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裁杨虎城将军的周养浩为什么能够活到特赦？

——读史随笔1：靠什么换取人心？

2024-01-28

“密裁”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大的特务与军事情报组织军统，曾经使用的一个行动密语，即暗杀、处决之意。

1936年12月12日，“刀客”出身的陕西省蒲城县人，时任陕西省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杨虎城与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兵谏”，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并通电全国，即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因此，他是最终推动实现全民抗战、开创国共二次合作伟大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因此为蒋介石所不容。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欧洲“考察”的虎城将军主动请缨参加抗战，回国后即被蒋扣押，遭囚禁长达12年。1949年9月6日，杨和家属、随员八人，在重庆歌乐山戴公祠被保密局特务以极其残忍方式杀害，时年56岁。

当时主持这项密裁行动的，就是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少将处长的周养浩（周文豪）。周早年毕业于沈钧儒（秉甫）主持的上海法学院，在当时的军统也算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戴笠（雨农）的江山同乡，娶了毛人凤的侄女。先后当过军统司法科长、息烽监狱典狱长、保密局贵州站长。办事很有头脑、为人精明强干，外貌文质彬彬却在内部被称为“书生杀手”。

1949年，卢汉（永衡）将军领导云南起义时，正在昆明机场等待转机去台湾的周与徐远举，还有当时的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一同被扣押，旋即送往重庆白公馆。新中国建立后，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与杜聿明（光亭）、王陵基（方舟）、王耀武（佐民）等一起接受思想改造。

按照一般的常理，与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有着血海深仇的军统的这些将字号大头目，在解放后是任何没有活下来的理由的，毕竟他们与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国军将领职业性质截然不同。事实上，那些还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中小特务，在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基本上都被清理干净了，……

“军统”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局，这是蒋在大陆时期实行特务政治的主要操盘手，也是最重要的反共特务组织。军统源于国民党内的精英组织“复兴社”；兴盛于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其控制的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曾多达十余万人，战争后期美国人曾在通讯、密码、爆破等方面提供过大批器材物资与专业训练，建有杜长城主持的技术总队；内战爆发前后，缩小规模、保留精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的灵魂人物是从黄埔六期骑兵科肄业的戴笠，周恩来对之曾有过评价，戴山坠机，中国革命可以早成功十年；蒋后来也曾对左右说过，如果雨农不死，我们不会退到台湾。主要领导者还有内部称为“三巨头”中转任国防部二厅（军事情报）厅长的郑介民和担任过蒋侍从室侍六组组长的唐纵。军统局本部设有局办和八大处，其骨干来源于抗战军兴初期举办的十多个业务训练班，外围人员主要是各地帮会成员。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如何争取革命队伍之外，来自旧社会的各个阶层的认同和支持，成为新政权的一项基本任务。更不用说在押的这些敌对阵营的头面代表人物了——这就是新中国战犯改造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对这些军统将字号战犯的思想改造必须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军统“三剑客”个人命运也区别很大。

自幼习练武术、17岁就经姐夫介绍参加复兴社、28岁就担任局本部少将总务处长、“根红苗正”的国民党将级特务沈醉，因其本性纯朴、接受改造并交待了大量军统内幕，在1960年第二批被特效，随后长期在全国政协作文史专员。在解放战争中曾破获过重庆地下党《挺进报》案并顺势破坏了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1973年因在劳动出汗后冲冷水澡得病暴卒。其实，如果不是由于他性情暴躁本可以得以善终，此时徐与杨文瑔们已经不太一样，思想上也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而与自学通读《资本论》的保定军校高材生陈长捷截然不同，周养浩在功德林的许多时间是在诵颂《金陵怀古》中渡过的。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周作为公安部战犯改造局认定包括黄维在内的十三个冥顽不化分子，如果不是毛泽东“一律释放”的指示，他可能还要继续蹲班房。被特赦之后，他又是十位申请去台人员之一。

然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较之滞港期间在旅馆自缢身亡的张铁石，周几经曲折最后去了美国同女儿团聚。晚年在美接受国民党记者采访时，“反动了一辈子”的周养浩却最终感慨到：“我能在晚年享受天伦之乐，还是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1）并大骂段克文“不是东西”。

这就是共产党人心感召政策的最终效果！

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创业时期总结并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断在周恩来领导下熠熠生辉。

这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目的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有效促进敌对阵营的分化，争取其中国民党和各社会阶层中同情支持党的政策的正义力量，孤立反动顽固势力。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大的，将敌人弄得少少的。在抗战时期，周恩来更是提出了“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隐蔽战线指导思想。而李克农生前对自己的一个评价是：“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2）。

在这方面，作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创建者与杰出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是有前瞻性全面安排的。

例如，1942年春，周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寓所会晤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自乾）后，当年他就安排建国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被尊称为“二哥”、时年50岁的王少春（宫乔岩）作为联络人，携带一部电台，长期做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的工作，一直坚持到1949年12月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晋康）、潘文华（仲三）一并起义。王和他的同志在雅安苍坪山下坚持了长达八年（3），其间的艰辛非常人所能理解，为了能够坚持下去，在1947年前后他们还在居所前的草坪上搞过“大生产运动”！

更不用讲，此前对熊向晖、谢和赓等人的安排了！

有资料显示，在解放战争中1/3的国军是因起义或投诚而瓦解的，其中“解放战争中起义人员达177万，占被歼敌军总数的22％”（4）。当然，这主要发生在战争的末期。但这对取得战略决战胜利之后，加快“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还是非常有利的。

其中，傅系董其武部、蒋嫡系陈明仁部、新疆驻军陶峙岳部和滇军曾泽生部陆续起义后，按照他们过去在国军中的任职级别，分别保留了他们兵团司令和军长职务与待遇并在1955年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军衔。在全军撤销兵团建制后，董、陈两部分别改编为解放军第69、第55军，两人以上将军衔改任军长，待遇不变。

蒋的侍卫长俞济时就曾感叹这个策略太厉害了，就连伞兵三团、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都被策反了。还要求军务局的同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当时一片颓势下这自然没有下文。

今天的人们，从中能否对中国共产党在建党28年后通过“武装的革命”就能打倒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夺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其中蕴含的真谛，除了叹服之外，还能有所感悟？

初稿写于2024年1月28日

【附】《金陵怀古》两首

（一）刘禹锡《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