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野基层指战员最钦佩中野的谁——“三大互助”运动何以培养战斗力

　　电视剧《亮剑》热播后，媒体几乎一窝蜂地关注《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一些开国老将军也被热炒起来。

　　其实，在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面对中原野战军老大哥部队，华东野战军广大基层指战员尽人皆知钦佩不已的最著名的人物，不是任何一位身经百战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将军，而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一名解放战士——王克勤。

　　1947年3月王克勤参加第十八旅群英大会留影

　　——摄影郝长庚(或袁克忠)

　　当年，解放战士王克勤的名字响彻云霄！

　　因为，我军内部建设上的一项重要政治运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克勤运动”，又称“三大互助运动”。

　　淮海战役时，虽然中原野战军的解放战士王克勤已经牺牲一年多了，但华东野战军的广大基层指战员仍然把他看作一面指引胜利的旗帜!

　　我熟悉的一位长辈叶书尧叔叔，淮海战役时在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主力团当营长。那时，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在中原野战军等兄弟部队的战略策应下，经过几个大的歼灭战特别是济南战役后，发了不少美国货大洋财，部队装备相当“阔气”，指战员更是胆壮气粗豪情满怀。叶书尧那年25岁，小伙子披坚执锐气壮如牛，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双堆集战场上与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相遇，见友军装备很差，着装又五花八门，便轻慢地对中野六纵的一位营级干部说：

　　【“你们看我们的吧!”】

　　发现叶书尧暴露骄傲情绪，看不起从大别山上下来曾肩负最艰巨战略出击任务的中野老大哥部队，一旁的团政委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神情严肃地告诉所有在场的部属：

　　【“这是王克勤在过的部队。”】

　　那时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真能把基层指战员的心思摸透了。他这么一说，叶书尧等立马肃然起敬，当即恭恭敬敬地给对方敬了个军礼!

　　果然，“王克勤在过的部队”虽然“装备太差”，但打起仗来个个虎虎生威!

　　在双堆集战场的第三阶段，作为战役预备队华野第七纵队编入南集团，投入战场，负责向双堆集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战役打得非常残酷，叶书尧营一千多人，打下来不到一百人了。接替叶书尧营任务的是“王克勤在过的部队”。见他们“装备很差”，叶书尧营的指战员都犯了嘀咕：

　　【“我们这么好的装备都打成了这样，他们能行吗?”】

　　于是，叶书尧下令：

　　【“我们下来虽说是休整，但要随时待命做好战斗准备，友军一旦顶不住敌军突围，我们还得立刻上去堵口子!”】

　　待命的结果，让叶书尧营指战员全都彻底服气了：

　　【“只要是共产党的部队，都能打!更何况，人家是王克勤在过的部队!”】

　　谁能想到，王克勤曾是一位“最难改造”的解放战士！

　　王克勤，安徽阜阳王冬店村人，1920年生，一家人靠租地主王三堂的3亩地维持生活，常常辛苦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交了地租后还不够糊口，不得已，借了财主家的高利贷——今年借1斗麦子，明年还3斗。王克勤5岁那年，父亲被高额地租逼得没办法，和地主王三堂争论了几句，被打成重伤。王克勤13岁那年，腿伤严重积劳成疾的父亲含冤而死。此后，母亲拖带着王克勤和弟弟，乞讨度日。1939年7月，地主串通保长将王克勤抓去，卖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王克勤逃跑过两次，每次被抓回都要遭到毒打。

　　在国民党第三十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八连当“大头兵”的王克勤，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被俘虏后，补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一连。

　　当年的营教导员武效贤(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中，撰写了一篇《觉醒的战士王克勤》，入选毛泽东生前唯一题写书名的传世巨著——《星火燎原》文集。

　　在武效贤等历史亲历者回放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作为俘虏兵的王克勤，最初曾是一位“最难改造”的解放战士。

　　在一次研究部队思想情况的干部会上，一连指导员汇报：

　　【“我们连有个王克勤，在国民党那边当了许多年的大头兵，满脑子乱七八糟，情绪低沉，背后净跟新解放战士瞎叨叨。……说什么国民党有美国人帮助，地盘大，有飞机、大炮，解放军几条破步枪，别想打败他们。说他这次被俘，是不走运。”】

　　说到王克勤“最难改造”，一连指导员又讲了一件事：

　　【“他生病了，党建庭副连长亲自给他打病号饭。可他吃完一抹嘴，最后又向别的解放战士说：‘解放军的官儿就会收买人心，今天像亲兄弟，明天上战场，还不是拿着匣子枪逼你去替他拼命。’唉，对他真一点办法没有。”】

　　一天，武效贤来到王克勤所在排驻地，正碰上王克勤用白毛巾蒙住眼睛拆装一挺刚缴获的苏式机枪。攀谈中，在国民党军队就有“机枪圣手”绰号的王克勤自我感觉“大材小用”，不无抱怨地告诉武效贤：

　　【“我什么机枪都使过，就是没使过步枪。”】

　　在武效贤的安排下，王克勤当上了机枪手。

　　虽然，王克勤感受到了干部们对自己的信任，但思想并没有转变。

　　拉家常，本是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掌握战士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开展思想工作，进而提高战士思想觉悟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连长陈凤祥、指导员王玉琨、排长李延等干部、党员找王克勤拉家常时，他就是不愿多讲自己苦难的家史，说是讲出去“丢人”。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说“面子”》)。面子的本质，体现当期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当面子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时，也就成为压在底层民众心头上沉重的大山。

　　此时，影响王克勤言行举止的，依旧是旧社会、旧军队通行的价值观——有钱有势，才有面子;吃苦受穷，那叫“丢人”!至于为什么，那是“天命”!

