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哈比派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如何与现代性相适应，还需要解决如何与其他伊斯兰教派和文化共存的问题。这不仅与瓦哈比派和沙特自身发展有关，还关乎穆斯林社会稳定发展和国际安全。

9.11事件以来，“瓦哈比主义”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它既被人称为沙特阿拉伯的“国教”，又似乎与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当下攻城略地的“伊斯兰国”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码“瓦哈比”，了解其缘起、信条和影响，对于理解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中东政治至关重要。

崛起于大漠深处

瓦哈比主义，或称瓦哈比派，是发轫于阿拉伯半岛的近代伊斯兰复古主义运动。瓦哈比派以其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1703～1792年)得名。然而，该派认为这个名称是对他们的污蔑，自称为“认主独一者”(muwahhidun)，或“认主独一派”(ahl-twahid)。当代瓦哈比派自称萨拉菲主义者(salafiyun)，指遵循前三代穆斯林先贤之道者。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出生于阿拉伯半岛内志(阿拉伯半岛原分为内志和汉志两部分，20世纪上半期内志统治者伊本·沙特统一两地，并建立沙特阿拉伯——编者注)南部阿伊纳的一个宗教世家，父亲和兄长均为伊斯兰学者。在那个时代，内志还是地处大漠腹地的穷乡僻壤，也是一片十足的“文化沙漠”。不似汉志的麦加、麦地那等地大师云集，学术繁盛，这里仅有寥寥数位留学归来的伊斯兰学者操持教务，居民则多为对宗教不甚了了的乡镇居民和贝都因人。内志主流教法学派为严苛的罕百里派(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自幼随父学习罕百里派宗教知识，成年后外出游学，足迹近至麦加和麦地那，远至伊拉克，其中在麦地那和巴士拉的经历对他影响最大。当时从印度到阿拉伯半岛，正兴起一场圣训研究热潮。在麦地那，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师从一位圣训派大师，后者要求其弘扬该派传统。在巴士拉，他则对什叶派的兴盛深感震惊。游学归来后，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开始著书立说，他继承了伊本·泰米叶(14世纪著名的伊斯兰教义学家，继承和发展了罕百里学派教法学思想，反对苏菲主义和外来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提出“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中去”的口号)的衣钵，矢志光复萨拉菲传统。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著有《认主独一论》等书，这些书多为经训专题汇编，内容聚焦教义学，较少涉及教法，显示其重构伊斯兰教义学的雄心壮志。其学说虽不及伊本·泰米叶等萨拉菲派大师那般博大精深，却远比他们勇猛无畏。如果说伊本·泰米叶是萨拉菲派的理论家，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则是萨拉菲派的改革家。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学说的核心是认主独一，他主张回归经训，净化宗教，强化一神信仰。在他看来，认主独一不能仅停留在口舌招认，还须身体力行，避免任何可能渎神的行为。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思想的颠覆性体现在定叛(takfir)、圣战(jihad)等观念，使其极具排他性和进攻性。他根据穆罕默德的预言(“伊斯兰最初以陌生面目出现，还将以陌生面目回归”)，认为社会已重新坠入伊斯兰史前的“蒙昧时代”，“正信”已被多神崇拜、以物配主和异端新行歪曲得面目全非。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并未将矛头指向异教徒，而是穆斯林中的“叛教者”。他将苏菲派、什叶派和其他逊尼派穆斯林统统断为“卡菲尔”(不信道者)，尤对奥斯曼帝国各地盛行的苏菲派教主崇拜和拜谒圣墓深恶痛绝，甚至拜谒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在他看来也属大逆不道。他对什叶派穆斯林也口诛笔伐，称其为“忤逆者”。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圣战观，并降低了圣战的门槛。对于那些听闻正道召唤却不肯顺从者，他主张对其发动圣战。瓦哈比派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凭经立教，鼓励个人创制，超越教义学、教法学等伊斯兰教“理性知识”，将解经权和定叛权由宗教权威下放至普通穆斯林，使其简单易行，便于传播。

