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诸史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种姓观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至今仍然存在。

2006年，印度宣布大幅度提高“保留配额”比例，增加低种姓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如，印度三所最知名的高校，将低种姓群体的入学比例，由原先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提高到27%，尽管这一规定强制保留了下来，但在其中引发高种姓诸多抗议。

通过“保留配额”事件不难看到，印度至今还存在严重的种姓问题。要知道，高种姓人口比例很小，低种姓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却反了过来。因此，种姓问题无疑是阻碍印度强大的一道拦路虎。

鲜为人知的是，除了种姓问题之外，印度还有一个阻碍强大的问题，而中国则在200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这就是印度土邦问题。

所谓土邦，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国，不过印度与中国的情况也有些不一样。

历史上的印度，从未真正统一过，而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邦国，莫卧儿帝国瓦解后更是形成了数百上千个邦国。英国人到来之后，无法将数百上千个邦国全部征服，于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保留了不少封建领主。

英国统治的印度地区，一部分是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还有一部分是代理统治的“印度土邦”，因此土邦没有纳入“英属印度”的直接统治，在法律上与英属印度平起平坐，上一级都是英国女王。当然，土邦与英国签订了各种条约，对外大权掌握在英国驻扎官手中。

也就是说，英国殖民期间存在着“两个印度”，土邦与英属印度在法律上地位平等，都是英印帝国内自成体系的享有主权的行政单位，宗主是英国女王，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可以收税、制定法律甚至组建军队，当然实际上印度土邦受控于英国殖民政府，主要只是享有的是自治权。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当时印度次大陆上有近600个土邦，占到英属印度总面积的46%，人口占到三分之一。殖民时代最大的土邦海得拉巴，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0万，英国授予其君主尼扎姆以“尊贵的陛下”的称号，享受着主权国家领导人的礼遇。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需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因此就不得不维护土邦的利益，土邦自然也乐于受到英国的保护与统治，于是两者成为一种利益同盟的关系。当占到将近一半面积的土邦，积极维护英国统治时，无疑非常有利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曾经说过：“世袭王公是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是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

1935年，英国出台《1935年印度政府法》，禁止在英属印度进行反土邦王公的活动，同时还进一步说明了英属印度与土邦的关系。英属印度与印度土邦形成一种松散的联邦关系，其中英属印度各省必须加入联邦，但印度土邦自愿加入；印度土邦即便加入印度联邦，还是保留原先的权力，还是半独立的状态。

由于长期以来，印度土邦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享有众多特殊权益，那么1947年印度独立时，当时占印度面积2/5、人口8100千万、562个的土邦王公何去何从呢？

根据“蒙巴顿方案”，按照宗教信仰分割，被分为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与印度教的印度，土邦的王公有权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君主失去统治权。之后，大部分土邦加入了印度，他们将国防、外交和交通三项权力交给印度联邦政府，其余所有事务仍由土邦政府掌管，中央不干预。

但对于这样的方案，一些地域较大、人口众多的土邦比较失望，因为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于是宣布将成为独立国家，比如海德拉巴邦、特拉凡科尔邦就声称在英国丧失对土邦的最高统治权后，他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印巴平起平坐。显然，印度甘地、尼赫鲁等自然不愿意土邦独立，于是后来派兵进入海得拉巴，完成了对该邦的占领。

值得一提的是，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但1946年英国有意将这一地区卖给了信奉印度教的查谟土邦大公，因此这就为地区归属埋下了隐患。

总的来说，为了换取土邦加入印度联邦，印度保留了土邦的经济、政治、礼仪等方面的特权，还每年给予土邦君主一笔丰厚的年金，海得拉巴邦尼扎姆年金高达500万卢比。无疑，谈判妥协的结果是，让印度背负了沉重的包袱，直到1971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土邦君主的年金，并将他们多数资产充公，由此终结了持续数千年的土邦历史。

土邦历史被终结，是不是代表“两个印度”正式合一了呢？事实上，500多个土邦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远没有彻底解决。

印度独立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划分行政区域，原先英属印度采取“行省制”，可以继续沿用，但500多个土邦或大或小，不可能延续历史，直接将它们设置成行政区域，必然要进行一些合并。

最终，216个土邦被合并到邻省，278个土邦合并为5个土邦联盟，还有一些占地较大的土邦比如海得拉巴邦予以保留等。1950年，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实行联邦制，省一级的行政区域都改名为“邦”，后来形成了28个“邦”，相当于28个省份，六个联邦属地与1个首都直辖区。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土邦的君主在地方政府中往往都担任一定职务，部分大土邦君主成为“邦长”。

但之前英国行省的划分，以及如今土邦的合并，又迎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以下的语言问题。

几千年来，印度从来没有真正大一统，内部民族高达100多个，语言更是有2000多种，使用最多的印度语只有30%的人口，此外不同语言之间还有政治、文化、民俗、经济、宗教等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将不同语种的人群，强行捏合在一起的行政区域，就必然存在语种少数派与多数派，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导致矛盾很容易就爆发。

1953年时，印度不少城市爆发抗议，乃至绝食抗议，要求建立“语言邦”，将同一种语言的划分在一个“邦”中。由于事情越闹越大，1956年之后印度不得不进行了一些调整，尽量将同一种语言的人群划分在一个“邦”内，以当时的旁遮普邦为例：

旁遮普邦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宗教矛盾，也有语言矛盾，最终将之一分为三：说旁遮普语的锡克人成立旁遮普邦，说印地语的印度教人群成立哈里亚纳邦，还有一些说印地语的山区人群并入喜马偕尔中央直辖区。

然而，不说“语言邦”的存在会为地方主义提供土壤，但就说“语言邦”无论怎么调整，每个邦都存在语种少数派，或相对的少数派，导致这些矛盾至今存在。

其实，除了上述的语言纠纷之外，如今还存在“土邦土地纠纷”，去年阿萨姆邦与米佐拉姆邦就因“领土纠纷”而大打出手，导致至少6人去世，之后又爆发其他土邦问题。总之，几千年来形成的问题，很难在几十年里被彻底根除，而这无疑对印度的强大造成一定的阻碍。

与印度相比，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解决了诸侯、语言等问题，早就形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传统，其中西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册封的诸侯国，往往都不再具备实际权力。因此，相比于印度，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条件要更具优势，而这要感谢秦始皇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