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风闻专栏作者根号三发了苏联与中亚民族、泛突厥主义等系列文章，引起了读者们的很大兴趣。其中也涉及到了“东突”问题，这个话题确实绕不开，人文类的各个学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不少突破，不过不少地方还可以再深入。

新疆“东突”问题的根源其实也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上世纪30-40年代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很多侧面，而且对现在的“中亚学”研究也有不少帮助。

60多年以来，苏联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视角，也可以当做一个切入点分析。

     从1943年到1944年，原本地位相对独立的新疆，随着二战进程的不断深入，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历史关口。1943年“新疆王”盛世才为了加强自身集权，摆脱苏联控制，不断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外交人员，并要求苏联驻哈密的第8团和驻哈密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全部撤走。

盛世才这时候打的算盘是，苏联正在和德军鏖战，胜负未可知，这时候是在背后捅苏联刀子的好时候。这一年年初，盛世才一改和南京国民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加入了国民党，宣布效忠蒋介石：“拥护中央，绝对服从领袖”，把迪化（乌鲁木齐）的办公大楼的旗也改成了青天白日旗。这时候起，盛世才开始大规模驱逐苏联人员，逮捕新疆的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肯定会马上联想到毛泽民的牺牲。

1944年11月12日，“东突分子”成立了所谓的“共和国”

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党员就是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后，受到残酷的严刑拷打，于1943年9月英勇就义。

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形势急转直下，豫湘桂战役后，盛世才判断二战后中国的局势很有可能被美苏掌控。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背靠苏联，盛世才遽尔谄媚斯大林，并且多次暗示，新疆愿意成为未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老辣的斯大林对盛世才的这点小算盘洞若观火，把他的密信转手交给了蒋介石，引起了蒋的暴怒。

6月，斯大林在接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944年8月29日国民政府派朱绍良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公布将盛世才调为农林部长，在苏和蒋的前后夹击之下，新疆王的日子到头了。

新疆人民准备敲锣打鼓，欢送恶贯满盈的盛世才滚蛋，此时盛世才也已经把从新疆搜刮的细软包括骆驼、羊什么的打包带到重庆，将走未走的时候，8月17日凌晨，尚在睡梦中的新疆巩哈县人民被阵阵枪声惊醒——一只小小的游击队发动了武装暴动。

本来新疆地处边陲，这时候蒋校长正忙着怎么二战收尾之后再剿共，刚上任的新疆政府主席吴忠信刚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眼里，不过巩哈县暴动居然有燎原之势的趋向，越来越大，两个月后，他们攻占了巩哈县的县城。

11月7日这天，一批苏联籍的士兵和巩哈县游击队汇合，前者大约60多人，打了6天6夜，伊宁市的国民政府大楼被完全占领，伊宁沦陷。

11月12日， 这批人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港台学者所谓的“伊宁事变”。

到1945年夏天，这个“共和国”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

不过在1946年6月6日的时候，这个“共和国”因为国共合作和美苏调停的背景下，宣布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归属省政府”，但其实本质上还在武装割据，一直到1949年新疆全境和平解放。

从1944年底到1949年，这个所谓的“东突据点”割据了长达5年之久，这5年这些地区都发生了些什么？目前史学界语焉不详，资料和研究成果很少。不过， 很显然这是自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暗流的一部分，是一场民族分裂运动。

而且，这个事件由于和苏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对超出了“民族分裂”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季大椿曾经写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一份内部刊物，到1990年才发表，在文中他说：“（东突）事件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

1945年4月8日，三区革命军改编为新疆民族军

建国后，这个“共和国”在官方刊物上消失了，代之以“三区革命”。

至于我党对“三区革命”是怎么定性的，这个就不多说了，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有趣的是苏联方面的态度。

这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苏联深深卷入了此事，如果没有苏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这个“共和国”撑不了这么长时间。

在50年代早期中苏蜜月期期间，苏联学者更多强调这是一场民主运动，和毛泽东的对外表达，即基于1949年8月18日的那封电文相吻合。

苏联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曾这样说：“当时帝国主义的势力（主要是美国）已经渗透到新疆，新疆人民拿起了武器，和苏联士兵进行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

另一名历史学家库特鲁克夫写过这样一篇论文《1945-1947南疆喀什的人民民主运动》，认为南疆人民和腐败反动的国民党展开斗争，最终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社会。 他在另外一篇论文的表述，可以说基本上和我党当时的观点高度吻合，1944-1949新疆人民的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运动初期虽然带有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后来，起义的领导人认识到和中国人民联合的意义。苏联人民也支援了这场革命，并且苏联坚决认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个学者敏古诺夫也撰文表达了极为类似的观点。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学随术变”，苏联学界对这场暴动的定义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是出现这是一场“原住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比如哈科木巴耶夫的一篇论文，标题直接就把观点点明了“20-40年代新疆原住民民主解放运动”，拉希诺夫则更为露骨，直接说这是“新疆原住民反对汉族统治者的运动”，曾经随民族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祖农·太耶夫，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1962年这货以开国少将的身份叛逃回了苏联），说新疆应该像蒙古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可以说，苏联学界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完全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转向。

祖农·太耶夫

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学者巴尔明以较为纯粹学术的眼光写了一本《苏中关系中的新疆：1945-1949》，用了较为详实的史料证明，。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大体上是处于幕后，没有苏联的精神、物质援助，尤其是武器装备的支持，仅仅靠几只游击队能否打下伊犁还是个问题。

可以说，“东突问题”绝非单纯的泛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不是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很多国际、种族、宗教交叉形成的现象，对于这件事的研究，必须要把它放大到当时斯大林的整个亚洲政策的宏观角度。 1944年-1948年美国驻迪化和重庆的外交官不断地把新疆问题发电报给华盛顿，现在电报的内容正在逐渐被解密，显示为什么新疆未能成为第二个“外蒙古”，泛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宗教因素的不可控性也越来越被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界所关注——“东突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也有左翼和右翼的区分，东突的左翼曾长期是苏联拉拢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