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一篇有意思的论文，讨论了老年护理行业里，女护理员为何流失》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2020年末，中国以乡村为主的第一产业（即广义农业）就业人员数量17715万，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3.6%；远高于该年GDP中第一产业7.7%的比例。有学者据此认为，目前中国农业中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数量至少还有9000万；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这“意味着（中国）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

我不同意上述看法。理由是：现有农业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以照看家中老幼病残为主要职能。由于城乡生活支出的巨大差异，照看者与被照看者不得不滞留乡村。在目前条件下，这些用于照看家人的劳动力无法转化为农民工。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劳动力需要同时承担两种职能：一是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来养家；二是照看对生活上无法自理或无法完全自理的家属（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妇等）。

按照对上述两职能的承担情况，可以把乡村劳动力分成三类。

第一类：同时承担两种家庭职能的劳动力。农民工中属于这一类的，包括：工作在家乡所在乡镇的本地农民工，全家进城的外出农民工，以及名义上在外县甚至外省工作、实际上离家不远、天天可以回家的统计上的外出农民工。

第二类：只管工作挣钱、不用照看家属的劳动力。“工作在城镇、家属留乡村”的外出农民工，大多数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劳动力只管挣钱，那他们家中的老幼病残由谁照看呢？答案无非是两种：一部分外出农民工年轻、未婚、没有子女；父母年龄四五十岁、正当壮年，身体健康，因而他们家里没有人需要照看。另一部分外出农民工家庭中，确实有老幼病残需要照看，因而这些农民工外出时，不得不在家里留下一些劳动力以照看家属。如果当地乡村经济状况较好、就业机会较多，则这些留下的乡村劳动力可以边照看家人边就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留乡劳动力属于前面提到的、可以同时承担两种家庭职能的第一类。但如果当地就业机会有限，除了少量农活外，留守劳动力找不到其他工作，则这些留守劳动力属于第三类：主要职能（甚至唯一职能）是负责照看家中老幼病残的劳动力。

在市场经济下的就业统计中，操持家务的成年劳动者属于非劳动力。中国乡村平均收入与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绝大多数乡村家庭买不起照看服务，只能自己照看，因而乡村劳动力从事的照看家人劳动应属于自雇型的、非市场化的、不应计入就业统计。

与此同时，国际通用的就业标准又规定，为取得报酬、周工作时间在1小时及以上的，都算是就业者。中国乡村几乎家家都有承包地；种地收获的农产品即使自家消费，也属于报酬；只要每天平均到自家地里花10分钟摘点自家吃的菜，照看家人劳动力的工作就达到上述就业者的标准，从而被理直气壮地算成农业劳动力。但算归算，实际上这些“农业”劳动力第一位的职能仍然不是务农，而是照看家人。

第三类劳动力个人收入很少甚至没有，但他们在全社会中的职能却十分重要。城镇用工方之所以欢迎单身外出的农民工，一是因为他们不需要照看家属，二是因为他们把原本用于家务的时间，尽可能地用来加班挣钱。前些年珠三角等地，甚至出现过农民工以堵路为手段，要求企业突破《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让他们多加班的事。在用工方眼里，使用这样的农民工，劳动效率高、用工成本低。但这类高效率农民工的存在，是以同时存在另一部分低效率农民工（照看家属不可避免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专职照看家属的劳动力为条件的。如果后者没有了，前者不得不兼顾照看家属，则外出农民工的高效率也就不存在了。

负责照看家属的乡村劳动力为什么大多数都留在家乡呢？问题出在农民工进城就业后的收支差异上。

先看支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城乡生活水平与支出差距巨大。论日常人均生活支出，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是乡村的3倍多；按常住人口计算也在2倍以上。乡村居民在本地建房，大多数既不用花钱买宅基地，也没有税费及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支出，全国乡村每平米建房成本平均不到1000元，仅为同期城镇商品住宅平均售价的1/7-1/8。把需要照看的老幼病残留在家乡，可以大大降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支出。

再看收入。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收入确实高于农民与本地农民工。但城镇（特别是沿海地区与一二线大城市）所接纳的，主要是相对年轻、也不需照看家人的农民工。

举例来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包括本省农民工在内的广东户籍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97，处在103- 107的正常区间，但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高达144.60。珠三角外省流入人口比例最高的东莞与深圳，2020年总（常住）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30.06与122.43，下属区（镇街）中，人口性别比超过129的分别占一半以上与1/3强。