　　是随后而来的诉苦运动，彻底转变了王克勤！

　　据王克勤所在第十九旅旅长肖永银回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经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两次自卫反击作战的沉重打击，加上其内战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被迫与共产党签订1946年1月13日生效的停战协议。随后，王克勤所在第六纵队所属各旅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指示，于2～5月间，在豫北安阳一带开展政治整训。整训初期，是主要是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接着是深入的阶级教育。当时，为了支持根据地广大农民正在进行的“查减”反霸翻身运动，部队在阶级教育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诉苦运动。

　　据王克勤所在营、连干部回忆，知道王克勤出身很苦，干部们曾多次动员他登台诉苦，但王克勤就是不干，还说：

　　【“我没有苦。”】

　　一连的诉苦大会开始后，许多人争先诉苦，一笔笔血海深仇，一桩桩凄惨经历，使人心酸落泪，台上台下一片哭声。开始，王克勤东张西望，不以为然。但随着会场的哭声，他的眼圈儿也红了。当副连长党建庭诉说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领他讨饭时，王克勤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开完会，王克勤饭不吃，衣不脱，倒在铺上蒙头大睡。副连长党建庭过来看他，见此情况便叮嘱班长：

　　【“让他睡吧，他有深仇大恨，你还看不出来?”】

　　听到这话，王克勤突然跳起来扑到党建庭怀里，放声大哭：

　　【“副连长，我和你一样，有苦啊!明天让我讲，不讲我吃不下饭!”】

　　第二天诉苦大会上，王克勤整整讲了两个小时。

　　诉苦运动后，王克勤彻底变了，开始主动接近班长，亲近党员，提出入党申请，并对指导员王玉琨说：

　　【“我在国民党军队时间长，那是个臭水坑，我还有许多缺点，个性犟，今后一定好好改。”】

　　政治整训后的第一个战役，是1946年9月上旬的兰封战役。听说机枪手王克勤在其间的大杨湖战斗中表现很好，战斗结束时，武效贤见到王克勤，准备鼓励一番。岂知，一见面，王克勤就紧紧抓住武效贤的手，喃喃道：

　　【“教导员，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连长、指导员，对不起……”】

　　说着说着，王克勤又哭了：

　　【“诉苦以后，我懂了谁是仇人，谁是亲人。……可是这次打仗以前，我还在胡思乱想。……反动派说共军打仗，全让俘虏挡头阵。今天，我才看清，他们全是造谣。……枪一响，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都领头冲，我看了心都跳。照这样，咱怎么会打败仗?!”】

　　转变后的王克勤开创了“三大互助”。

　　1946年9月，王克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提升为班长。王克勤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处处以身作则。有一次急行军，武效贤看见他的肩上除了那挺机枪外，又加了两个背包、一支步枪和一条干粮袋，战士向他夺，他都不肯放。武效贤心疼地劝他：

　　【“王克勤，你团结互助的精神很好，可不要把自己累垮哟!”】

　　王克勤憨直地笑笑说：

　　【“教导员，你就放心吧，给我一门山炮，我也驮得动。”】

　　说得全班人哈哈笑。王克勤没笑，他十分认真地回复大伙的笑声：

　　【“不信，下次战斗你们谁夺一门山炮来，我准驮给你们看看!”】

　　不久，班里补充了4名新战士。补兵那天下雨，王克勤同副班长陶武英早早就收拾好房子，烧好开水，借来被子和棉袄，将新战士衣服替换下来烤干，还从伙房领来白面、肉和菜，包了饺子，让新战士一到部队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王克勤在国民党军队当了6年“大头兵”。他告诉战友：

　　【“旧军队当兵的那些‘穷毛病’，我最了解。”】

　　所以，对新解放战士，王克勤除了现身说法、引导诉苦、开展国共两军以及国统区和解放区对比外，还能有针对性地纠正他们“讲义气、爱面子、好出风头、喜争功、地位观念较重”等“穷毛病”，以及“偷老百姓东西”、“对年轻妇女嬉皮笑脸”、“爱赌钱”、“唱无聊小调”等“旧习气”。在此基础上，王克勤特别注意发挥他们军事技术熟练等优点，使他们能够尽快成为合格的人民战士。

　　为加强团结协作保障战斗胜利，受当时解放区普遍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启发，王克勤创立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建在班上的互助组，组长由大伙推选，自由结合编组，开展思想互助、技术互助和生活互助。他对班里同志说：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

　　据曾在第五十二团主管英雄模范工作的组织股长(后继任王克勤所在营教导员)的于永贤等人的回忆，王克勤班互助组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行军一路上，互助组都非常活跃，班里的机枪和较重的装备全由班长王克勤、副班长陶英武和组长赵青年扛。夜间行军为了不让新战士掉队，王克勤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当绳子，他走在前面，副班长走在最后，战士们拉着这根绳子，一个跟着一个，即便是路途泥泞，也没有一人掉队。新战士卢守坤的鞋子陷到泥里找不到了，王克勤就脱下自己的鞋子给他穿，并帮他系上鞋带。卢守坤感动得直揉眼，问他：

　　【“班长，你怎么办呢?”】

　　王克勤笑笑说：

　　【“我从小就习惯了，打着赤脚拔泥更得劲!”】

　　宿营后，新战士倒下就睡，王克勤却忙着烧水给他们烫脚、挑泡。

　　王克勤班新战士白志学个头小，矮瘦，生了疥疮，补到班里时，正碰上连续行军。两天下来，一到宿营地，他倒头不起，捂着头哭起来。有位老兵讽刺白志学是“少爷兵”。王克勤听了，把这位老兵叫到一旁问：

