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律疏议”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谁才是“战斗民族”？】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输血论”，以及十多年前特别火的书《狼图腾》，乃至于教员早年提出的“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口号，似乎都默认了一个前提：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民族，是更能打的“战斗民族”。

比如，历史记载中，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记录多，农耕民族入侵草原的记录少。

甚至因此觉得，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是给中原“输入新鲜血液”，避免中华民族衰老。

其实这是凭直觉来解读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导致的错误观点。

一、游牧民族更能打？

举个例子，你觉得野生的狼和人类定向培养的斗犬，谁更能打？

人们直觉可能觉得野生的狼更能打。毕竟野狼天天面临生存竞争，而斗犬好吃好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肯定是野生的更能打。

其实是错的。人类定向培养的斗犬才更能打。

因为野生狼的本能是捕食，就是为了口吃的，有利益就上，风紧就扯呼，拼什么命啊？

但是人类定向培养的斗犬经过特殊训练，无论是战技还是战斗意志（尤其是战斗意志），是远远超出野生的狼的。斗犬搏斗不是为了捕猎，就是为了单纯的战斗。斗犬知道自己受伤会有人类救助，加上人类特地做的凶性训练，搏杀的时候更加舍生忘死。

游牧民族的入侵，更多时候就是野生狼的生存之道。而农耕民族组织的军队，则更像定向培养的斗犬。

游牧民族频繁入侵，更多只是恶劣生存环境之下不得不以劫掠求生的无奈之举，并非有多能打，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而农耕民族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为了生存而战斗的环境。古代中国皇权不下乡，大部分时候官府不太管得了基层的矛盾纠纷。所以农耕民族的农村之间为了争夺水源、土地、矿脉等生存资源而发生械斗，也是农民生活的日常。

至于边塞地区的居民，为了防备游牧民族劫掠，平时子弟弓马娴熟，在朝廷出兵的时候，则以良家子从军，争取立下战功封妻荫子。这是农耕民族的习俗与日常。

游牧民族与他们相比，究竟谁更像“战斗民族”呢？

至于个体素质，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劣，常年难得一饱，营养不良才是常态（很多人误以为游牧民族顿顿吃肉，其实并不是，游牧民族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是乳制品，平时采集植物根茎、草籽、菌类补充，详见李从嘉：《舌尖上的战争》，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宋代孟珙《蒙鞑备录》就描述蒙古人“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欧洲人记录的蒙古人“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英国人马修•帕里斯的记录，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当然这个是显然的夸张，不过都是用来描述其身材矮小）。

反倒是农耕民族食物相对充足，身体状况也普遍更加健壮健康。再加上农耕民族有条件养得起常备军，更能像培养斗犬那样，增加“舍生取义”的士气buff。

所以严格来说，论个体素质的话，农耕民族才是更能打的那个。

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千年来的相爱相杀，拼的不是个体素质，而是“组织度”

如果仔细考察二者之间的往来与竞争，会发现：真正决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胜负的，从来拼的都是“组织度”，而不是个体能不能打。

双方拼的是谁更能组织起统一而强大的政权，建立并维持有效的动员能力。

如果游牧民族建立了统一政权，很快会成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

而中原建立统一王朝，也很快就会教游牧民族做人。

当然除非中原王朝放弃培养斗犬（比如宋朝），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但这是异数，并非常态。

总结来看，就是双方的组织度就像压强，谁更强一些，就会压向对方。

正如上文提到过的《草原帝国》对东晋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评价：

“这些入侵似乎并不是由蛮夷之地的骚乱而触发，也不是由某个阿提拉的行动而产生，仅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