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二十九期

你为什么如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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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你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还记得那个放松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被现实推着前进。工作、学业、生活，四面而来的压力使人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交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巨大压力。原本期待着一场欢畅的闲聊，却意外收获了对比、炫耀、暗中较劲，羡慕和嫉妒几乎让聊天每每铩羽而归。我们渐渐成为了“话题终结者”，拒绝打开心扉，复杂的内心却难以平静。这背后透露的焦虑，正成为描述公众心理状态的标签词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国家治理创新报告》指出，如何降低民众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聚焦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指出我国35.2%的公务员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可以窥见焦虑正在社会中蔓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越年龄，存在于不同职业与社会阶层，并体现在职场、婚姻、恋爱、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为何感到焦虑？中国人的焦虑具有独特性吗？或者说，这种焦虑是“现代性的焦虑”还是“中国式焦虑”？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本期邀请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AMA项目组成员方曼谈谈时下焦虑。

一、匮乏性需要掠夺幸福

焦虑并非某种单一的情绪反应。隐藏在焦虑背后的情绪（悲伤、愤怒、无助等等）与未被满足的需求映射出的其实是不同的心理内涵。所以，在强调精细化管理的今天，我们对于“焦虑”也应当有更精致的理解。

回到情绪的本质上，焦虑是是身体的预警机制，正因为有这样的机制，人类才得以存活。焦虑，让我们在面对需求时，产生诸如害怕、恐惧、悲伤等负面情绪，促使我们作出反应，在缓解和释放负面情绪的同时，满足生存的需要。比如，作为父母，看到孩子生病很焦虑，便会带孩子去看医生；作为学者看到环境污染感觉焦虑，便建言献策、发展科技以保护生态。这都是焦虑的带来的意义和内涵。

焦虑本身并没有问题，它在提示我们尚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如今的问题在于，在物质与科技空前繁荣的今天，焦虑反升不降。也就是说，问题根源不在“焦虑”，而是不断降低的情绪警报阈值，更在于不断提升的心理需求。

基于弗洛姆的思想，人有两种心理需要，一种是匮乏性需要，一种是充裕性需要。匮乏性需要是一种驱力，其令人感到有一种紧张或压力，需要把这个情绪释放、进而使需求得到满足。比如人们有周期性的生理需要，定时吃饭，定时睡觉等。在心理上，匮乏性需要的表现可能是，人可能肚子不饿却还想吃，有房有家却想要更大更气派。所以，弗洛姆认为，当人的需要完全被匮乏性需要所占据，我们将离幸福十分遥远；同时，匮乏性需要是贪婪的根源，也是大量心理病理的根源。（韩岩，2018）但是充裕性需要则不然，当这种需要被满足时，人们感受到的并非只是满足和放松，它会进一步带来充盈丰沛的感觉，令人充满活力与创造力。（韩岩，2018）

很长时间里，我们被递进式的需求理论影响，认为只有在满足了身体的、安全的需求之后才能满足归属感、爱与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忽视了充裕性需要对匮乏性需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在不断强调基本生理与安全需要的时候，我们对归属感、尊重与爱、自我实现需要的关注、憧憬和满足被限制和禁锢住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历史上有诸多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都是在穷困与窘迫的生存境地中实现自我的。

综上，面对“焦虑”，从个人层面而言，是重新反思自身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契机；于社会层面而言，既能促使社会提供满足充裕性需求的空间与媒介，也为反思公共价值取向与社会资源调适提供了新视角。

二. 如何衡量匮乏性的需求度

 To方曼：

1. 人们焦虑的现实体现是什么呢？

2.文中提出:“匮乏性需要是贪婪的根源。”但是如何衡量匮乏性需要的度呢？我认为一定程度的匮乏性需要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不一定会导致贪婪。

方曼:

谢谢质询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焦虑，作为一种主体感受，其本身即为现实。

第二个问题：提问者的表达其实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匮乏性需求就是个体需求的一种，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我的论述重点在于，为了缓解焦虑，我们应将注意力由对匮乏性需求的满足，更多地向充裕性需求的满足转移。

具体而言，匮乏性需求的满足在于“占有”，而充裕性需求的满足在于“存在”，即To have or To be，是占有还是存在的区别。我的关键论点在于，“存在”才会远离焦虑，“占有”会滋生形形色色的问题，包括焦虑在内。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To Have or To Be》（Fromm，1976）中阐述了占有与存在的不同面向。若以我们关于“焦虑”的探讨为例，占有型的讨论目标在于说服别人自己的论点、彰显丰富的知识储备，期待他人的改变，而存在型的讨论更多是在共同空间里享受交流的乐趣、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洞见，同时看到彼此人性的彰显，这既可能是面对共同困境时产生的共鸣，也可能是作为社会公民所表现出来的危机感与责任感。重占有的人依赖于其拥有的东西（知识、信息、地位、名誉），而重存在的人则相信他的存在这一事实，相信自己是活生生的人，只要生动活泼的展开对话，就会有创新、有意义，这个意义产生在每一个我们思想交汇的当下。

占有的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我要使每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存在的生存状态里，依照赫拉克里特和黑格尔的思想，生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实体，它只能在变化中存在。（弗洛姆，2017: 14）

回到这个探讨，我们或许可以问问，我们享受这个对话的过程本身吗？还是在苦恼和纠结，我的发言是否表现了一个学者的水准，是否能够收获更多的赞誉，吸引更多的粉丝，引发公众的讨论、政策的关注？如果探讨本身都在创造焦虑的话，我们探讨的意义又何在？