　　【“你刚来的时候，老同志是怎么对待你的?”】

　　见他脸红了，王克勤接着说：

　　【“往后，不准说那话。你算老同志了，该拿出个老同志的样。”】

　　王克勤请来卫生员给白志学看病，又亲自替他洗疮口、换药。了解到白志学想家，王克勤一边安慰，一边找人替白志学写家信。白志学感动得流着泪说：

　　【“班长，你比我亲兄弟都好!”】

　　王克勤说：

　　【“连长、指导员常讲，咱们革命同志就是亲兄弟。我刚来的时候，比你差劲多了。”】

　　第二天行军，白志学咬着牙坚持，说什么也不让班长替他背枪了。

　　王克勤训练新战士——摄影袁克忠

　　机枪班有两挺机枪，王克勤教育战士要爱护武器。他说：“你平时不爱护它，打仗时它就不爱护你。他教战士擦枪、射击、排除故障。他“边教边比划”，战士们都能很快掌握，学习热情也高。他还在短短时间内教会新战士利用地形、挖机枪阵地、接敌战术动作等等。战士们高兴地说：

　　【“班长教咱们这一套，保险能用得上。”】

　　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时，王克勤向大家解释互助组的作用说：

　　【“咱们组织好了互助组，组长要保证不失联络，大家要听组长的招呼。我若是牺牲了，你们听副班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就叫组长指挥。谁挂了彩，要互助互救，不能丢一个伤员。”】

　　1946年10月，为反击国民党当局对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组织巨野战役，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奉命坚守徐庄阵地，堵击敌人。王克勤的机枪班，奉命坚守徐庄东南角。一到村子，王克勤就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等口号，组织大家选地形、挖工事。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而至，新战士慌了，爬起来想跑。王克勤高喊：

　　【“同志们不要跑，炮弹第一次打到那里，第二次绝对打不到那里。你一跑，就刚好赶上炮弹。”】

　　敌军开始进攻时，王克勤又对战士说：

　　【“我的机枪一响，你们就赶快到工事里隐蔽。敌人知道这里有机枪，就要朝这里打炮。”】

　　王克勤打完一梭子子弹，就转移到预备工事里。敌军的炮弹把原来的工事炸塌了，他把机枪交给组长，自己带头去抢修工事。转移阵地时，他和组长走在前边，白天打手势，夜里扔土块，让新战士跟着，不掉队。撤退时，他让战士走前边，他和组长负责掩护。战士们都感到跟着王克勤心里就踏实，胆子也壮了，都像班长一样勇敢作战。

　　徐庄保卫战整整打了一昼夜，国民党军向村里打了2500发炮弹，全村30多间房子被夷为平地。敌人像羊群似的攻上来，垮下去，又攻上来，又垮下去，攻了十几次。王克勤班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阵地上。有的同志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好几次。王克勤机枪班坚守阵地，歼敌123人，自己无一人伤亡。

　　徐庄战斗后王克勤班合影，前排左一为王克勤——摄影袁克忠

　　战后，王克勤“三大互助”事迹被逐级上报后，迅速推广开来。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各部队新战士增多，思想教育、技术战术训练以及巩固部队等问题都比较突出，特别是补充兵源中俘虏兵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虽然军事技术较好，但思想严重落后，改造教育他们常常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而战争年代能够提供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又极为有限，所以，各部队都在探索基层连队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

　　王克勤创立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恰恰解决了这个难题，且效果显著：老骨干充分发挥了传帮带作用，特别是思想改造方面的作用;解放战士既受到了教育，又发挥了军事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既能实实在在地宣传新旧社会的对比，又能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那儿学到军事技术。总之，班里每个战士的优点和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每人的不足和短处又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得到迅速克服和解决。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绝活儿，历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史料记载，第六纵队的“机关很精干，而且常唱‘空城计’，从纵队到团营首长人员都经常在下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检查推动工作，发现了好经验很快发扬传播和报导，并且用很多办法去推动”。所以，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的事迹被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及时搜集上来，迅速汇报上去。

　　在第十八旅部召开的总结会上，听了第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蒋科汇报王克勤班的事迹后，旅政委李震当即决定向全旅推广。随后，王克勤所在班被命名为“王克勤班”，并记大功一次，王克勤同志也荣膺“一等杀敌英雄”和“互助模范”称号，该班新战士杜双建、白志学也被评为“杀敌英雄”。不久，王克勤同志被提升为五十二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

　　据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

　　【我们第六纵队有两支笔杆子，一个是纵队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唐平铸，一个是(第十八旅政委)李震同志。唐平铸带领工作组到第52团蹲点，在总结王克勤的三大互助经验上，起了重要作用。从此，王克勤成了全军闻名的大英雄。】

　　那年月，我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完全不是电视剧《亮剑》等英雄史观作品描写的那样!

　　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听取了第六纵队关于王克勤班的专题汇报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立即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亲自撰写文章，强调学习王克勤模范班的重大意义。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互助组工作总结，特别指出了互助组的好处：

　　【一、在一个班里除正副班长外，能够发挥班内各个分子不同的特长和作用，便于培养积极分子;

　　二、在一个班内有了二个到三个互助小组，……班长便于指挥掌握，便利行军、练兵，在火力增强的条件下尤其便利于战斗，又可以减少伤亡。而且因有互助组的缘故，常能启发各组间的革命竞赛，较之一个班长指挥七八个散兵好得多，细致得多，有组织得多;

　　三、班内互助组的形成，大大的增进了一个班内的凝结力，这样足以避免因班长伤亡指挥中断所引起的可能的混乱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个班成为一种走不垮、打不烂的坚强的肌体。】

　　“三大互助运动”的效果，在作战中得到了检验。

　　1946年11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报道：

　　【以兰封及滑县上官村战斗为例，……(在上官村)我们伤亡比兰封为小，而战果则超过数倍，……除了刘邓首长的英明指挥外，这次王克勤运动在部队开展的作用很大，老战士都细心带领新战士作战，此外在部队中每班都有三个互助组，由新老战士共同组成，组长由战士自己选举，互助内容包括行军作战、吃饭、睡觉、学习等各方面，采取老战士带新战士的办法，新老战士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助组平时为学习组，战时就变成战斗组。新战士只要训练十五天后，就能和老战士一样的作战(据俘虏谈：蒋军士兵最少得训练一年多才能作战)，战斗伤亡比陇海战役减少三分之一。】