在教义上，瓦哈比派属于逊尼派中的圣训派，主张严格遵从经训文本，反对理性思辨。在教法上，瓦哈比派基本沿袭了罕百里教法学派，较为保守严苛，禁止饮酒、娱乐、巫术等行为，对妇女服饰和社会行为极为保守，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保守主义。瓦哈比主义是伊斯兰复古主义传统的近代篇章，是“沙特版”的萨拉菲主义。尽管瓦哈比派与萨拉菲派同宗同源，但后者是一个宽泛的思想流派，包括专注宣教、政治无为的“传统萨拉菲”，积极参与政治的“政治萨拉菲”，以及主张暴力斗争的“圣战萨拉菲”等，瓦哈比派只是萨拉菲派的一个分支或变体。而稍晚出现的伊斯兰学者阿富汗尼和阿布笃开创的“萨拉菲主义”，实为回应西方现代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革新主义，与瓦哈比派几无共同点。20世纪初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与瓦哈比派多有相似之处，均致力于伊斯兰复兴，但二者产生背景和斗争目标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宗教性政治运动，宗教上不及瓦哈比派激进，在教义、教派等问题上较宽容。

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的宣教活动起初并不顺利，连家人都反对他的主张。直到1744年他与内志德尔伊叶地区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结盟，其宣教活动开始走向成功。沙特家族为他提供庇护，支持其宣教活动，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则为沙特家族的征伐提供宗教合法性。自此，这个由沙特家族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所属的谢赫家族结成的宗教军事联盟，开始改写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第一沙特王国不仅统一了内志，占领麦加和麦地那，还攻克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瓦哈比派教义也传播到新的疆域。1773年，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辞去教长职务，第一沙特王国的国王担任瓦哈比派教长，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1811年，奥斯曼帝国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兵征伐第一沙特王国，经过七年战争，王国覆灭。其后，在利雅得再度建国的第二沙特王国也被拉希德王朝所灭，沙特家族逃往科威特。

伊本·沙特

沙特家族的支持并非瓦哈比主义传播的唯一因素。沙特家族淡出半岛期间，瓦哈比派仍是内志主流教派。这是因为：其一，内志新统治者对瓦哈比派较为宽容;其二，经历亡国之痛后，瓦哈比派变得低调、务实，不主动与当局发生冲突;其三，瓦哈比派崛起后，内志伊斯兰学者纷纷逃往伊拉克南部。瓦哈比派则将奥斯曼帝国领土视为“卡菲尔”的疆域，禁止本派学者前往。这使瓦哈比派得以存续，直到沙特家族再度崛起。

20世纪初，沙特家族卷土重来，挺进半岛腹地。1912年，沙特家族在贝都因人定居点招兵买马，组建了瓦哈比派的“认主独一兄弟会”，亦称伊赫万运动。该组织很快成为集宗教、军事、生产为一体的组织，为沙特家族的统一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政治分歧最终导致二者反目成仇。1927年，宗教狂热的伊赫万分子认为沙特家族忘恩负义，没有给予自己相应的政治地位，以沙特家族与“异教徒”——英国人结盟等“叛教”行为为由，发动叛乱。直到1930年，伊赫万叛乱才被平息。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

伊赫万叛乱使沙特家族认识到，瓦哈比派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威胁政权稳定。建国后，沙特家族便致力于将瓦哈比派官僚化，让谢赫家族等内志乌来玛(宗教学者)家族世袭宗教领导权，为沙特家族提供宗教合法性。乌来玛也满足于只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与“穆陶威”(宗教警察)一道成为维护瓦哈比教义和沙特社会保守性的中流砥柱。这样，瓦哈比派的地位便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沙特家族增加宗教合法性、维护政权稳定和控制社会的工具。沙特政权由王室和技术官僚组成，而非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瓦哈比主义只是王室的统治工具，而非目的。

本·拉登

然而，依靠瓦哈比派建国的沙特家族，因与美国结盟、允许美国在伊斯兰圣地驻军遭到宗教反对派批评。沙特的宗教反对派包括“觉醒运动”、“新瓦哈比主义者”，以及被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什叶派穆斯林。“觉醒运动”是沙特的政治伊斯兰势力，20世纪60年代埃及、叙利亚等国穆兄会遭到镇压后，赛义德·库特卜(埃及穆兄会政治活动家，当代伊斯兰运动理论家)之弟穆罕默德、叙利亚人苏鲁尔、巴勒斯坦人阿扎姆等一批伊斯兰主义者流亡沙特，得到沙特政府庇护。他们虽倡导伊斯兰复兴，但反对盲目归顺统治者，甚至批评王室统治。他们在沙特的大学任教，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本·拉登就曾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听过阿扎姆和穆罕默德所授的课程。同时，部分体制外瓦哈比派学者也批评沙特王室违反教义，指责官方瓦哈比主义政治无为，被称为“新瓦哈比主义者”。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沙特宗教反对派与王室决裂的导火索，前者开始走向激进，主张发动“圣战”推翻王室统治，从而演变为“圣战萨拉菲派”。