 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此谈论“焦虑”，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正在制造“焦虑”。就像全世界都在贩卖“焦虑”并以此牟利一般，我们也在用“焦虑”的议题吸引关注，巩固我们在学术场上的一席之地，仅仅因为“焦虑”是社会热点词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这样的自我觉知吗？我们敢于承认这个觉察吗？“焦虑”议题的主体都是“人“，我们很难完全在客观层面去应对，并试图用单纯的政策或技术工具来开出药方。这个药方，其实都在“人”的手上，是建立法制机制的人，是撰写政策建议的人，是做研究的人，也是执行的人，还有传播的人，教育的人等等。如果这些人都没有自我觉察，很难相信这些重要岗位本身会不会制造和传播更多的焦虑。

心理咨询师常常自我告诫的一句话是，觉察即改变。意思是说，一旦每个人对自己的固有思维和行动模式有所觉察，就一定会发生改变。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正面对了自身的“焦虑”，找寻到自己独特的存在，就一定能够发生深远的改变，这种改变将涉及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工作等种种决策与行动。不难想象，这种自我觉察下的改变一旦发生，将在社会中通过人际网络的传递呈现几何级数式的影响。

我们身在“焦虑”风暴的中心，却仍未发生改变的唯一原因，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焦虑”提示下的人生议题。是时候去抛弃“焦虑”的提法了，我们或许该问问，如何去照顾到那些未曾被满足的需要？“占有”在于从外在攫取，而“存在”是内在的、过程的满足。所以，把关注外在转向关注内在，从转化社会、他人到转化自身，每个人将干预或是试图干预他者的那只手收回来，对自己开展探索，才可能成为社会整体转化的引擎。

三、如何缓解焦虑？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邓雪：

我们在不断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贪婪，在满足现有的需求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需求出现。随着我们对社会认知的增加，需求会越来越多。请问方老师，如何才能平衡充裕性需要和匮乏性需要？两者的最佳平衡点是怎样的呢？ 

方曼: 

谢谢你的问题。你知道吗？当我们追寻这最佳平衡点的时候，咱们就从存在(to be)的位置上挪开了，也就开始了制造焦虑的旅程。焦虑是这样一个状态，要不为过去悔恨，要不为未来担心。解码焦虑很简单，也很难，就是面对生活和世界的变化，和变化一起生活，而非试图控制和驾驭这些变化。 

匮乏还是充裕，这两个概念需要每个人自己把握一个度，每个人自身的需要是什么，还有需要多少，只有自己去探索才可能清楚。比如睡觉，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自己到底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自己到底适合早睡还是晚睡？如果不清楚，我们始终会将外界因素作为指责对象，认为工作，家庭事务或他人剥夺了我的睡眠，亦或者在节假日睡上几天几夜，其实这种补的不是觉，而是我们心里的缺失，那种自己生活被他者，被世界占有的匮乏感，我们要把它夺回来。然而，如果我们懂得自己的需求，在自己身体需要休息的时间去休息，后面就不会出现报复性的补觉了（虽然这样还是很爽）。当然，还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有嘉宾提到买衣服，我也很理解，其实就是心理的匮乏需要用外在条件来填补。比如收到来自外在的肯定，只要穿得美，会让人觉得自我价值都提升了，这种填补的方法多么简单。但那些真正充实内在的事情，读书写字，冥想净心和反思相比起来又是多么的麻烦!可是，不得不承认，只有后者才能让人在纷乱的世界里寻得一条出路。向外求，不会有所谓的度或平衡点，只有向内求，才会有答案。因为那些“度”和“平衡点”都是个人的、独特的、精微的感觉体验，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这些没有被自己觉察的需要就永远得不到适宜的满足，它们会继续在暗处控制我们的生活，继而发展成为匮乏型需求。 

四、焦虑是个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

      如何处理外部环境的压力，归属公共管理领域，是公共事务；而如何处理个体内在驱动力，归属个人发展，是个体事务。公共管理和心理工作，各有各自的边界，各有各自的发展空间。简单粗暴地运用公共权力、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无论从个体发展层面、还是公共空间安全政策与措施层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选择。公共管理（学）者并不具备定义“病态个体”的专业训练和职业背景，他们的具体工作目标在于评估“公共政策与制度”是否呈现病态，而非确定是否为个体或非个体问题。所以，公共管理和心理工作应当各司其职。公共议题的学者负起善治的责任，心理工作者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大家提供情绪和健康管理的方法，我们都为自己的焦虑负责，这个社会不好都难。

五、社会共同学习

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主演变的，人们的意识跟随着现代化逐步变迁，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社会共同学习的过程，物质繁荣与意识提升同步进行、相互匹配，如此，才可能令人从当下“悔过往”与“忧未来”的焦虑之中解脱出来。 

为了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们被迫生长在一个被过度挤压了的时空之中。从外在而言，我们的社会空前富裕、繁荣，绝大部分人不必挣扎于生存之困窘；而从内在而言，以80后为例，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人，抵得上西方社会好几代人的社会阅历：儿时被熟人社会滋养、成年因城市化而隔离于格子间、被镶嵌于工业化进程中如陀螺般旋转，想念曾经儿时大家庭的温暖而不得，曾经田园乡间的悠闲成为梦幻泡影，家乡再也回不去，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能够像在土地上耕作一样给我们提供踏实的安全感……从社会到每一个小家的变迁，在心理学里，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创伤性事件”——指那些曾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的不适应并令我们苦恼事情。然而，我们整个社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消化、去转化、去反思，为个人生命成长带来体悟与给养。 如何去处理这些社会发展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时避免因时代剧变而引发新的创痛，是如今的建设者们需要密切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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