　　在“三大互助运动”中充分发挥解放战士的作用，也得到了战争的检验——据1947年1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报道：

　　【在作战方面，……特别从蒋军新被解放出来的士兵，提供了很多克服我军弱点，攻破敌人地堡、木城、鹿砦、突破敌人村落、避免敌人炮火杀伤的办法。……某次某连担任突击任务，因采取了这种经过被新解放士兵所指出的又经过精心研究的新的战术，和过去比较即减少二十八的伤亡，部队胜利信心和打胜仗的把握大为提高……】

　　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很快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6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新华社电讯稿”方式，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高度评价“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的重大意义，号召“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自己当前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的推行这个运动”。

　　延安《解放日报》是党中央党机关报，据当年的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和副旅长向守志回忆，《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全旅上下一片欢腾”，“整个部队都是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各级都开会学习，决心进一步把王克勤运动开展下去”。

　　当王克勤所在部队各单位代表来到王克勤班高呼口号贺喜时，王克勤班副班长李铁茹兴奋地说：

　　【“在这个班可光荣哩，连毛主席都知道!”】

　　在各级领导和连队指战员的帮助下，王克勤的思想境界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王克勤营的继任教导员于永贤回忆：

　　【1947年1月，我军转战毫州一带。那里离王克勤的家乡阜阳只有一两百公里。这勾起了王克勤对不知下落的母亲和弟弟的思念之情。一提起母亲和弟弟受的苦，已当了排长的王克勤，在我面前潸然泪下，悲痛欲绝。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得很难过。但马上联想起团里蒋科政委让我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王克勤已是全军闻名的大英雄，这里离阜阳越来越近，要注意苦大仇深的王克勤别一时犯傻私自离队去找母亲，出大洋相。我虽然对王克勤心中有底，但同时也认为蒋政委的提示不无道理，心里也直敲鼓。但王克勤擦干泪后，对我和指导员林钦福说：真是可惜呀，我的家乡还没解放。不然，我就可以把我参加了自己的军队，当英雄，提干部的情况，把解放区人民的翻身喜讯告诉母亲和弟弟了!我们安慰他说，这一天不会很远了。王克勤把对亲人的思念埋在心里，更努力地工作。】

　　1947年3月9日至14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召开第二次英模大会。在参加这次英模大会的185名英雄模范中，“解放战士”占三分之一，王克勤当选群英大会主席团主席。军区文工团与纵队文工团特意赶来演出歌剧《王克勤班》，特邀参加大会的王克勤班全体同志，特别是王克勤本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克勤在十八旅英模大会上宣布杀敌计划——摄影袁克忠

　　那年那月，我军基层指战员的政治地位就是高!

　　为什么?

　　就是这次群英大会，第十八旅政委李震在代表旅党委作总结时，除了归纳王克勤“四大优点”外，还特别强调：谁能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智慧发扬起来、集中起来，谁就有最大智慧！

　　王克勤的名字在全党全军传颂开来后，王克勤开创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带动了更多的王克勤式的英雄人物和模范班排不断涌现出来，迅速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据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回忆道：

　　【宣传王克勤这个团结互助的典型，对提高解放区翻身农民的新战士，对团结和改造解放的蒋军士兵，都显示了突出的作用。比如，1946年12月份，我们纵队一次就补充被解放的蒋军士兵2000人，便基本被改造过来，仅发生逃亡三人，这在过去是很难办的。】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道：

　　【王克勤是俘虏兵入伍的，他当了典型，本身就能教育新的俘虏兵，尤其是他的建立的互助组、开展三大互助的那套办法，有利于迅速将俘虏兵转变为人民战士，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们转入战略进攻后，实行的是无后方作战，比如六营集和羊山集战斗，我们俘敌五六千，这些俘虏我们只好全带着，基本全部补充到我军。当时，一个营有千把人，由于作战消耗，老骨干根本不够用。我们就是用王克勤的办法，很快将俘虏兵转变过来。前一仗的“解放战士”，就能带后一仗的“解放战士”。讲白一点，就是用俘虏兵带俘虏兵。当时，我们许多营、团首长的警卫员也用的是解放战士。许多解放战士当了排长、连长……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王克勤！】

　　如今，在论及解放军某支“王牌”部队战斗力时，不少史学、文艺作品都喜欢将功劳归于某位战将个人的大智大勇。他们忽略了构成战斗力基础的基层指战员，漠视了结构基层指战员战斗力思想基础最基本的史实，比如：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第六纵队和第三纵队，在东北最早开展诉苦运动(据史料，“东北解放军的诉苦运动，是在四六年七八月间由六纵之五十三团及海伦之警二旅所创造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三纵之二十团把诉苦运动向前发展了一步，有意识的把诉苦运动分为倒苦水、挖苦根、查忘本思想三个阶段进行，并与立功运动结合起来”);有着“烧铺草”铁血精神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总结推广了王克勤“三大互助运动”。

　　肖永银将军还有一句政治水平很高、人格境界深远并且很值得当代军史研究者和当代媒体深思反省的肺腑之言：

　　【我非常感谢当时的政工干部们。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发现和总结了王克勤的带兵经验，极大地提高了我18旅的战斗力。】

　　当年，肖永银等战场将领留下的珍贵文字，如今，是对《亮剑》一类英雄史观作品泛滥成灾最实际的批判!

