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始时中国固定电话网的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固定电话网发展十分落后。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电话数量严重不足。

1949年，当时我国的电话普及率不到0.05%，全国的电话总用户数只有26万，使用电话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1980年，全国电话总数才400多万部，还不到香港一个城市的数目。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

1980年，中国每百人平均拥有电话不到半部，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为0.43%，仅是非洲平均普及率的1/3，亚洲平均普及率的1/7，世界平均普及率的1/10。

第二，技术落后。

解放后，我国电话交换机主要以人工交换机为主，步进制交换机为辅。

不过，我们也开始研制自己的纵横制电话交换机。

1960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套10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在上海吴淞局开通使用。

我国的通信技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此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阶段，纵横制交换机在我国服役了长达40年的时间。

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都还在使用纵横制、步进制交换机，甚至是人工交换机。

此时，西方国家已经普及程控交换机了。

以固定电话为代表的电信行业落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安装电话不仅费用高，条件高，而且时间长！

80年代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上万元，还要单位介绍信。

就算这样，还要等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

经济发展对电信业有巨大的需求，特区深圳这种感受最明显。

当时的深圳，流行着这样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

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可见通信服务对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为什么经济发展对电信服务有如此巨大的需求？

因为及时的通信能够极大的提高沟通效率，而效率意味着经济利益。

七国八制的年代（1980-1990）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渴望快速发展电信行业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电信行业的发展受制于两个因素：资金和设备。

钱从哪里来？电话交换机从哪里来？

电信行业投资资金问题的解决

电信行业投资资金的解决主要靠两个途径：

一是国家给政策；

二是借外债。

改革开放前，国家每年给电信行业的投资大概是1亿元左右，这点资金远远不够！

改革开放后，国内各个行业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国家无力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电信行业。

这怎么办！

既然给不了钱，那就给“政策”！

中央给了邮电部门许多优惠政策，主要是初装费、＂三个倒一九”等政策，即只上交10%的企业所得税；拨款改贷款只偿还10%；外汇收入只上交10%。

正是这些政策给邮电通信发展带来了资金。

“电话初装费和三个倒一九”是属于电信行业自己造血的范畴，仅靠这些措施还不够。

在打破“既无内债又又外债”的思想钢印之后，举债成为电信行业发展的重要出路。

1984年，中央明确指示，邮电部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

日本、西欧、北美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有大量资金在寻找出路，这都是我们能够利用的资金来源。

除此之外，进口国外设备还可以利用设备出口方提供的政府贷款、买方贷款、合作信贷等多种途径。

以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为例，通过利用外资极大的加快了电信业的发展。

“七五”期间（1986-1990），广东先后利用政府贷款、买方贷款、合作信贷等各种方式筹集外资，突进式的通信建设在广东省全面铺开。

以广州为例，继1985年引进2.6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后，广州电信局1986年又引进了1.4万门程控交换机。同时，利用日本政府贷款99亿日元和瑞典政府贷款1670万元引进25万门程控交换设备，加上其他项目的投资，这一时期先后向国内银行贷款达人民币7575万元，形成“筹资一建设一生产一再投资”这样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

通过走负债经营、超常规发展的道路，广州电信的面貌得到迅速改观。到1994年，广州市话容量突破了100万门；长途电路从361路增至53720路，增长了149倍；长途交换设备发展到63000线；实现了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1900多个城镇的长途自动直拨；建成开通了自动转报系统、用户电报系统、分组交换系统、移动电话系统、无线寻呼系统，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立体通信网。

固定资产原值从1978年的0.47亿元增至1994年的38亿元。

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十年间，全国邮电部门共引进外资11.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3亿元。“七五”期间（1986-1990），全国邮电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2亿元，相当于“六五”时期的3.4倍，超过前36年投资总和。

到“八五”期间（1991-1995），电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109.1亿元，是“七五”的14倍，前4年逐年翻番。在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拨款只占1%，其余都是企业自筹或国内外贷款。

电信行业通信设备问题的解决

电话系统通常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电话机，二是线路，还有一个是电话交换机。

交换机是核心，电话系统的通话容量、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交换机的技术水平。

世界固定电话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交换技术主要经历了人工式、步进制、纵横制、准电子、程控五个大阶段。

世界首部程控电话交换机在1970年由法国人研制成功，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拥有了成熟的机型投入运营，随后程控化步伐开始加快。

图片：程控交换机

电信设备特别是电话交换机也是制约中国电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时中国的电话交换机只有原来电子部以及邮电部的两个工厂生产，产品还是已经落后的纵横制交换机，一年的产量也不过10万线左右的容量。

因此当时中国一年电话数目最多能增加几十万部。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产的纵横制设备才刚刚趋于成熟并开始产业化。

