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ID：idxgh2013）

“东北大花布”并非来自东北，也非老大哥的馈赠，而是走在世界前沿的上海人设计的。

文｜何必

2015 年，来自沈阳的 81 岁老爷子王德顺把大花布棉裤穿上了国际T台，随后，女演员张馨予又把大花布穿上了戛纳的红毯。土里土气的大花布，一时登上时尚头条。

时尚“妖风”吹过，掀起了人们的陈年记忆：旧床单、旧被罩、旧棉袄……

而近年在荧幕舞台上频频以乡土形象示人的东北地区，天然亲和这种花布，于是便有“东北大花布”之称。

赵本山把二人转和花布带向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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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花布”从何而来？

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称，1952年苏联花布产能过剩，中国为增进中苏友谊，进口一批推销民间。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东北此后效仿苏联花布，生产出类似的产品。

苏联花布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东北花布”，上海设计

细考东北花布的“苏联起源”，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缺环：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东北花布受到苏联影响，甚至连“东北大花布”是否由东北地区率先生产，都不得而知。

而且留存的历史图像证明，当年进口的苏联花布的图样，并非“大花布”式的花团锦簇，而是以小碎花为主流。

1957年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的女工在试穿“布拉吉”（苏式连衣裙），所用花布皆是小碎花

可以说，称东北花布来自苏联，除了对相似图案的联想与对历史事实的演绎，并无坚实可靠的依据。

实际上，发明“东北大花布”并不需要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它的真正作者，是1952年的上海华东纺管局设计室。

其大红大绿的纹饰风格，也并非源于苏式审美，而是建国之初的时代风气与技术手段所决定的。

上海华东纺管局的前身，是国民政府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其下的设计室本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印染设计师云集之地。

1948年，解放军占领上海，成立华东区财经委纺织工业部。1952年7月，两部合并为华东纺织管理局，负责管理华东地区的纺织印染企业管理以及业务指导。

虽然华东纺管局已经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好的设计师与水平最高的设计，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需要新的审美风尚。

于是，华东纺管局刚刚成立，便号召设计师改变“设计落后于人民生活需要”的情况，主动贴近群众，下乡调研，发掘群众喜闻乐见的花纹图样。

通过下乡调研，设计室当年便在被面大花图案上取得突破，推出“百鸟朝凤”“农家乐”“鸳鸯戏水”“孔雀牡丹”四个大花图案，犹以张至煜的“百鸟朝凤”最受称赞。

其后，设计室又陆续推出李叔希的“孔雀团花”、张至煜的“红牡丹”、汪南嵩的“锦凤”。其中，由陈克白设计的“牡丹凤凰”，便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东北大花布”经典图形。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流行的被面大花图案

“大花布”设计者张至煜、陈克白

到了今天，这些设计往往被人嘲笑为俗艳、土气。除了特殊时代审美风尚的原因，这也是因为其颜色大多采用饱和纯色拼接，色块间缺乏渲染过渡，显得“大红大绿”。

实际上，这种效果也是当时的印染技术决定的：

当时上海的印染厂大多采用防拔染技术，即先给坯布染以纯色，然后用印花机将还原染料印制在布匹上，通过化学反应还原底色染料，呈现出不用颜色的花纹。

由于这种技术只能够实现四五种套色，所以我们看到的被面，往往是大面积红绿蓝底色，加上红绿蓝黄几种颜色合在一起。

不过，嘲笑大花布的人们往往并不知道，无论是这种印染技术，还是大花图案的设计，都绝非接地气的土法所能取得。

大花布的背后，是一代紧随在世界印染业最前沿的上海人民。

世界前沿大花布

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中国纺织印染业的中心，这里聚集了中国最多的印染企业，也聚集了国际最前沿的中外印花设计人员。

印花技术起源于亚洲，和绣花、织花一样，都是增加布匹美观的一种技术。欧洲人直到17世纪才接触到印度的印花布，但印花设计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彻彻底底的西方舶来品。

18世纪印度出口到日本的印花布

1785年，苏格兰人贝尔发明滚筒印花技术，将印花布投入工业生产。随后，1861年由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发动的“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标志着印花设计的突进。

莫里斯式的印花设计，追求从自然中吸取设计元素，保持严谨有序的构图，多采用纯色地和鲜艳的大花构图，是名副其实的大花布。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设计的 Snakeshead 印花棉布

（Snakeshead：蛇头贝母，又称格子水仙，英国的一种野花）

莫里斯的理念相继传播到美、法、德、意、西等国，在欧洲发展为同样追求效法自然，采用植物、动物图案，更有设计感的花布。

莱昂•穆西纳克（Léon Moussinac，1890-1964）所编《欧洲针织印花和壁纸纹样》（上）

欧仁•萨米埃尔•格拉塞（Eugène Samuel Grasset，1845―1917）所编《欧洲新艺术植物纹样》（下）

两本书中的印花纹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现代艺术转向的影响，欧洲印花设计开始强调色彩和搭配的冲击力。传统植物图样从「拟物」走向平面化，色块和线条开始流行。