　　战士们爱戴王克勤，干部爱护王克勤，人民群众也关爱王克勤。

　　“三大互助运动”推广后，王克勤成了根据地男女老少敬仰的“大明星”，只要听说王克勤的部队来了，都要有一批批的“粉丝”接踵而至，一睹尊容。

　　王克勤呢，从不摆“明星”架子，总是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武效贤记得，一次行军，部队到了一个游击区的小镇子，当地群众生活贫困，对我军还不十分了解。三班的房东老大娘是个摆小烟摊的，开始不让住她的房子。王克勤了解到，老太太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兵抓走了，她见到当兵的就恨。她还有一个姑娘在家，就更不便开门了。王克勤叫全班同志都睡在院子里，并且把院子打扫干净，把房檐下的水缸装得满满的。他独自与老太太谈了半夜，把老太太感动得泪流满脸。第二天，部队开拔时，老太太往王克勤的挎包里装了12个鸡蛋和1包纸烟，说：

　　【“你不是讲了，穷人是一家，这是大娘的一点心意。给你们吃了，就当我儿子吃了一样。大娘只有一个请求，你们见到我的儿子，一定把他带在你们身边，做一个像你们一样的人!”】

　　王克勤推辞不下，最后写了封信，连同一块银元，偷偷放在老大娘的香烟摊上。出发前，他把十二个鸡蛋和那盒纸烟分给全排同志，说：

　　【“让我们永远记下，当人民的儿子，为人民打仗，救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0日，王克勤在定陶北门登城作战率先爬上云梯时，腰部和腿部被敌机枪射中，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临终前，他紧紧抓住战士陈群的手说：

　　【“小陈，再替我给毛主席写封信，告诉他老人家，党教育我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可是我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

　　对于王克勤运动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我们不难想象——当一支部队的解放战士接近或超过半数时，诉苦运动之前的王克勤们，与诉苦之后广泛开展“三大互助运动”的王克勤们，所发挥的战斗力，有着天壤之别!

　　这，是任何一位将领个人所不能取代的!

　　这，才是人民军队独有的特质!

　　也正因如此，定陶之战虽然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三师一五三旅，但王克勤的牺牲却让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痛惜不已。据时任王克勤所在第十八旅的旅长肖永银回忆，刘伯承司令员在以“刘邓”名义撰写关于王克勤的唁电时，曾激动地说过：

　　【“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战后，王克勤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定陶北门外。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定陶城的北门改名为“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王克勤烈士。

　　2009年9月10日，“爱兵模范 杀敌英雄”王克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媒体和影视界对英雄人物的纪念和宣传，在历史观方面越来越像国民党那样漠视乃至于抛弃草根大众了，如今，已经泛滥成灾的英雄史观又积重难返，解放战士王克勤质朴的草根形象和英勇的革命事迹，也就鲜为人知，并被李云龙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银屏形象遮蔽了。

四、当代书斋秀才难以理解的“斗争会”——军事民主何以提升战斗力

　　解放战争期间，与诉苦运动和王克勤“三大互助”运动齐名的，还有一个“立功运动”。

　　1947年9月30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军政杂志》第16期发表社论《连队工作的三把钥匙》，将反奸控诉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创模运动这三种群众性的运动，定位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并指出：

　　【“立功创模运动的开展，使革命英雄主义的发扬，找到了更通俗普遍的形式。立功运动在推动工作、完成任务、发扬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上，有极大的作用。同时，通过立功运动，克服了自甘落后的保守。”】

　　“立功创模运动”之所以成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重要钥匙”，是因为这扇大门打开之后，能够释放出全体指战员无穷无尽的人生潜能，进而转化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从思想资源角度看，解放战争期间开创的立功运动有如下特点：

　　特点一：功勋授予，主要面向基层指战员。

　　功勋制度，不是我军建立的，但我军的功勋制度却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作为参照，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授“国光勋章”，其次是获授“青天白日勋章”。根据荣鉴光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抗战期间，“国光勋章”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含美军受勋者4 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军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

　　我军，也有勋章——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我军一大批参加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指战员，被分别授予一、二、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一、二、三级“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但是，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我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荣获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我军最高荣誉，不是获得勋章，而是获得英模称号。

　　与世界各国军队不同，我军体现最高荣誉的英模称号，全军将帅无一人荣获，包括最高统帅毛泽东，绝大多数都授予了基层指战员。

　　董存瑞牺牲前一个月送给战友的照片——董存瑞纪念馆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从自卫战争开始，到新中国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称号，除去难以查明职务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职级分布大体如下：班长以下战士415人，占比50.06%;连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营职干部49人，占比5.91%;团职干部8人，占比0.97%;师以上干部为0;民兵、工人和群众41人，占比4.95%。连以下基层指战员及民兵、工人和群众占比93.12%。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在共产党领导下，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我军将领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我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我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

　　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特点二，立功运动，最初兴起于基层部队。

　　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张扬英雄主义。功勋制度则是对英雄主义的有效激励。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民军队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众之中。

　　功勋制度，我军自红军时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

　　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立功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首创的。

　　那年月，经历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蔚然成风，基层指战员首创的立功运动也就得以很快地被领导机关深入基层发现，逐级上报后，推广开来。

　　立功运动的雏形，是功劳簿。

　　抗战结束不久，新四军第一师二团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自卫战争中，多数连队开始建立功劳薄，目的是为选举英雄积累材料。发现连队创造了很受战士欢迎的功劳簿后，第二团政治处在1946年7～8月间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薄上”等口号，有效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1946年10月8日，第二团在号召“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首建头功”的同时，建立了“三证”制度，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功劳证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三营战士建议的);连队有一个“功劳薄”，记功在案;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群众性的立功运动热潮，随即蓬勃兴起。

　　冀鲁豫新华书店编辑部美术组绘制的年画——立功报喜

　　两天后的10月10日，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发布命令，公布了在山东自卫队中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肯定山东和华中的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

