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近几年，一提到美国时，中国社会舆论多半会有一些异样情绪，或觉得敏感，或莫名警惕，或害怕接触，当然，还有一些人仍存崇拜之情。这些非常态般的多元与复杂情绪，都算是当下中国人对外心理的时代特征。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更加常态化看待、更频繁地接触美国及其国民尤其是那些战略界人士？

有一次我调研西南某省刚刚脱贫不久的一个县城，县长与我谈及许多国际形势，尤其热衷于讲述中美紧张形势下县域治理的压力。于是我调侃道，你这里离最近机场近3个小时车程，县城也见不到外国人，更谈不上美国人，为何要把中美紧张形势考虑到日常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呢？

还有一次我向中西部某地的一家国企老总推荐几位美国战略界人士和前高官的来访调研。这位老总很有兴趣，但很快回应当地保卫、外事、报批程序过于复杂，完全超出了当地接待能力，于是只能悻悻作罢。

这些普遍存在于各个地方的亲历，恰恰反映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要改革的一条重点内容的紧迫性，即第十部分里的第41条“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要真正落实这条改革措施，最重要的落脚点在于，须扭转不愿、不敢、不想与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交往的氛围与环境。

不可否认，近几届美国政府对华长期采取遏制政策，对来自美国的一些特殊人士当然应更重视。但另一方面，作为大国，同样也应有充足的自信去接触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内心对华存有误解、偏见甚至不友好的美国人。

革命年代、冷战年代，老一代中国领导人都非常愿意接触来访的外国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士。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更是多次强调加强民间友好和人文交流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与美国各界人士多次真挚互动，推动中美民间友好，提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2024年3月27日，习近平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指出“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中国有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希望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积累共识，增进信任，排除各种干扰，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高层亲力亲为地做美国人的工作，正是给各级政府、各个企事业单位、各个高校研究机构提供了示范。这正是我所在的智库近期承办为期一周“明德战略对话2024”、邀请10多位来自美国、欧洲的战略学术界人士来中国的重要背景。

我们安排这些来自欧洲、美国的战略界人士调研开放最前沿的上海浦东、走访世界商品集散中心义乌、观察民营经济重镇温州，还引导他们看看新农村建设、逛县城夜市、作客企业主家，等等，安排许多批次的年轻人与他们面对面对话，让他们真实地体验新时代的中国，进而尽可能地重塑这些有影响力人士的中国观。

从筹备安排看出，各级政府外事与宣传机构是有外事交往的潜在意愿的，只是希望在制度与氛围上还可以更加松绑。各个企事业单位是有国际交往的充足底气的，有位企业主说，让他们随便看嘛，没什么不能让他看的；还有一位当地机构负责人说，我们这里那么干净、安全、便捷、还有烟火气，美国人会羡慕的……

可见，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所说的“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很有民间动力与基层活力的。关键在于，在制度设计和机制构建上，要更敢于善于释放这种动力与活力。

事实上，新中国建设之初逐渐打破西方阵营的封锁，源于大胆地与西方交往与沟通。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从弱到强、从国内走向世界，也是源于不断打开国门与世界融合。现在，世界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一些势力试图重新打压、封锁、遏制中国的强国之路，此时，更需要努力打破之、瓦解之，更要靠胆大心细、积极主动的交往与沟通。

2024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适用免签政策来华外国人854.2万人次，同比增长190.1%，海外传播中国的频次大涨，再次证明中国对多国实施免签政策以来、对外国主动接触交往的积极效应。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村有一本非常著名的随笔集，书名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中用细腻的写作技巧记录了跑步的心理活动并延伸到人生态度，如“痛苦无法避免，磨难可以选择”、“不想跑步，所以更要去跑步”。

把这个书名套用到当下中国智库与美国战略界的交往，或可用改为“我们谈‘美国战略界来中国'，我们谈些什么？”，我希望是其中应有的含义是，“对美国斗合并行的痛苦无法避免，如何减少磨难可以选择”、“不想与遏华的美国交往，所以更要与之交往”。

如果真有这种观念的转型，那么，回答“我们谈‘美国略界来中国'，我们谈些什么？”答案是，我们应该谈如何更好地接触对方、更好地阐述中国、更轻松地与之交往，而不是“安全泛化”似的担心、害怕、警惕、防范。至少在当前这个特殊时代，拥有这份自信、开放心态非常重要。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