1925年，纺织品设计师和艺术家 Sonia Delaunay 将自己的印花设计搬上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

时至今日，向其作品致敬的时装设计仍屡见不鲜。

​而这一切，都深藏在日后大红大绿、看似与洋气绝缘的的新中国大花布的血统里。

1925 年起，来自英国的纺织印染业资本，率先在上海登陆。民国时期，上海滩最流行的花布，正是由英资的纶昌印染厂所产。

这些外资工厂，一并带来了上述的世界前沿设计。

1931年，纶昌印染厂重金聘用法国设计师爱伦夫人为印染图案设计室主任。先后进入这一设计室的中国人里，就有日后成为中国最早的印染设计拓荒者，也是“东北大花布”的设计者的张至煜、陈克白。

纶昌印染厂的印花布生产车间

当时引领上海时尚潮流的“纶昌花布”，深受欧洲风尚影响，以散点的碎花或穿枝插叶的写实型簇花为主，以景物写生笔调表现花纹。

畅销农村的花布则出自日本设计师之手。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二加工场主打的几种花纹，主要有深色小朵花、深色几何条格等，以及和风的「空花」、麦穗花和条花，因其东方风格而深受农村市场欢迎。

随着上海印染业的繁荣，一批国资印染厂也相继成立，在外资工厂习得现代印花设计的中国人，逐渐跳槽挑起了国产花布设计的大梁。

如国光的张至煜、新丰的陈克白、同丰的邵悦夫、上海印染的丁墨农等，他们的设计工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到 1952 年设计“东北大花布”之时，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这批喝洋墨水成长起来的上海设计师，依然带入了西方设计。

他们下乡调研所能见到的本土图样，只能是江南农村传统由手工制作的蓝印花布。其图案虽已有了“凤凰穿牡丹”“蝴蝶和大花”等主题，但仅限于蓝白两色，显得单调素净。

而最终形成的大花布设计，无论是采用植物、动物图案，还是强调色彩和搭配的冲击力，都全然是借用自西方印花设计的风格和手法。

传统蓝印花布的凤凰穿牡丹和1952年后的彩色凤凰穿牡丹

只不过，由于这些花纹的题材全都来自本土，且审美也与中国民间文化完美兼容。

人们看到这些花布时，首先联想的是大红大绿的劳动人民趣味，从而极大削弱了这些西式设计手法的辨识力。

无法突破的“经典”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

当年的设计师和后继者们，并不只设计出了这一种花布。除了这种明确被归为“被面”的大花布，当时还有不少其他内销的衣料布匹，以及种类繁多的外销布。

可是，人们为什么独独对这种被面大花布有着如此深刻的记忆？

内销的雪花呢、浅色花和几何图案（左起）

外销的素花、浅地小花和夏威夷花图案（左起），相比而言，这些印花设计更多样且清新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

因为相比其他衣料布匹，只有用于床单、被面的大花布，在印花设计完成后长期沿用了高度统一乃至僵硬的基础设计。

事实上，自从“百鸟朝凤”“凤凰穿牡丹”等纹样诞生后，被面花布的后续纹样设计几乎就没再突破过这些1952年确定的基本款型。

如在 1955年天津举办的纺织行业“选花会”，入选的花样有九成和之前的花布大同小异，有的只是调整了叶子的形状，有的只是增加了一些圆点，甚至还有一些把1952年的花样原封不动拿来参选。

在当时的设计师眼里，只要产品继续畅销，设计就没必要冒险出新。

他们甚至还有许多行业共识：“选花会”上一大一小的“姊妹花”中选率最高，华北厂子喜欢要酱红的底色……

问题在于，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面实现统购统销之后，设计师们再也无法依据销量获得市场反馈；即便下乡调研，也很难弄清农民买下花布被面究竟是出于喜欢，还是压根没得选。

计划经济下，生产厂家并不担心陈旧的设计卖不出去，“城市中卖不掉，调配到乡下去；乡下卖不掉，调配到边区去”。

最终形成的懒惰的设计思维，甚至气得来华苏联专家长叹：“我不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审美能力会这样低！”——这也侧面佐证了，大花布不可能是来自苏联老大哥。

此后又经过十年的祖国山河一片红，人们的衣着用料一片蓝绿，即使是花布也多以浅色几何纹为主。对许多人来说，颜色鲜艳的被面大花布，几乎占据了对色彩的全部记忆。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纺织厂的女工也有穿花布衣服，但颜色惨白

祖父母辈和父母辈的匮乏时代亲历者，往往对大花布多有温情，颇为爱惜；而在急于拥抱现代审美，与中华土味切割的年轻人眼里，这种每家都有，能引起共鸣的大花布，自然是完美的吐槽对象。

当然，大花布自己也功不可没：其特殊的审美风格和时代背景，使其具备了在多年后引起时尚界“复古”潮流的潜力。

当然，始终占据中国时髦最前沿的桑海宁，是不会复这个古的：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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