　　随即，东北、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和晋绥等地，也相继行动起来。

　　同年12月1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立功运动“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强调“除在军事斗争各部门应继续普及加强外，还应该在军民生产中间与土地改革中间，按着工作的性质与需要创立起规模来”。

　　到1947年初，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在全军上下，前方后方，部队机关，野战军和地方军，正面战场和游击区，开展得热火朝天。

　　这热火朝天的立功运动，立竿见影地转化成为战场上攻坚克难所向无敌的战斗力。

　　据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关于一年来立功运动的总结》记载：

　　【……三纵二十四团开展功运以后，首战宿北峰山，表现了空前的进步。八连攻夺峰山最高点，组织第四次冲锋时，二排突击队有十九个负伤同志不下火线，一致喊出：“我们立功计划上有这一条!”排长李敬德两次负伤仍拒绝抬下火线：“我立功计划上说过，只要有口气不下火线!”九连一个战士身负重伤不让抬走：“拿过来我的步枪，还可以打掩护，我的立功计划还没有完成!”……终于攻克峰山，歼灭敌人。在追击战中战士们自动提出：“快追呀，缴机关枪缴炮立大功!”二十四团贾团长说：“从晋西支队至今，没有像这次打的痛快，听指挥，叫干什么完成什么。”二营孙营长说：“这次真好，从指战员到伙马夫都动起来啦，从来没有像这样好!”

　　……四纵二十九团立功典型黄有根在莱芜战役中重伤不屈，从山上滚下，表现了顽强的阶级气节。新蒙阻击战中，许多老同志选好地形，挖好工事先让新参军同志隐蔽，安慰和引导新参军同志学习作战，表现了深切的阶级爱护。一纵七团五连四班发明“新式突击队形”，九连两个战士发明“新式机枪掩体”，表现了群众在战斗实践中的创造力。

　　……

　　立功运动也有力的发扬了正气，克制了歪风……二十九团七连“鬼话大王”经过两次上功劳簿也转变了。六纵五十三团九连战士马××行军一贯说怪话，自从订了立功计划，反而积极帮助背枪，督促鼓动旁人不掉队。

　　……二十四团功运开展后一个月内，部队逃亡减少百分之七十，全团十七个单位消灭了逃亡。】

　　1947年3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记载：

　　【许多解放战士被选为英雄及受到首长们的给他贺功后，感到从前在蒋介石队伍里当了许多年兵还是一个兵，打仗打得好，功劳是当官的，八路军打仗为老百姓，为自己解放，又光荣又人人能立功，认识到八路军真是与蒋介石军队不同。】

　　立功运动，让我军的英雄模范彻底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有效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特点三，评功过程，基层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

　　那年月，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总结出来的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不少有效方法，虽然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但无一归功于高级将领个人。

　　因为，毛泽东旗帜下的战将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更因为，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文献记载了基层指战员的作用——《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明确指出：

　　【立功运动在我冀鲁豫前线部队现在已经创造出全套的经验。】

　　这“前线部队现在已经创造出全套的经验”太丰富，太深刻，太实用，太有效了!

　　仅《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就列举了11项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经验”，包括：立功的发动，立功竞赛，互助立功，评功、记功、查功，报功，报功榜，贺功，立功旗，立功上报，发挥老战士、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解放战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运动与翻身运动两大巨流的汇合，等等。

　　这“全套的经验”，高高在上闭门造车是创造不出来的。

　　这“全套的经验”的精髓，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当代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处，只举例讲讲“评功”往事，就足以窥斑见豹。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家母于恒嘉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医疗队任指导员。9月23日18时，内城攻坚战斗打响，战至24日拂晓，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从城东南角、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九团从城西南角分别突入城内，战至24日21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

　　就是24号这天下午，设在趵突泉西侧张家公馆西北角小楼上的第三十七师指挥所正要跟随第一○九团进入城内，敌军两架轰炸机突然临空轰炸，致师长高锐等身负重伤、师政委徐海珊等光荣牺牲。

　　这一天，大批伤员源源不断地送到师医疗队，急需被盖。家母于恒嘉先找到师首长开了条子，然后带人来到一座我军刚接管的仓库，准备领取被子回去给伤员盖。刚到仓库，敌机临空，尚未满22周岁的家母不但没隐蔽防空，反而从看守仓库的警卫战士手中一把抓来步枪，朝着飞机就放了一枪。

　　济南战役结束后，医疗队开展评功活动，鉴于家母于恒嘉在战斗中的一系列表现，最初意见是给家母评三等功，不料，跟随家母领被子的战士给家母提了一条意见：指导员在战役最后一天，未经批准私自放枪，违反了战前她向我们传达的入城纪律。于是，家母的三等功被降为四等功。

　　对于战士的批评，家母毫无记恨之心。她不但没记住这位战士的名字，连人家是通信员还是卫生员都没记住。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队，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很正常，司空见惯。

　　虚心接受下级批评的家母于恒嘉，也面对面地批评过她自己的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结束时，师医疗队在战地弄来一具敌军尸体，准备就地开展解剖教学。家母得知后，当即指出，这样做会在群众中和俘虏中造成不良影响，违反我军政策。见医疗队领导固执己见，家母立刻向师首长反映，硬是让这次解剖教学停了下来。

　　家母对战士的批评毫无记恨之心，源于党的教育——上个世纪60年代，当家母看到女儿小学毕业时的留言本上，有一位同学写了一首小诗，结尾三个字是“取功名”，便专门和我们子女谈了一次话，指出：

　　【“诗写得不错，但最后一句不好，因为我们革命队伍要破除名利思想!”】

　　名利思想，其实家母也有，只不过在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次政治学习、一次次整风运动中，被破除了。家母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当多年来党性意识对个性本能的压抑解除之后，潜意识中的本能愿望被释放了出来——她不止一次在幻觉中喃喃自语：

