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道德同样迅速的提升......他们相信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

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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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华为30年后的至暗时刻，任正非或许会想起早年的日子。

1958年，任正非正在读高中，中国国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也面临着恶劣的态势。

那一年，在中国仍然受到美国“封锁”的情况下，中苏关系破裂，随后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带走了图纸，并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与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后面临的困境有几分相似。

同年8月，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

国际风云牵动每一个人，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激烈的民族主义者。

任正非如影随形的危机感或许始于那个年代。2000年，华为销售额超过200亿，任正非却在大谈“华为的冬天”：“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

不过，对当时14、15岁的任正非来说，最大的困难是饥饿。

高中三年任正非的梦想——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高三快高考时，任正非实在饿得受不了。

一块小米饼救了他。临近高考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妈妈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他安心复习功课。任正非知道，那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口粮。

很多年后，任正非都觉得无以回报：“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起了巨大的功劳。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任正非不可能去养猪或混迹街头。书香门第自然要逼孩子读书，何况他父亲是县城的中学校长，与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任正非的起点不低。

他求学的时候正值文革期间，其父在早期革命队伍中较有文化，又是领导，当然受到冲击。

任正非永远记得父亲的教诲：“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任正非说，背负着这种重托，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他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别人整天闹革命的时候，任正非已经准备好了人生的第一次跃腾。

封闭的大门即将打开。1971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两度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的中美高峰会议铺路以及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石，结束了中美两国间23年的敌对与隔阂。

在随后到来的“对外开放”时代，任正非将与西方世界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

而在这之前，任正非已经接触到了西方技术，那是他当工程兵期间的一段经历。

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他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

任正非认为，他当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中国解决不了人们的穿衣服的问题。当时国家让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到施工部队去学习。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这个部队。”

这是任正非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他后来表示，“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任正非参与的这个项目属于“四三方案”或“43方案”。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

这次大规模引进，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次同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与合作，引进项目绝大部分属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任正非就是从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参与人员中成长起来的典型骨干人才。这是任正非学习西方技术、经验的开端。

那时的任正非，也许是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者，迫切希望用自己所学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那是任正非的上升期，也是中国的上升期——经过十年浩劫，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重回发展经济的正轨。

2

任正非当工程兵的时候，一个后来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并影响华为的美国人，正在构建其思想体系。

这个人叫彼得·纳瓦罗，1972年毕业于塔夫茨大学，随后，他在美国和平队待了三年。1979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86年又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年后，人们会看到他扮演的角色，在几乎所有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举动中都可以看到纳瓦罗的影子。这是后话。

说回任正非。在1983年转业之前，他的军旅生涯一帆风顺，人生的第一个巅峰很快到来。

善于钻研，技术能力和领导能力出众，很快任正非就当上了副所长（技术副团级）。用他的话说，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

1978年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6000 人的代表中，仅有150 多人在35 岁以下。那一年任正非33岁。

同年任正非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军中取得上述成就，在无数人中脱颖而出，任正非一定有他的禀赋。

在2008年华为的一次内部交流会上，有人问任正非：20 年的军旅生涯，你的认识和思考有着怎样的变化？

任正非回答：这20年对我起到的作用，就是服从、吃苦和忍耐。收获的最多的就是服从。军人最后的结果就是服从。叫你怎么干就怎么干，错的也得干。

人生的吊诡就在于此。曾经引以为傲的成功，将可能导致未来的磨难。

多年后，当华为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时，其创始人曾经的军队背景成为西方猜疑的焦点，让华为陷入漩涡。

3

任正非在军队的最后一站是一个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

紧接着，随着国家成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职通讯研究所副所长的任正非复员转业。

1983年，任正非来到深圳，他被安排进入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同年，另外一个年轻人也辞职来到深圳闯荡，从1983年4月到12月，短短8个月，他靠倒卖玉米赚到了300万。300万在1980年代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年轻人当时33岁，他叫王石。与王石相比，年长十岁的任正非显得时运不济。

此时的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冬天”：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巨款，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妻子又离婚，任正非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借钱创立了华为公司。

这是一个足够励志的故事：今天中国最成功企业的创始人，曾经在40多岁时被单位开除，身背200万债务，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开始创业。

听听任正非的讲述——

“进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

任正非到深圳的第二年，正是穷途末路。

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教师夫妇设计了叫做“多协议路由器”的联网设备，用于斯坦福校园网络（SUNet），将校园内不兼容的计算机局域网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

这个联网设备被认为是联网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

这对夫妇在1984年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思科。这一年，陷入困境的任正非，或许难以想象他未来的对手会是思科这样的西方通讯巨头。

