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由各种问题引发的各种中外对比中，尤以制度的优劣对比最为明显。而这种对比的核心被社会各界人士归咎于西方“民主选举”这种形式标准。

那么，什么是“民主选举”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首先，现代民主，是有着两种表现形式的：即民主政治和选票政治。而这两种表现形式却在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

其一，民主政治。本质上在民主而非选票。民主的本质在民心，民心选择信任即民主。民主的外在形式并不是惟一的，即所谓票选即民主本质上是伪命题。

其二，选票政治。本质上在允诺（贿赂）而非民主。票选的本质在允诺，允诺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即为利益输送。不论所谓选票的形制是何种表现形式，本质上票选政治是用短期内极大利益允诺获得形式上的所谓多数票。一句话，就是开空头支票！这也就是为何票选政治的获胜方往往一上台就遭到抵制，根本上是因为获胜方不愿兑付拿到选票之前的允诺。综上，选票政治和民主政治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有根本上的差异，民主政治重在长远，选票政治重在当下。所以，所谓选票即民主也是伪命题。

那么如何才能让选票政治和民主政治趋同呢？在我重新拾起墨子的《尚贤》《上同》后，才发现民主最根本之处在于责权对等。（两篇文章读者可以自行搜索查阅）

墨子两篇阐述的选举，本质核心是还是选票，但交出选票的选举人责权是对等的，这便是是现代理论的漏洞。

现代西方民主论只强调选举程序的公正合法，而忽略了选票本质上的互动属性。选举方和被选举方的责权不明导致选举方不负责任的跟随感性而非理性投票，这就是选票政治的基本问题所在：选举方无意识弱化了选票的力量，而被选举方则有意识的利用空头支票和所谓任期等，再加上舆论宣扬选票神圣化，过度强调选举方的权利，更进一步的弱化了选举方的责任问题。

墨子两篇则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解决办法：首先，选举方的权利和责任对等，选举结果一旦生效，在被选举方没有被大多数选举方否定的条件下，选举方必须绝对服从被选举方。

这个观点曾一度被解释为落后的，朴素民主雏形。但个人认为，这样的设计恰恰是最大限度的把选举方责任和权利对等起来。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打完”。当选举方有了责任的负担才能更慎重的行使选举权利。

而所谓现代选票政治则过分宣扬所谓选举方的权利，却避而不谈选举方的责任，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被选举方用一系列架构抹去了选举方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程序上仅一年甚至半年一个月的正义公平过程中肆意操纵选举方。

甚至鲍鹏山先生认为墨子的《上同》过分强调服从，是独裁。但是《上同》此篇的前提是《尚贤》。两篇文章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轮回，互为因果，窃以为这才应该是墨子的完整理论。

既然尚贤可以选一次，选举方有责有权，若被选举方不贤呢，该怎么办？当然是再选一次！

至于什么是“贤”？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贤”的定义固然也是与时俱进的。春秋战国的“贤”与二十一世纪“贤”定然不同，战争年代的“贤”与和平年代的“贤”当然也不同。

所以，只要权责对等，选举方才能真正的做到选举，而不仅仅是被贿赂。这与“贤”的本质无关，因为“贤”与“非贤”是选举方决定的。

现代社会，什么是“贤”？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一点：只要被选举方能够不断进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那么什么是“贤”这个问题，在现代民智已开的社会，只要选举方带着责任去思考，分辨的难度并不高。

最后，选票到底是什么？包装成“民主”的选票政治告诉你选票是那一张纸，你可以在那张纸上写下自由。

然而，那张纸真的就是选票吗？不！不仅仅是一张纸。选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战争时，它可以是你手中的长枪，大刀，你用它保护亲人，族群；

工作时，它是你眼前的一切，你用它得到了自己的酬劳；

夜深人静时，它是你的思想，你用它憧憬未来，并为之奋斗；

无知时，它是一本本写满知识的书籍，你用它充实自己的思想，借古思今，明辨四海。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选票达成的目的是选举，选举的目的是民主，而所谓民主的本质是说穿了就是所谓民心。而当人人都捡起自己的责任时，民心就已然是最强大的。至于其是否以选票的形式来表现，还重要吗？

互联时代已然来临，甚至5G时代也即将来临。你，我，他，都将是一个一个用思想的选票选举的选举方。坐在电脑前，拿起键盘，写下理性的思考，拾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要真的去做“键盘侠”。

结语：当捡起责任，才会真正拿起选票，那是一张无形的选票。唯有担起责任，才有真正的大自由，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