上程控证是上纵横？

是按部就班分三步走——纵横制、准电子、程控，还是分两步走先上纵横制再跨过准电子上程控？

纵横制交换机容量小，体积大，征地拆迁和局房改造周期太长，靠纵横制交换机解决供需矛盾不可能。

发展程控交换机才是明智的选择！

经过严谨的技术对比和深思熟虑之后，我国邮电部的专家和领导们做出了决策：直接上最先进的程控交换机。

在邮电部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福建省邮电管理局成为首个吃螃蟹的部门，完成了一次极为精彩的引进谈判。

1980年12月24日，福建省邮电管理局与富士通株式会社签订了引进 FETEX -150程控交换机系统的合同，全部设备包括程控市话交换系统10000门、长途自动交换系统500线、脉码调制（PCM )60个系统、一个计费中心，还有2000部电话机。

经过我国专家们的争取和谈判，这套系统的总价几乎为当时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半（这是日本富士生产的首套系统，当时还没有成功运营的经验）。

1982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开通了，为中国当代通信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一夜之间，福州的电话通信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一下子从第二代的步进制跃升到国际上还没有普遍采用的第五代全数字程控交换。

在福州电信局的成功示范之下，国内其它省份的电信局也纷纷从国外进口程控交换机。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体量，中国立马成为国际程控交换机生产企业垂涎的市场。

1985年国外程控交换机企业闻风而动，AT&T、诺基亚、爱立信，纷纷跑来设立办事处。

在这些国外通信企业的“帮助”下，我们国家很快就进入了“七国八制”的混乱发展阶段。

七国八制：当时中国通讯市场上，总共有8种制式的机型，分别来自7个国家（日本、比利时、美国、德国、瑞典、加拿大、法国等）。

引进技术的代表——上海贝尔

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大规模引进市话程控交换机初步缓解了市话的紧张局面。

但是直接购买国外的程控交换机，代价太高。“程控交换机400多美元一线，价格昂贵，而且这是国外最新的技术，别人愿不愿意卖还是个问题呢。

从国外大量进口程控，国内的工厂怎么办？十万人的制造企业员工靠什么来养活？”

这是摆在邮电部门领导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

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全局角度来考虑，要想尽快摆脱通信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缓解供需矛盾，除了走引进程控技术之路，别无选择。

引进技术不能单纯采取购买进口设备的方法，那样就会出现重复引进、重复落后的被动局面。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国内科研和工业的后续发展，走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加快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最后形成我国自己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在更高的起点实现通信装备的现代化和国产化。

这是邮电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专家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能够真正引进并掌握程控技术，经多次研究，并与国家计委会商后，邮电部拟定了与外商谈判的三条原则：

(1）引进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和年产30万门的生产线；

(2）引进程控交换机的核心——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

(3）用部分产品返销来补偿技术转让和进口物资所需支付的外汇，实现外汇平衡。

1979年年底到1980年年初，怀揣“引进程控三原则”，邮电部陆续派出由部领导带队的考察团，分赴欧美、日本，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引进之旅”。

由于程控电话交换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在“巴统”禁运清单上，邮电部寻找国外的合作方遭遇了多种困难，最终只有比利时政府和比利时贝尔公司明确答复：愿意就转让程控交换机技术与中方进行谈判。

政府对上海贝尔的支持

上海贝尔成立初期经营遭遇了重大困难，主要原因是产品价格高，技术不成熟。

上海贝尔在生产初期通过进口散件组装生产，但是散件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

不仅如此，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进口程控交换机整机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进口散件则征收高达20％以上的关税，这一税制更加大了进口整机和上海贝尔组装的整机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

为获取订单，上海贝尔决策层被迫将报价从原合营合同规定的每线280美元，压低到实际的每线180美元至210美元，这个报价比散件成本还低了50%，真可谓“赔本赚吆喝”。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仍然比日本富士通等公司的报价高出30%%~40%。

上海贝尔的销售人员在全国各地四处碰壁，不断铩羽而归，拿到一个订单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偶尔有一两个单子，其订货数量往往也少得可怜。

从1984年到1987年，上海贝尔连续三年严重亏损，资金状况持续恶化。

公司仅销售程控交换机17万线，亏损就高达1575万美元，亏损额已接近当时三方股东投人的资本。

比利时贝尔转让的S1240机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进技术，但是由于比方软件技术尚不成熟，造成已安装的交换设备不能按时开通。

政府的支持

1988年5月，邮电部向各地邮电管理局正式下发了通知对购买上海贝尔S1240交换机实行财务补贴，补贴金额相当于每线设备补贴了25%；先订合同先补贴，多订合同多补贴；补贴政策实施两年。