1986年3月，思科公司向犹他州州立大学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台路由产品——先进网关服务器。思科公司1990年上市，市值在2000年一度超越微软和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

任正非的华为，起步晚了几年。

1987年，负债200万的任正非神奇地借到了2万元（那个年代“万元户”并不多），创立了华为。

彼时的王石，正为涉足房地产业筹集股金，1988年，万科增发2800万股票，一元一股，认购者廖廖。据说当时万科的高管跑到蛇口菜市场去摆摊卖股票。

或许是英雄相惜，创业第二年的任正非，认购了20万股。

这笔独具慧眼的投资，相信获得了不错收益，但与华为后来的狂飙突进相比，仍然不值一提。

但凡重量级的中国私营企业家，无论是王石还是任正非，还是其他人，他们赚取的“第一桶金”多多少少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外界始终对任正非的早期“发家史”感兴趣，人们可能有种种疑问：

当普通老百姓月工资不到100元的时候，任正非能被骗200万？任正非在军中的关系如何助力了华为的发展？身为地方要员的岳父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任正非？

这些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很难探寻。进一步去探秘，也不是这篇文章的本意。

在中国要成事，“独行侠”是不可能的，这本是常识，但仅凭关系就做成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也显然不符合逻辑。

在任正非看来，华为的发展得益于那个时代：

“华为发展的十年时间，正是中国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信息消费不断增长的时期，这为华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离开了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华为纵有技术进步也难以生存。”

关于早期的华为，观察人士也有另外的版本：

在1980年代，不是谁都能从事通讯设备的进出口，一般人无从获得进出口批文，欧美各国本身就在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两年之后更是直接对中国禁售此类产品。

所以，有人猜测，华为的崛起得益于非市场化的力量，否则无法解释种种“奇迹”：华从起步之初能拿到进口批文，1990年能拿到中西部政府的通信网络建设项目，2004年华为突然拿到国开行的百亿美元低息贷款。

这些问题很难有答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任正非大隐隐于市，是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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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有一些说不清的巧合。

任正非创立华为这一年，一个比王石更为成功的美国地产商人推出了自己的畅销书《特朗普：交易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30年后，他将运用“交易的艺术”与中国大打贸易战，而华为也牵涉其中。

也是在1987年，特朗普首次加入美国共和党，并第一次公开表达对竞选公职的兴趣。他在2000年赢得加州和密歇根州的改革党总统初选，但在早期就退出了竞选。

1987年9月2日，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三家主流报纸上买下整版广告，刊登了“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这封信开篇就表示：“几十年来，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占美国的便宜。”

特朗普是否也意指中国，不得而知。一直到世纪之交，美国主流的声音还是支持与中国接触。

2000年春天，随着关于是否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国会投票的临近，克林顿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他表示，中国的加入将使北京与西方经济体联系起来......

克林顿说：“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还同意进口民主最宝贵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当个人不仅拥有梦想的能力，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将需要更大的发言权。”

克林顿的理想主义言论说服了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但一位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的贸易律师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重商主义中国将成为一个“主导性”的贸易国家，“（美国）几乎没有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这名律师就是今天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负责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坚持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2000年，克林顿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结束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次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入世。

入世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08年奥运会的惊艳表现让世人耳目一新。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显得停滞不前。据《纽约时报》报道，在1948年到2000年间，美国经济以人均约2.3％的速度增长。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事情发生了变化。人均增长率平均每年不到1％，即便自2009年以来（有所上升），每年也只有1.1％。

华为的快速发展也反映了中美经济增速的这种对比。

2000年华为销售额达220亿元，以29亿元利润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令思科等巨头侧目。

但此时的外国厂商仍然力压华为，加拿大的北电网络、美国的摩托罗拉、美国的朗讯、美国的思科网络、法国的阿尔卡特、芬兰的诺基亚以及瑞典的爱立信等厂商规模都远在华为之上，单单一个爱立信，其2000年的销售额是320亿美金。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由于之前奠定的基础，华为作为国内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成为了这一进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接下来的十多年，华为逐渐从通讯业的追随者变成领跑者。

华为发布的2011年CSR报告显示，它拥有14.6万名员工，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外籍员工占20.19%。

华为年报显示，2011 华为销售收入即达到 2039 亿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116 亿人民币。

在2011年华为年报的“CEO致辞”中，任正非说，“曾经有雄厚技术储备，称霸过世界的设备商， 居然在信息技术需求如此巨大的市场中灰飞烟灭了。”

任正非指的或许是有百年历史的全球电信巨头——加拿大的北电网络。华为曾经是北电的供应商之一。

在致辞中，任正非再一次流露了他的危机感：“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动的世界，近二十年来世界的 快速变化，令人瞠目结舌……这种翻天覆地，多少人高兴几人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5

