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36年，毛译年在保安和红四军部分负责干部合影。前排左一为罗荣桓，左三起为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后排左一为赵尔陆，左六为毛泽东，右八为谢今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即1971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诞辰78周年纪念日前一天，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民歌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这久违的旋律一经播出，很快就在全国引起震动。为了配合陕北五首民歌联唱的推出，《人民日报》还以“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五首民歌。其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传唱度最高，至今也仍然是红色歌曲/中国民歌/流行歌曲“三栖歌”的佼佼者，其中的二句歌词也传入寻常百姓家中，成了经久不衰的金句——“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变了天”。

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湖南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南部，而陕北则在中国版图的大西北，一望无垠的黄土地，沟壑纵横，偏僻、贫穷，且荒凉。那歌词为什么要说“满天（陕北的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呢，原来这里曾发生过一段极其悲壮的故事。

毛泽东：刀下留人……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而成）长征到达哈达铺时，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根据地，先前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也转战到了陕北的消息，喜出望外，并作出陕甘支队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决策。然而，到了吴起镇后，一个消息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感到非常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指挥马福记和政治委员龚逢春当时正率部在安边堡一带活动，接到了靖边县革命委员会送来的信，说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吴起镇。接到信后，龚逢春和马福记很高兴，立即率部队连夜赶到靖边县。在靖边县革命委员会他们又听说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取得了很大胜利，敌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被中央红军消灭了一部分，其余被击溃；中央红军总司令部驻在吴起镇。为了欢迎中央红军，龚逢春和马福记一起来到吴起镇。

在吴起镇，龚逢春和马福记受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同志的接见。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们。接见时，根据毛泽东的询问，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边、陕北两苏区的情况及红军的现状，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并成立红十五军团及作战情况，游击队活动的情况，苏区周围的敌情等等。他们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陕北“肃反”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龚逢春回忆说：“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被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的对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1]

吴起镇当地的游击队队长张明科，也给毛泽东谈了同样的情况。刘志丹是陕甘苏区的最主要的创建者，是陕甘苏区斗争的一面旗帜，现在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听到这些消息，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在其他苏区，“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肃反”，曾错杀了不少党和红军优秀的干部、战士，教训非常沉痛。因此，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2]

这时，先遣到达甘泉下寺湾的李维汉、贾拓夫见到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证实了龚逢春、马福记、张明科等人反映的情况。李维汉等立即电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3]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陕甘边特委、苏维埃政府驻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郭、聂二人也汇报了陕北“肃反”问题。听了之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4]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忙于直罗镇战役的准备工作，而解决陕北“肃反”问题又必须马上进行，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王首道和刘向三等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以避免进一步恶化。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5]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陕北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任，其他人员为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

王首道等接受了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任务后，即迅速带人到瓦窑堡，找到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戴季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人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王首道等人按照毛泽东的“要慎重处理”的方针，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

经过调查，王首道等人了解到，刘志丹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大革命后坚持武装斗争，在陕甘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先后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使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会师后成立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与徐海东等共同指挥战斗，取得了劳山战斗胜利，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对此，王首道得出的结论是：“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工作来看，志丹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6]

王首道等人还了解到，刘志丹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在陕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刘志丹部队支持和掩护。正因为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甘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中建立和巩固下来。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以后，王首道等人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呢？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样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这些问题，戴季英都答不上来，但仍顽固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王首道等仔细翻阅了这位局长提供的案卷，发现其中列举刘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恰恰证明刘志丹等同志从陕甘实际出发，反对“左”倾错误，坚持了正确的路线。

王首道他们还陆续提问几个所谓“犯人”。当这些人知道王首道等是中共中央派的人时，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的产物。这一点，后来，就连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陕甘晋省委负责人朱理治也承认：“肃反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7]

刘志丹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王首道亲自同刘志丹谈话。由于刘志丹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定为“首犯”，这时还带着手铐、脚镣。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我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对刘志丹这种丝毫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的精神，非常钦佩。

这时，在前方组织直罗镇战役的毛泽东，十分惦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于11月18日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尽快纠正“肃反”中的错误问题。