随后海关、银行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也接踵而至：海关总署对1988年度上海贝尔进口的22万线程控电话交换系统散件，特准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优惠利率的贷款，为上海贝尔提供了发展生产所必需的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上海市政府通过久事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给上海邮电管理局，专项用于“七五”期间订购上海贝尔的近20万门交换机。

政策的频频出手，使危急中的上海贝尔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

解决技术问题

各种政策扶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S1240程控交换机的产品成熟度问题。

邮电部由宋直元亲自出面，与比利时贝尔、阿尔卡特公司就上海贝尔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谈判。

阿尔卡特和比利时贝尔同意加强力量，解决S1240进网运行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软件设计的不足，加速技术转让和中方人员培训，推动上海贝尔尽快形成独立开发软件技术的能力和开局能力，降低散件供货价格，积极支持S1240国产化。

上海贝尔的发展

1986年，S1240在全国的订货量仅为3万线，连1985年的一半都不到。

1988年上海贝尔销量跃升到19余万线，当年达到盈亏平衡。

1989年生产34万线，提前一年达到合同规定的终期年产量30万线的目标，财务上开始累计盈余。

1989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通信业的迅猛发展，上海贝尔扭亏为赢，开始腾飞。1989年上海贝尔的产量超过30万线的合同目标，1990年产量直线上升到45多万线，1991年来临时，不但当年已签的合同达70万线，1992年的合同也签订过半。

1996年，上海贝尔实现交换机销售543万线，销售收入45.5亿元人民币，上缴国家税收4.9亿元；

1997年实现销售595万线，销售收入49.9亿元，上缴国家税收6.8亿元；

1998年实现销售785万线，销售收入60.6亿元，上缴国家税收7.4亿元；

2000年创历史新高，年销售达到1079万线，居世界之首。

1997年朱镕基总理视察上海贝尔时，曾鼓励贝尔争取达到年产1000万线，当时几乎没有人敢想象，而时隔三年之后竟然变成了现实。

从1986年12月上海贝尔在安徽合肥开通第一个S1240市话局，到2002年上海贝尔在全国开通了八千多个程控交换局，总运行量超过7800万线。

上海贝尔为我国的通信建设快速发展作出的贡献。

第一，上海贝尔的存在显著降低了我国进口程控交换机的价格。

上海贝尔实现良性发展后，产品就大幅度地降价，使整个邮电通信建设受益，程控交换机的价格从最初的500美元/线，降到200美元，再降到140、100、80美元，平抑了交换机在国内的市场价格，节约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国家给S1240的补贴也从中补了回来。

上海贝尔存在的作用与胶片行业的乐凯完全一样！

第二，上海贝尔生产的程控交换机是中国固定电话发展需要设备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电信业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中，上海贝尔和S1240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1986年正式建成投产往后的10年中，上海贝尔累计生产S1240交换机2500万线，在网开通运行的S1240交换机约占全国已装局用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重的1/3，长途交换机国家统一制式全部采用了S1240。

在“巨大中华”成长起来之前，上海贝尔跻身世界主要程控电话交换机生产企业的行列，是国内最大的程控交换机供应商！

第三，上海贝尔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培育了程控交换机的配套产业。

上海贝尔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带动了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为我国通信事业的腾飞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

巨大中华的崛起（1990-2000）

八十年代全国上下都是使用国外进口程控交换机设备，中国通信网络的在“七国八制”的年代一片混乱。

但是在八十年代，大量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它们的研发目标就是程控交换机，尤其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小门数用户交换机。

这里面，就有两家日后成长为世界级通信巨头的企业——华为和中兴通信。

1986年9月，深圳中兴半导体公司（中兴通讯的前身）从航天部西安691厂和合作单位陕西省邮电器材一厂抽调了七八个技术骨干成立了开发部，开始了程控交换机研制工作，宋忠慎就是技术骨干之一。

“当时程控交换机已是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而对我们研制组成员来说，几乎都是门外汉，我就是从如何拨打按钮电话开始学起交换机知识的。”宋忠慎说，我们买了外国的一个小机器作为参考，然后就加班加点地干，现在年轻人说996，我们那时候可是007呢，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工作，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要快点把交换机做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7年初，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研制组成功研发出了程控空分交换机。

1989年底，国内自主设计研发的首台ZX-500数字程控交换机问世，并于1991年荣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名。

艰苦的环境并未能阻挡中兴自主创新的步伐，1992年以后，中兴开发的500门农话程控交换机、2000门局用程控交换机、大型万门市话交换机等相继问世，中兴公司也逐步腾飞。

1995年11月，中兴通讯自行研制的ZXJ10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原邮电部电信总局颁发的入网许可证，该机终局容量可达17万线。