一直到2011年，任正非早早就预言的“华为的冬天”并没有到来，不过，危机在酝酿之中。

这一酝酿过程，伴随着美国政界、商界、学界对中国看法的急剧转变。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可谓典型，他曾被认为是“对华温和派学者”。

在他看来，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戏剧性地对中国打开大门之后，虽然美国国内有反对声音，但随着1980年代中国实现“改革开放”，“（美国）两党及全国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识，支持与中国的接触。”

沈大伟曾经也是对华接触政策的支持者。

2015年，沈大伟突然变成“中国崩溃论的先锋鼓吹者”（《环球时报》语），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预言“中国崩溃”的文章。

沈大伟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思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导致了“新共识”的产生：

“奥巴马执政期间，一种新的全国和两党共识不知不觉地开始在美国尤其是华盛顿的政治圈子内形成。这种新共识与美国社会许多领域越来越感到中国开始变得日益棘手有关。”

助推新共识的重要人物，显然也包括如今担任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彼得·纳瓦罗。

1990年代，任正非的华为迅速崛起之际，纳瓦罗三次竞选公职失利，他转而著书立说。

2006年，身为商学院教授的纳瓦罗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一书，该书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发展是对人类的威胁，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由于该书列举了中国的太多问题，有人评论说，"想要了解中国的问题，这是一本好书；想要了解中国，这是一本坏书。"

2011年，纳瓦罗的另一本新书《致命中国》出版，他因为这本书与特朗普建立了友谊。特朗普如此评价此书：“《致命中国》一针见血。它用事实、数字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同中国的问题。我强力推荐。”

吊诡之处在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纳瓦罗同特朗普结缘，还是新华社“牵线”。

纳瓦罗自己说，他本来不认识特朗普。2011年《致命中国》出版后，他得知特朗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赞他的著作，俩人从此开始通讯，但是直到2016年总统大选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特朗普和纳瓦罗一拍即合，纳瓦罗成为特朗普的重要的经济顾问。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发表的许多关于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对华贸易的观点都来自于《致命中国》。

2018 年6月19日，纳瓦罗领导的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了题为《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及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报告，其中认为，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是通过“不符合全球经济规范与规则”的行为实现的，并将其称为“经济侵略”。

这份重要报告反映了华盛顿的“新共识”。

华为受到严重指控——“华为不仅是中国经济海外扩张的先锋，更是体现了中国全球经济霸权的组织模式。”（美国银行家、作家大卫·戈德曼）

此时，华为年收入已超过1000亿美元（2018年），华为在5G发展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行列（据数据分析公司IPlytics，截至2019年4月份）。

当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发生碰撞，华为面对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6

2019年5月23日，任正非接受《时代》周刊采访，将华为称为小兔子，称美国要有信心，华为不可能颠覆一个产业。关于华为设备的安全性，任正非表示某些国家多虑了，华为只是售卖裸的设备。

任正非坦言：“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很亲美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亲美的。”任正非说：“你把我几十年来对（华为）公司的指导文件，细细读一遍，可以发现，里面全都是美国精神。”

这是很不容易说出的话。浏览他的大量讲话，会发现，任正非此言不虚。不过，也并不完全。

从1994年的《访美杂记》到2019年5月21日的采访，任正非反复强调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创新机制，学习美国人踏踏实实的奋斗精神。

而在政治理念的层面，至少在早期，任正非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始终抱着十分复杂的心态，这在他谈及美国“遏制中国”的时候，尤为明显。

1997年，任正非曾发表了对中美俄三国关系的看法：

“美国的战略从来没有动摇过，包括挑动日本、遏制中国、支持台独，制造中国威胁论，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都是它想独霸世界的企图体现。时好时坏的中美关系，是它的需要，并不代表它的醒悟。美国永远不会希望中国、俄罗斯强大起来。（《走过欧亚分界线》，1997）

再如，这篇涉及香港回归和入世谈判的讲话——

再过几天香港就要回归了，整整过去了一百五十七年。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鸦片战争的阴魂还在幽荡。百年的屈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弱国永远没有“道理”，狼要吃羊的时候总能找到道理。君不见入世谈判漫漫长路，中国入关这么艰难，答应了一轮条件，又出来新的条件，利用了你已承诺的条件，还是让你吃不到世贸这个苹果。目的就是让你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让出市场。他们在全世界驻军、军事演习、签订对准第三国的安全条约，说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在自己的国境内，稍稍富强一点，倒成了世界的威胁，要遏制……历史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民族的自立。（任正非在公司研究试验系统先进事迹汇报大会上的讲话，1997）