瓦哈比主义的国际化

自20世纪20年代起，沙特王室便开始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20世纪70年代油价暴涨，沙特开始用雄厚的财力支持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传播。沙特推行“伊斯兰外交”，将瓦哈比主义作为重要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手段。沙特通过倡议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发展银行等泛伊斯兰组织，支持宣教事业，树立伊斯兰盟主形象。沙特在世界各地资助兴建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宗教学校，并设立麦地那国际伊斯兰大学，招收世界各国穆斯林学生。

瓦哈比主义的传播也与美国的默许和支持分不开。长期以来，美国将沙特“黑箱化”，经济上将其视为重要石油来源地和出口市场，政治上与沙特王室结盟，认为瓦哈比派的保守性只是一个与己无害的文化现象。冷战时期，美国将瓦哈比主义视为抵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武器，曾鼓励沙特国王建立一个伊斯兰联盟，抗衡苏联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阵营，美国和沙特还支持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抗苏斗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企图利用瓦哈比主义遏制伊朗崛起和什叶派扩张。然而，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瓦哈比主义的看法，这起空前的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以及19名劫机者中的15人均来自沙特，开始引发美国社会对瓦哈比主义的恐惧，认为瓦哈比主义是仇恨、激进和恐怖主义的代名词。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致使伊拉克出现巨大的力量真空地带，极端组织IS的前身“统一圣战组织”趁机崛起，在2003年开始进行恐怖活动。2014年6月，借叙利亚乱局之际，“伊斯兰国”正式宣布“立国”，把“版图”扩大到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并宣称要统治所有伊斯兰国家。从2015年开始，IS在其占领区之外的恐怖活动日渐频繁，也门、土耳其、利比亚、突尼斯、黎巴嫩、埃及、法国……都遭到IS发动的恐怖袭击。

瓦哈比主义=恐怖主义?

对于当前“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的高调崛起，有人视其为瓦哈比主义的复兴。“伊斯兰国”武装的所作所为也的确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似乎重现了瓦哈比派血洗卡尔巴拉的一幕。然而，将“伊斯兰国”当作瓦哈比运动的历史回响，将瓦哈比主义与恐怖主义划等号却有失偏颇。当下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组织多属“圣战萨拉菲派”，“定叛”、“圣战”等观念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该派继承了萨拉菲派的“定叛”思想，但“圣战”思想源流十分复杂，主要包括伊本·泰米叶、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等人的圣战思想，以及库特卜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及二者的混合体。法拉吉等当代伊斯兰主义者将圣战“功修化”，也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均属“圣战萨拉菲派”，但前者受萨拉菲主义影响较深，对其他教派穆斯林的态度更为激进，后者更多地受到库特卜主义影响。萨拉菲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影响深远，但瓦哈比主义只是萨拉菲主义的一个分支和变体，不能简单地将瓦哈比主义视为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唯一源流。大多数关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研究表明，伊本·泰米叶思想对法拉吉、阿扎姆等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更为显著。就瓦哈比派本身而言，官方的瓦哈比主义主张归顺政权，本身与恐怖主义无涉，沙特王室和官方瓦哈比主义还遭到“圣战萨拉菲派”的批判，沙特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然而，瓦哈比主义的传播客观上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蔓延。美国和沙特为实现某种战略目标，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伊斯兰激进势力，从而养虎为患，引火烧身。从阿富汗到叙利亚，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武装，概莫如是。

当前，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肆虐，使瓦哈比主义回到聚光灯下。作为一种偏狭激进的世界观和“批判哲学”，瓦哈比主义所到之处多引发教派矛盾，破坏宗教生态。僵化的教义，严苛的教法，使其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瓦哈比派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如何与现代性相适应，还需要解决如何与其他伊斯兰教派和文化共存的问题。这不仅与瓦哈比派和沙特自身发展有关，还关乎穆斯林社会稳定发展和国际安全。

作者：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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