　　【“首长说了，我的三等功已经改成了二等功。”】

　　让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成为常态，对干部队伍建设来说，岂止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机制，在战争年代，曾经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威望，融洽了干部和战士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家母所在部队南下福建后，曾在厦门地区招了一批女学生，家母是她们的指导员。这批女学生们对“老指导员”感情之深，超出了我的想象——40多年后，她们辗转找到了“老指导员”后告知：1951年“老指导员”随丈夫调往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后，大家对“老指导员”非常怀念，一位女生甚至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白恒嘉”，之后，支边到新疆落户。

　　我军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谈心会”

　　在老一辈的记忆里，这一类的评功往事还多。

　　有一年，原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政治部主任丁钊来成都，一定要面见老部下吕振辉，并说：

　　【“这人很能打仗，但解放后不久，大家就找不到他了。”】

　　说着说着战斗经历，丁钊伯伯突然冒了一句：

　　【“这人很调皮的!”】

　　出于好奇，我追问了一句。

　　结果，又是一件评功的往事：

　　1947年9月，刚刚组建才一个月的第十三纵队，投入胶东保卫战。一次战斗没打好，担任营长的吕振辉叔叔准备在战评中接受下级指战员的严厉批评。

　　那时的战评，部队有一句话很流行——“打胜仗开庆功会，打败仗开斗争会!”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队，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言辞真尖锐啊!换成当代沉溺书斋又好为人师非议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救亡压倒启蒙”的酸腐秀才，或换成留恋亭子间生活操持小布尔乔亚情调并对共产党“斗争哲学”恨之入骨的奶油小生，肯定受不了!

　　战评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具体，不仅要评勇敢精神，评战术、技术，评战场指挥，评作战协同，评执行战场纪律和俘虏政策，甚至还要评一些具体的伤亡值得不值得。

　　“斗争”吕振辉叔叔的战评会是怎么开的，丁钊伯伯没说。他只讲了战评会开始的一幕：参加战评会的干部战士到齐后，穿着大衣的吕振辉姗姗来迟。只见他当众敞开大衣，里面光着屁股，两条大腿上各画了一只眼睛。

　　啥意思?

　　——仗没打好，不用你们“斗争”，我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

　　济南战役期间，吕振辉担任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一一团副团长，总攻那天，他亲率突击队攻城，在城墙之下中弹负伤。直到晚年，对中央军委批准命名的“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他老人家还扬着剑眉耿耿于怀不服气：

　　【“我要是不负伤，我们团就是‘济南第一团’了!”】

　　20世纪50年代，组织上找吕振辉谈话，告知国家需要一批军队干部转业到核工业战线，征求他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拖着一条殘腿的二等残废军人吕振辉豪气勃发：

　　【“我们当年打日本鬼子，造颗手榴弹都很困难。现在国家要造原子弹了，去!”】

　　从此，隐姓埋名拖家带口去了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这，就是当年评功“斗争会”等等政治运动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

　　值得深思的是，当年评功“斗争会”体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如今，已经被当代公知妖魔化了，已经被不少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遗弃了。我军基层战时政治工作也随之被淡化，被抹杀。

五、统帅心头的战局转折点由谁创造——连队党支部何以组织战斗力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各部队通过掌握“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当代管理学、心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发掘人的潜能，从实践效果的角度看，那年那月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有不少是书斋秀才看不起的“泥腿子”，但他们的伟大实践，却能让当代公知顶礼膜拜的西方管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望其项背。

　　走群众路线，不是放任群众，其经典的领导方法，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用最通俗的语言总结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军各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普遍开展的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于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及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都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的。

　　这期间，被如今不少史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媒体人不屑一顾的基层连队党支部，是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觉悟进而培养战斗力的学校，是集中群众智慧进而凝聚指战员战斗力的核心，是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进而维护战斗力的堡垒，是在战场上遭受重大伤亡后却能重建战斗力的产房。

　　（一）培养战斗力的学校

　　“支部是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也是我军培养基层骨干和干部，进而提升整体战斗力的学校。

　　1945年12月，胶东军区政治部在《新形势到来后的干部思想与干部工作问题的初步总结》中，明确将培养干部“确定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的经常重要任务之一”，并明确了连队党支部培养干部的5项具体责任。还明确了旅、团两级分别对连队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新党员、俱乐部委员等的轮训内容和轮训办法。

　　2008年济南战役60周年前夕，笔者的母亲于恒嘉以当年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医疗队指导员的身份，将她当年的战地笔记捐献给了济南战役纪念馆。在这本早已虫蛀了的笔记中，记录了师政委徐海珊(济南战役牺牲)和副政委丁钊等领导以会代训方式培训基层支部书记的很多珍贵内容，其中之一就是“边打边补充”俘虏兵的一整套工作，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开展“诉苦运动”，提高俘虏兵的阶级觉悟。

　　父亲生前曾告诉过我，大战之前，华野第十三纵队各团都要举办两个培训班：团长和团参谋长举办班长培训班，主要是针对即将遂行的战斗任务，如攻坚、阻击等，开展相应的战术、技术教学培训。团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则举办党小组长培训班，培训内容很多，今天看来甚至很“新鲜”，比如，开展军事民主的方法，包括战前订立“立功合同”，战中完成“合同”，战后开展“战评”活动;再如，如何消化、教育“解放战士”，实现“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又如，党管干部怎么管，党小组的民主生活会怎么开，等等。

　　那时基层战时政治工作太出色了!

