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究竟要向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去改变？

发端于西北部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进程。

西方经济学是从探讨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自由化过程开始的。这其中，货币由一般等价物发展到了贵金属，然后是以贵金属为价值锚定标准的纸币，直到纸币币值与贵金属完全脱钩，彻底成为仅仅以政治威权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币。由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近现代以来整个工业化社会可以划分为前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

前工业时代，资本积累或集聚主要是从以类似工厂流水线作业方式为典型的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剩余中产生，因此资本与体力劳动之间结合得最紧密，机器设备或自动化生产装置取代体力劳动的程度仍有限。因此，前工业时代早期即催生了直至当代依然属于最伟大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即劳动；人类唯有在已成年以及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事某种社会性劳动人生才会有意义。甚至只有在此条件下，人作为人的本质的概念才成立。因此，对于已成年以及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而言，参与社会性劳动不只是一种高尚的义务，也是一种自然的权利。然而对于有劳动能力，并且具有参与社会性劳动的意愿者，过度的压迫或者使其不劳而获，或完全无所事事，都是劳动价值论所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进入了正常的工业化时期（主要的衡量标准或前置条件：首先是政府恪尽职守，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及局限性，而保持勤政廉洁；再就是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与和平），资本积累或集聚的速度与新技术应用相结合就会成指数型增长。在此情况下，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化生产会迅速取代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以及制造业。与此同时，一些无法实现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化生产的行业或领域，就将趋于区域化（而不再延续市场国际化或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其利润率则下降到一个只能维持简单扩大再生产的水平上，或体现为某种非盈利性质。

后工业时代，以所谓主权国家法币的普遍实行为标志。自此，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无限责任政府即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治难以摆脱的宿命。自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才可以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继续向着社会主义伦理观的方向迈进。未来的社会主义伦理，必将市场经济规律和人类自身的生命规律更加科学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资本与劳动之间，资本与人类生命的多样性发展与自然消亡的尊严之间，必然存在着对抗性矛盾。资本对劳动价值的否定是一贯的，只有否定劳动价值这唯一的社会财富的来演，资本才可称之为资本，劳动力也才（似乎）脱离了人本身，而成为了一种（似乎）可以买卖的商品。

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词。自由竞争，也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高效的原因。企业，也就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社会功能，只能局限在创造顾客的方面，但企业不能，无法创造出必要足够的社会购买力。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如果全部以自身直接从事生产交付的行政指令的方式去实行，则无法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诱发权力寻租式腐败丛生，以及不劳而获现象的发生。

后工业时代，资本是更加明显地排斥劳动的。而劳动者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只存在由低到高，继而由一定的高点逐年下降乃至于彻底消亡的一天。因此，资本只要一旦有机会通过加大新型机器设备与自动化生产方式的替代劳动力，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策划，然后尽早地实施，以达到特别有选择性地使用劳动人口的目的。此时，资本只和它的商品形态的购买者（购买力）和年轻的知识工作者（高度专业化的新技术应用开发人员）结合得紧密才可以有未来。

后工业时代与前工业时代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导致一部分人失业后还可以实现再就业，在于大量的之前曾经拥有一技之长的中壮年劳动力在新技术应用的预投产期猝然间成为了富余的、市场再也无可安置的闲置劳动力，从此彻底丧失了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格与条件。由此，他们在前工业化时期还可以有幸享受到的一部分劳动价值剩余的历史机遇，也就从此消逝了。

这也是不少发达国家出现大量药物滥用，造成精神失常人群普遍存在的根源，归根结蒂是这一类人群由于丧失了参与社会化工作的机会，自身社会属性缺失诱发心理疾病的结果，而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却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名义，滥发补助或救助补贴，非但不能使被救助者有尊严地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反而使相当一部分被救助者作为正常人类的生命活力更加脆弱（在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典型、最发达、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已经促成了某种难以克服的体制）。

后工业时代，在单纯市场分配机制和资本扩张属性刚性约束下，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大量中壮年人口面对知识更新速度过快，无论在智力发展，体力保持，还是在适应市场变化的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皆大不如前。未来属于年轻人，面向未来勇于创新发展的主要是年轻人群体，这是一种自然生命规律（几乎所有的新科学发现与新技术发明，都是在45岁之前出现的；几乎所有的高新技术企业，员工都是以不到45岁的年轻人为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经济危机如影随形，中年就业危机与老年孤独症在信奉资本主义伦理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最终导致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本土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或必然下降的趋势无法遏制（大量老年人口的生活危机日益加重，像日本这种缺少移民传统的民族国家成为典型）。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障碍在于内需购买力不足，中壮年劳动力大量闲置，难以单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内生性增长，进而取代过量的外需支撑形成加速本土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动力。而此时，唯有霸权国家可以利用发行国际关键货币的独特优势，人为地制造其内部消费需求，同时开放和吸引后发展中国家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工作者入境，弥补本土严重不足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其实，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只要通过合理规划，通过政府发债购买社会化公共服务的方式，公开招标，以工代赈，面向市场无法吸纳的大量富余的中壮年劳动人口以及愿意继续参与社会劳动的部分退休人员使其享有参与社会性劳动的机会，从事社会化、非营利、非完全市场竞争性的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与供给项目（该类公共服务项目须事前即严格明确具有一定的时限，到期即结束，或重新评估是否具有再次启动的必要，主要视有明确工作意愿的中壮年劳动力富余状况而定），重点满足或改善市场自身无法也无意投入的国民生活需求的基础民生保障领域，即有可能在维系自由市场经济运转机制不被干扰破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缓解市场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性冲击（主要体现在中壮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机会严重不足）以及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性挑战，加速新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的步伐，从而较快实现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不断升级（产业升级周而复始，没有终点，也不存在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