对此现象，广东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因“产业结构重型化”导致的“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增加”。这一解释不完全。20年前，珠三角确实有大量“适合女工”的“轻型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但当时这些加工业所吸收的女性农民工，集中在15-24岁年龄段。具体来说，2000年，广东总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与省外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分别是100.50、114.06与95.58，大体上正常；但在15-19岁年龄段，上述三个性别比分别是50.78、71.03与45.59；在20-24岁年龄段，上述三个性别比分别是78.87、87.18与76.86，明显都是女多男少。当时中国乡村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在22岁左右，平均初育年龄在婚后1.7-1.8年，即24岁左右。可见，当年珠三角所欢迎的，只是那些父母尚在壮年、自己未婚未育、因而不需要照看家人的女农民工。一旦结婚生育，一部分女性因照看孩子而无法外出，相应年龄段的农民工就由女多男少变成男多女少。

如果因照看家属而不得不留守乡村的劳动力也要进城工作，那他们只能带上需照看的老幼病残共同进城。其后果是：一方面，全家都进城了，农民工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与住房支出成倍增加；另一方面，这类劳动力既要工作又要照看家属、其工作时间与收入要比第二类劳动力少得多。换句话说，第三类劳动力进城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的增收会少于增支，还不如留在乡村更上算。

留乡照看家人占用多少劳动力？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与此有关、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是以下两类资料。

第一类，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关于乡村留守儿童与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外出的6102.55万乡村儿童中，与父母中留家一方住在一起的占一半以上（53.26%）。其中一部分（28.77%）是父母中留家一方与子女住在一起，另一部分（24.49%）是父母中留家一方、祖父母与子女住在一起。父母都外出、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居住、其他人一起居住的、以及儿童自己单独居住（还不一定是没人照看）的，分别占32.67%、10.7%与3.37%。与爷爷奶奶相比、更年轻的爸爸妈妈在农民工市场上肯定更受欢迎。但他们之中一大部分为照看子女（也包括其他家人）而留在了家乡，其数量以千万计。

第二类，乡村青年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

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的爆发，并不意味着当时乡村已没有剩余劳动力，但它确实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最高、最受城镇用工方欢迎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但2004年后，乡村仍然有相当高比例的青年劳动力，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例如，2004年，广东省18-25岁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只有75.6%。又如，16-20岁与21-25岁的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四川省（2006年数据）分别只占77.25%与77.03%，湖北省（2007年数据）分别只占78.11%与75.14%。研究机构的调查中，比例要比上述官方统计部门高一些，2011年，16-25岁乡村户籍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为83.6%，务农劳动力仍然占16.4%。青年劳动力的务农比例要比不可避免存在的调查失业率（即经济学中的自然失业率）高出10-20个百分点。由于承担着权威研究机构所说的“重要家庭责任”（包括生育和照看老幼病残等），大约10%-15%的青年劳动力只能留在乡村。

据此，笔者认为，只要中国城乡生活支出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因而农民工家庭不得不把家中的老幼病残与照看他们的劳动力留在家乡，统计意义上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其中包括上述照看老幼病残占用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高出10- 15个百分点，属于正常情况。

在不同的供求形势下，照看老幼病残用工对农民工供给的影响很不一样。

二三十年前，社会各界公认，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例如，以周其仁为首席专家的原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认为1994年中国农村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为1.11亿。由杜鹰、韩俊等组成的农业部课题组，则认为1998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2亿，到“十五”期末（2005年）更增加到1.8亿。既然一部分乡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也找不到工作，那么，让他们照看家中的老幼病残，不会减少农民工的供给。

现在情况则很不相同。首先，乡村50岁以下农民工人数已连续四五年稳中有降，从2016年最高点的22790万，减少到2022年的20930万，6年共减少了1860万。这意味着照看老幼病残正与城镇用工方争抢爸爸妈妈一辈（也包括年龄在50岁以下、比较年轻的爷爷奶奶）农民工；其次，从2014到2021年，7年中，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增加了3300万，即增加了约70%，这意味着年长的爷爷奶奶们也得在外出挣钱还是居家照看孙辈之间作选择。

照看老幼病残是家庭延续、人类繁衍的刚性需要，照看占用一部分劳动力是理所当然的。眼前，乡村非市场化的、以照看老幼病残为第一职能的那些“农业”劳动力，不可能外出务工，不应将他们视为亟待转移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但这部分劳动力大多数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放弃工作、留守在低生活支出的乡村是出于无奈。只有在农民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且城市生活支出——如家庭用房（不是宿舍）租金——降到与进城农民工家庭收入相匹配的程度时，他们才可能携家人一起进城、边照看边工作，从而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