定为成年人，那么就具有相应的保护结婚在内的民事权利。此外我国出于人口管控需要提倡所谓的晚婚晚育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国家应该顺应时代要求，尊重个人自主婚姻自由，明确承认和保护18岁为登记结婚的起始年龄。

三是明确性权利作为配偶权的一部分。所谓的婚姻就是男女双方紧紧绑在一起，包括性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孩子的生育养育的权利。我国法律简单将性权利归为女性个体是片面的。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婚姻双方都应该为行使性权利提供积极配合，共同维护和谐性关系。强制非婚姻人员进行性行为，不仅仅侵犯女性权利，也侵犯配偶权，女性及其配偶均有权利要求法律进行保护、予以纠正、获得赔偿等。

承认婚姻是是价值交换，承认性权利是价值交换的内容，并不可耻。交易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可耻还是可敬。只要诚信交易货真价实都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可耻的是，尽管嘴巴上不承认婚姻的交易性质，却借机捞取好处、推卸责任，或者借机设置圈套坑蒙拐骗。比如山西订婚强奸案极大伤害了公序良俗，男女双方既然已经订婚，男方付了订婚彩礼，举办了回门宴，这是双方自主行使结婚权利，其结婚行为应予法律保护，不得以未在政府机关登记为由告强奸，甚至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极其荒谬的。比如，民间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钱也交了。只是未办理房产登记手续，这个时候买房搬家进去，或者装修就违法了吗？简直是荒谬绝伦！

四是明确婚姻双方具有生育养育的权利和义务。婚姻就起起源而言，应该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生育养育孩子。如果仅仅是出于爱情，那么就没有必要结为婚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可能过段时间换一个配偶更加符合人性，没有必要通过婚姻紧紧捆绑在一起。唯有生育养育孩子，这个不是男女一方所能够完成，其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非得通过婚姻捆绑在起来才能达成。因此应该在法律上明确:婚姻双方具有养育生育孩子的权利和义务。对于不履行生育养育义务的，可以解除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