纠正陕北“肃反”错误，还刘志丹等同志一个清白的时机已经到来。

习仲勋：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经过审查，弄清了事实以后，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刘少奇和“五人委员会”外，还有陕甘晋省委负责人，以及在“肃反”中被错误逮捕的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

张闻天在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王首道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发了言，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8]

这次会议，还宣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戴、聂二人以后也作了检讨。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习仲勋在纪念刘志丹的文章中说：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同志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同志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严厉批判搞“左”倾机会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我后来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批评保卫局长戴季英时，戴季英还狡辩，周副主席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9]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王首道在回忆中讲述了这个情况：

志丹出狱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副主席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主席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10]

陕北人民：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毛泽东：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出狱不久，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12月30日，刘志丹任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3月率部参加东征。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宋任穷在回忆中说：

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同志的遗体拾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送下山坡。我把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党中央。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同志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同志决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同志的棺材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1]

刘志丹，曾用名刘景桂、刘子丹，陕西保安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不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1932年起历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总指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是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群众领袖，人民军队的卓越将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刘志丹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对于这一不幸，全军上下和根据地广大乡亲都深感悲痛。毛泽东万分悲痛，深情地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的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2]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作为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东征途中，周恩来亲眼目睹了刘志丹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红军所到之处，老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成群结队跑过来看望，见了面都是直呼老刘，显得非常亲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非常激动，从人群中挤出来，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如此受老百姓爱戴的领导人，怎么可能是什么右倾分子？因此，周恩来作了最中肯的评价：“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并亲自为刘志丹敬题“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13]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及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红军代表和广大群众数千人在瓦窑堡隆重举行追悼刘志丹将军大会。会后，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亲扶灵柩，将刘志丹安葬于瓦窑堡南门外山坡上。

为更好地纪念刘志丹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烈士陵园。1942年，党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的灵柩迁移到他的故乡----保安县（即今志丹县），为使这次移灵仪式搞得隆重些，“鲁艺”乐队承担了移灵奏乐的任务，并由马可、安波等五名音乐工作者组成哀乐创作小组。他们根据当时广泛流传于晋陕一带的民间送葬等曲子，改编成了正式的哀乐《公祭刘志丹》。这首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哀乐一直沿用至今。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行近万人参加的刘志丹公祭大会，烈士灵柩由子长县移迁故乡陵园，途径延安时，林伯渠等中共要人亲自执绋下葬。沿路老百姓都一路点着香案，焚香长跪。毛泽东曾说：“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947年，陵园遭胡宗南部队严重破坏。建国后，于1970年、1973年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重新修复。1986年，陵园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驱散乌云，红日照亮陕甘高原。因“左”倾“肃反”被错误关押的高岗、习仲勋、杨森、刘景范、张秀山、杨琪、高纯棉、高朗亭、张策、马文瑞、黄子文、孔令甫、郭宝珊、黄罗斌等同志平反后，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不计职位高低，在不同的岗位努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贡献力量，使之不仅成为各路红军的落脚点，而且成为后来八路军出师抗战的出发点。这些同志有的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有的成为国家部委和省级领导，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作工作方针的报告时指出：

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14]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注  释

[1] 龚逢春：《在吴起镇向毛主席汇报》（1970年2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95页。

[2] 王首道：《参与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肃省委编：《纪念刘志丹》，第66页。

[3] 王首道：《参与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肃省委编：《纪念刘志丹》，第66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一1949)（修订本）（上卷），第483页。

[5] 王首道：《参与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肃省委编：《纪念刘志丹》，第66页。

[6] 王首道：《参与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肃省委编：《纪念刘志丹》，第67页。

[7] 朱理治：《我到陕北后的错误》，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33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2页。

[9]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共甘肃省委编：《纪念刘志丹》，第41页。

[10] 王首道：《参与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肃省委编：《纪念刘志丹》，第69页。

[11] 《宋任穷回忆录》，第90一91页。

[12] 功夫哥 “知乎·红旗”——《铁血丹心之刘志丹》，网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517816137?utm_id=0

[13] 功夫哥 “知乎·红旗”——《铁血丹心之刘志丹》，网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517816137?utm_id=0

[1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45年4月一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