类似以上的很多言论似乎表明，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与很多人一样，都曾是民族主义者，怀着让国家强大的理想。美国，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复杂的存在——要学习，又要打败。

1999年，任正非在IPD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生动反映了他对美国的复杂感情：

“因此我认为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就是我们就穿一双美国鞋，不要看美国很花，认为他们很霸道，他们IT，在中国关税上那么坏，阻挠中国，但是我们向他学习，我们才能打败他。所以说你们不想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争点光，请他滚出去……”

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任正非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明显改变，谈到美国时，已经没有早年的那些言论，不再公开表示激愤。

任正非谈及更多的东西，涉及法治、新的心态、人类……

在2016年的一次讲话中，任正非说——

四中全会的法治化、市场化的决定，是中国百年振兴的纲领，我们坚决拥护。几十年后我们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华为的市场已覆盖170 多个国家与地区，法律遵从是我们在全世界生存、服务、贡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不仅要遵守各国法律，联合国决议，而且在敏感地区视美国国内法为国际法。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全球化。

2016年10月，任正非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要“学习美国的精神、美国的机制和美国的视野。”他说，“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我们还是很小很小的，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跟随。我们要以一个新的心态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新的心态就是要向美国人学习。”

任正非有预见性地指出，华为总有一天会站到“山顶”——

“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任正非2019年5月21日接受媒体采访）

这或许是策略性的表达，但任正非的这番说法，包括WTO承诺兑现问题，是他多年来公开言论中所罕见的。

他还说，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文化、哲学、教育，在于人类文化素质。

这些话不过是常识，但从任正非口里说出来，却具有特别的分量。

知其者谓其心忧，不知其者谓其何求。

7

近一年来，向来不喜抛头露面的任正非频密地接受媒体采访，华为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

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开始在其影响力未曾到达的地区与美国发生冲突”（沈大伟语），当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大国博弈重启，将要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华为。

BBC的一篇述评文章道出了中美交恶的残酷性：

中国在崛起道路上遇逢重大十字路口：经营数十载的中美关系出现全面瓦解征兆——当年曾相信中国能通过改革而最终融入正常社会的西方精英已凤毛麟角；华盛顿和北京都有专家预言，贸易战仅仅是开始，冷战在所难免……“一带一路”也危机不断；全球各国在美国的软硬实力驱动下开始“站队”。

原美国五角大楼资深官员，现任国际著名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2018年在一次学术讲演中称：“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是过去40年发生的单一最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

当这种“地缘政治事件”越来越被放大，曾经的乐观主义显得越来越轻率——和很多人一样，任正非或许也曾真诚地相信，我们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必回以凝视。国家理性——这个超道德的利维坦，裹挟着一切，对中美来说皆然。

任正非仍然表示，中国要融入世界；不要煽动民粹主义，民粹害国。不能说用华为就爱国，不用就不爱国；国家未来前途在开放……

这是他的期望，也或许是其内心深处的忧虑。（END）

文| 权酋研

后记：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国际风云也阴差阳错地影响了父亲的人生。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把国防工程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6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向中苏边境增兵，中国开展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1961年，父亲21岁，他参军入伍，远离家乡到河北当了一名工程兵。

国防工程兵是最苦最累的兵种，说白了当时的任务就是挖山洞。一次在洞里检查安全，突然掉下一块巨石，父亲差点没命。我父亲眼见多名战友在工作中殒命。

父亲当了7年工程兵，多数时间都是在挖洞，常年在外，我母亲一个人在农村苦守空房，父亲当兵的那几年，发生饥荒，母亲在家吃树皮度日，身体浮肿。

1968年父亲退伍，两手空空回家。那个时代就是如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任正非说得更狠：叫你怎么干就怎么干，错的也得干。）

父亲出身贫寒，一生勤勤恳恳谨小慎微。拿我父亲与任正非相比可能并不恰当。

但在时代的三峡里，他们的命运又有多大的不同？我们的父辈，无论有过怎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无论他们曾经如何辉煌或卑微，都不过像激流中的石子，被裹挟，被冲刷……

我们又能好到哪里去？圣经早就说过：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参考资料：

1、《访美杂记》、《创新是华为的不竭动力》、《华为的冬天》等，任正非

2、《华为全球布局背后的信息化哲学》，商业价值，佚名

3、《衰落的21世纪》，《纽约时报》中文网，戴维·布鲁克斯

4、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华尔街日报》，Bob Davis

5、《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新共识》，中美聚焦，沈大伟

6、《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环球时报》

7、《改革开放：读懂中国四十年变迁的五大问题》，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