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歇根州前首府、“汽车城”底特律，一处低收入人群居住区。密歇根州属于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底特律是“铁锈地带”的代表性城市。图源：Getty Images

​为什么资本主义正在离开美国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

早期的美国资本主义以新英格兰为中心。一段时间后，为追求利润，许多资本家离开该地区，将生产转移到纽约和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的很多地区只剩下废弃的工厂建筑和萧条的市镇，那些景物至今仍然清晰可见。最终，雇主们再次搬迁，放弃了纽约和中大西洋地区，进入中西部地区。随着资本主义的中心再度转移到远西部、南部和西南部，同样的故事不断重复。像“铁锈地带”、“非工业化”和“制造业沙漠”这样的描述性词汇，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新英格兰，是指美国大陆东北角，包括今天马萨诸塞等六个州的一片区域。中大西洋地区，包括今天北起纽约，南至弗吉尼亚的七个州，该地区位于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中部，因此被称作中大西洋地区。——译注）

只要资本主义的转移绝大多数情况下停留在美国境内，那些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受害者发出的警告就仍然是地区性的，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议题。但近几十年来，许多资本家将生产设施和投资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围绕这一资本主义大逃亡的争议和警告仍在继续。一些著名的高科技部门可以说是美国资本主义仍然保持强劲的唯一中心，但甚至是这些部门，也在其他地方进行性了大量投资。

自1970年代以来，海外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那里的市场增长也更快。越来越多的美国资本家不得不离开，否则，相较于那些早就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展示出惊人利润率提高的欧洲和日本以及美国的资本家，他们就将面临丧失竞争优势的风险。在中国以外，其他亚洲、南美和非洲国家也提供了低工资和市场增长的激励，这最终吸引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将投资转移到那些地方。

来自那些资本家迁移的利润刺激了更多资本家的迁移。不断攀升的利润回流，集结到美国股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造就了巨大收益。这主要使本已富有的公司股东和高管受益。他们进而推广和资助了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即资本主义抛弃美国实际上是美国社会整体的一大收获。这些主张被归在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名目下，巧妙地隐匿或模糊了一个关键事实: 主要为少数最富有人士谋取更高利润，是资本家抛弃美国的主要目标和结果。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一种旧经济理论的新版本，它佐证了资本家的“自由选择”是实现整体经济最优效率的必要手段。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政府应尽量减少对资本家受利益驱动的决策的任何监管或其他介入。新自由主义赞美“全球化”，这是资本家选择专门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的首选名称。这一“自由选择”被认为能够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更有效率”，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源自全球的资源。从新自由主义、资本家的自由选择和全球化的升华中流露出的要点和亮点是，资本主义继续前进时，所有民众都会受益。除了少数异见方(包括一些工会) ，政界人士、大众媒体和学者大多加入到了热烈欢呼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行列中。

资本主义受利益驱动离开旧中心(西欧、北美和日本)的运动，经济后果是将那里的资本主义带向了当前的危机。首先，在旧中心，实际工资停滞不前。那些能够输出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制造业)的雇主是这么干的。那些不能输出就业岗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的雇主则将那些岗位自动化了。随着美国就业机会停止增加，工资也停止增加了。由于全球化和自动化推升了企业利润和股票市场，工资却停滞不前，资本主义的旧中心就展示出收入和财富鸿沟的急剧扩大。随之而来是社会分化的加剧，最终导致了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

第二，不同于其他许多贫穷国家，中国拥有确保资本家的投资服务于中国自身发展规划和经济战略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国要求外来资本家分享先进技术(以换取利用低工资的中国劳动力并进入迅速壮大的中国市场的机会)。进入北京市场的资本家还被要求方便中国生产商与他们本国分销渠道之间的伙伴关系。中国优先出口的战略意味着它必须确保有渠道进入分销系统(以及由资本家控制的分销网络)。中国和沃尔玛之类全球经销商形成了互相有利可图的伙伴关系。