　　父亲生前还告诉我：连队党支部就是一所学校，培养出来战士在战场上就能当老师——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战场上的俘虏兵随抓随补，补充到连队后，就在战壕里，由老同志领着开诉苦会，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特别是老解放战士，一对一现身说法，真管用啊!俘虏兵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苦之后，几乎是瞬间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然后，义无反顾地跟着老战士冲锋陷阵浴血杀敌。

　　的确，不止一支部队的历史文件中提到——“解放战士说一句顶我们说十句。”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1950年9月在全国英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曾提到“坚守阵地顽强杀敌的钢铁营长张英才”。

　　1950年出版的连环画《张英才和钢铁营》

　　就是这个“钢铁营”，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上，涌现了两位堪称“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老师”——1948年12月2日夜，张英才“钢铁营”即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三旅三十八团一营，奉命接防小张庄。对手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的三十一团、五十三团，其中还有一个所谓的“老虎营”。接防次日，敌人发起进攻后，由前沿阵地前出担任警戒任务的侯永福战斗小组两名战士未能撤回，被敌人截断了退路。

　　侯永福是豫东战役小庄战斗解放的，黄诚是李家庄战斗解放的，参加解放军都不到半年。战斗中，侯永福手中的冲锋枪突然打坏了，手中只剩下3枚手雷。紧要关头，黄诚提醒道：“组长，你看，前面的敌人不是给我们准备好了武器嘛!”说罢，趁战斗间隙，在侯永福掩护下，跳出阵地，从敌人尸体堆里捡回1挺机枪、1支冲锋枪、1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刚回阵地，十几名敌人又冲了过来。一阵猛烈还击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剩下两名被活捉。

　　此时的侯永福小组，虽然四面受敌，险象环生，生死难卜，但两位老解放战士就有这个胆量，就有这个本事，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利用极为短暂的战斗间隙，以亲身经历，三言两语说到俘虏到心窝里，使两名俘虏迅速完成了从俘虏兵到解放战士的思想转变。

　　据张英才回忆，那天，敌人有一轮突围是在3架敌机轰炸扫射掩护下发起的，进攻非常猛烈。战斗正酣，机枪连指导员跑来报告：“敌人打烟幕弹是为飞机指示目标。我们能不能也往敌人那边打烟幕弹?”果然，我们一打烟幕弹，敌机就上当了。小张庄阵地突出，敌我犬牙交错，烟幕弹一打，敌机再乱炸，地面敌军顿时蒙头转向乱成一团。混乱之中，突然，敌人屁股后面又响起了枪声。见敌人乱上加乱，张英才不失时机地下令吹响冲锋号，一连、三连跃出工事，一个猛冲，将来犯之敌彻底打垮。

　　这时，张英才营长才发现，原来是侯永福、黄诚带着两名俘虏兵，从敌后打了回来!

　　键盘敲到此处，我不禁在想，若能换上当代任何一位大心理学家上阵，管他用神马享誉世界的新奇理论，未必能唠叨出像侯永福小组那样神奇的心理学效果!

　　仅此，足以见我们的前辈不仅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摆脱“西化”束缚、实现“中国化”学理创新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凝聚战斗力的核心

　　那年那月的那些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创造的奇迹还多。

　　本文的标题是“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在查阅有关淮海战役我军如何走群众路线的史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1948年3月6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的报告，就广泛开展军事民主问题，有这么一句非常醒目：

　　【大家想办法的群众运动，我们试验成功了。蟠龙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蟠龙战斗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几十个战士坚持得来的。】

　　这一句，虽然讲的不是淮海战役，但以经典战例经典地叙述了人民战争靠人民的基本史实，也经典地回答了“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之史学主题。

　　蟠龙战役示意图

　　追本溯源，是194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时，所拟批语写道：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蟠龙战役中，战士们搭人梯冲上蟠龙镇城 继续追本溯源，双石“学术之家”微信群的朋友帮我找来了一篇《彭德怀两讲蟠龙战役中的军事民主》文章，作者王亚志19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秘书。

　　据王亚志回忆，彭总讲蟠龙战役军事民主的起因，是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军队的民主问题”后，苏军顾问对“军队的民主问题”提出了疑义，要求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以求得一致认识。为此，彭德怀于5月15日在会见苏军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上将时，以1947年5月的蟠龙战役为例，专门讲了军事民主的重要作用。

　　当年，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是以4个旅攻蟠龙，2个旅阻击援敌。5月2日，胡宗南部9个半旅进占绥德，距蟠龙3天路程。彭德怀的野战军司令部位于蟠龙东北之薛家沟。攻击两天后，虽占领一些外围阵地，但主阵地集玉峁未能攻克。彭德怀忆谈此时情况说：

　　【打蟠龙，那是王震指挥的，打不开，急得不得了。我在他后面一点。王震打电话给我说打不开，敌人援兵来了，是不是今天晚上撤兵?我说慢一点，新四旅及其他旅，在敌火力下相距仅100多米。在敌火力封锁下，撤也不容易撤离。于是就到王震的指挥所(即独四旅指挥所所在地何家峁子)，找了第一线部队的少数连排班长和战士开了一个会，首先把情况摆开，炮弹没有了，弹药也剩下不多了，敌人援兵隔不好远，只有一天顶多一天半的距离。这个部队已打了两三天了。怎么办?有一个兵说，可以打开，你们太急了，要照我们的办法是可以打开的。我问，你们准备怎样打?他说，敌人地堡在山顶上，我们的轻兵器火力打不到，妨碍我们突破的是敌军的手榴弹，我们可组成多个三五人战斗小组，轮番攻击，冲到敌人投手榴弹的距离，敌人投手榴弹，我们就顺陡坡向下滚，这样反复多次冲锋，敌人手榴弹打完了，我们冲上去用手榴弹投入敌军堑壕和地堡，就可占领阵地。当时就同意按这办法组织攻击，果然攻下了主阵地，然后居高临下，冲进蟠龙镇，5月4日结束了战斗。】

　　实战情况正是这样，我独四旅与新四旅第七七一团攻占集玉峁后，北山敌军仍在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