北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一个强大、专注于发展的政党和国家。它们共同监督和控制着一个混合了私人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在那一模式下，私人雇主和国家雇主各自指导各自企业的大量雇员。这两套雇主的运作都听命于决心实现它们经济目标的党和政府的战略干预。中国定义和运作其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中国经济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获益(尤其在经济总量增长方面)超过了西欧、北美和日本。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足以与资本主义的旧中心一争高下。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中衰落，这造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对从二战中崛起的美利坚帝国来说，中国及其金砖国家盟友象征着它面临的第一个严峻而持久的经济挑战。迄今为止，美国官方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混合了不满、挑衅和否认。那些举措既不是当下危机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对一个已改变了的现实的成功调整。

第三，乌克兰战争暴露了资本主义地理运动的关键影响，以及相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美国经济加速下滑。于是，美国领导下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战争未能碾压卢布，也未能崩溃俄罗斯的经济。之所以随之有失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从已在中国周边建立起的联盟(金砖国家)那里获得了关键支持。外国和国内资本家的投资，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的投资，都充实壮大了那些联盟；当制裁关闭了俄罗斯出口产品的西方市场时，它们提供了替代市场。

高薪工作岗位的输出和自动化加剧了美国早期的收入和财富鸿沟，削弱了那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相当多雇员都认为自己是其中一份子。近几十年来，那些希望享受“美国梦”的工人发现，商品和服务成本的上升导致他们无法实现这一梦想。他们的孩子，尤其是那些被迫借钱上大学的孩子，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类似或更糟糕的境地。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持续恶化，各种各样的抵制(工会化运动、罢工、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兴起了。更糟糕的是，大众媒体赞美那些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少数人的惊人财富。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纳德·桑德斯、白人至上主义、工会化、罢工、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文化”战争、经常出现的怪异政治极端主义等现象，反映出社会分歧的日益加深。在被资本主义抛弃后，许多美国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对背叛的不同解释加剧了这个国家广泛存在的危机感。

资本主义的全球迁移帮助金砖国家(中国+盟国)提升了经济总量，它们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七国集团(美国+盟国)。对所有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它们获得发展援助的呼吁现在可以指向两个可能的响应国(中国和美国) ，而不只是在西方的一个。当中国实体在非洲投资时，它们的投资被精心组织起来，当然是为帮助捐赠者和接受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取决于关系的具体情况，及其净收益的平衡。对金砖国家来说，那些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俄罗斯对涉及乌克兰的制裁的调整，不仅使其更加依赖金砖国家，同样强化了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它们之间现有的经济联络和联合项目增加了。新的联络和项目正在迅速涌现。不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南方已有更多国家最近已要求加入金砖国家之列。

资本主义继续前进，放弃了旧的中心，于是将其麻烦和分歧推向了危机水平。因为利润依旧回流到旧中心，于是，那些在那里聚敛利润的人欺骗了他们的国家和自己，让它们以为一切都利好全球资本主义。因那些利润大大加剧了经济不平等，那里的社会危机加剧了。例如，席卷美国几乎所有产业的劳工激进抗议风潮反映了对那些不平等的愤怒和不满。右翼煽动家和运动将形形色色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这是困境恶化的又一折射。但另有折射在于，人们愈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当今危机的组成部分。

哪怕在资本主义的新动力中心，一个关键社会主义问题也再度归来，搅动人们的思想。新中心的工作场所组织在私人和国有企业中都保留了雇主对雇员的旧资本主义模式，它们是可取的，还是可持续的？一个小团体、雇主，排他和不负责地做出了最关键的工作场所决定(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利润用来做什么) ，这是可以接受的吗？这显然是不民主的。资本主义新中心的雇员已开始质疑这个制度; 一些人已开始挑战和反对它。

哪里有新的中心欢呼某种社会主义，那里的雇员就将更有可能(而且更快地) 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抵制服从资本主义的残余。 

(作者生于1942年，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 Capitalism Hits the Fan 和Capitalism’s Crisis Deepens。本文原题“Why Capitalism is Leaving the US, in Search of Profit”，由美国左翼在线杂志CounterPunch发布于2023年7月21日。题图非原文所有，正文中的斜体字和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