与中兴同处深圳的华为，也抓住了国内固定电话发展的机会，开始研发程控交换机。

1993年，华为成功开发出第一代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型机。

1991年，年方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简称04机)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从而一举打破了国外厂商的垄断。

当时，中兴与华为仍处于千门交换机的水平。

在04机技术基础上，成立了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短短3年之内，其累计总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销量超过1300万线，成绩相当惊人。

虽然大唐电信于1993年成立，但是它背靠原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技术与人员均来源于后者。

1986年邮电部一所就研制出了DS-2000程控数字交换机，而1991年10所又研发出了DS-30万门市话程控交换机，并于次年投入商用。

1995年，新成立的大唐推出了SP30超级数字程控交换机，容量可达10万门以上。

国产程控交换机在关键发展时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996年，全国电话网络建设渐入高潮，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开始全面进入白热化。

随着“巴统”的解散，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抢占程控交换机市场：除中比合资的上海贝尔之外，西门子在北京、 NEC 在天津、北电在广东、朗讯在青岛、爱立信在南京，一大批程控交换机合资企业拔地而起。

同时，进口的机型也不在少数，中国通信市场上云集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交换机品牌。“跑马圈地”成为通信市场一道奇观。

刚刚起步的“巨大中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市场环境。论品牌，跨国公司名扬世界，国产品牌鲜为人知；论技术，国外机型成熟稳定，国产设备瑕疵众多；论市场，国外设备根基深厚，国产设备少有认可。

“巨大中华”与跨国公司完全处在不同的重量级上。

1996年4月初，由邮电部计划建设司牵头主办的“国产程控交换机用户协调会”在北京低调举行。参加此次协调会的厂家只有6个：邮电工业总公司、华为公司、中兴公司、西安大唐、巨龙公司和金鹏的前身之一的北京华科。而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运营企业则悉数到场。

邮电部计划司司长刘立清在会上对运营企业代表慷慨陈词：“此次会议是支持国产程控交换机发展的重要措施，希望代表们带着爱惜的感情支持民族工业，希望在中国市场上有国产交换机的一席之地，有我们自己耀眼的中华牌。”

这次协调会签订的订货总量超过700万线，平均每家企业获得的订单超过100万线。

经过一年的市场应用和持续改进，“巨大中华”在市场上基本站稳了脚跟。邮电部决心再对他们“扶上马，送一程”。不久，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到来了。

1997年7月底，第二次国产程控交换机用户协调会在北京再次举办。这一次，邮电部计划建设司司长王建宙把邮电部的政策意图说得更加清楚：为了支持民族交换产业发展，邮电部从1995年年底开始不再安排贷款进口程控交换机。并明确要求运营企业，在性能价格比相当的情况下，应优选国内厂家的产品。希望各省市区在本地网交换机的选型中至少要有一种国内自主研制开发的交换机，给民族交换产业更大的发展天地。

这次协调会共签订订货协议达1700万线，是首次协调会订货量的2倍多。

1998年，“巨大中华”等国内厂商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上取得关键性突破，相继推出 CSM 交换系统。不久，政策的扶持就及时跟进了。这年的11月3日，“国产移动通信系统设备用户协调会”在京举办。这是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举行的一次重要的扶持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的举措。

三次用户协调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正处在成长中的国内设备制造商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的整体突破和快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之后，中兴、华为、大唐等企业迈过了创业初期的门槛，实现了与运营业的同步起飞。

10年之后，华为成长为全球第6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兴排名第9，双双进入全球10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行列。

中国固定电话发展的经验总结

中国固定电话网真正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期是在1996年之后。

随着巨大中华的崛起并成为主要的设备供应商，中国固定电话扩张的成本显著下降，电话终于从少数人使用的高价产品变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

1991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是每百人拥有1.11电话，这个数字是1980年的两倍多。

从1993年开始，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每年增长的幅度都超过1部电话/百人。

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在2000年达到19.1部/百人，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在2000年后我国的电话用户数就超过一亿多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靠改革和开放。

掌握技术并成功实现设备的国产化，才能最终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无法依靠国外的设备供应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

1991年后，移动电话开始逐步普及。

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也开始追逐技术发展的潮流，而这些企业在固定电话程控交换机上的成功将是他们开发移动通信设备的重要支持。

在移动通信设备领域，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与国外领先企业差距的时间更小，我们开始追赶的时间更早。

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华为和中兴成功脱颖而出，并成为全球主要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曾经的王者朗讯、阿尔卡特、北电则销声匿迹。

参考资料：

1、《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

2、《改革、开发、创新：上海贝尔发展之路》。

3、吴基传，《世界电信业分析与思考》。

4、《中国邮电百科全书》

5、文章：熊秉群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信业发展历程。

6、文章：华为首台自主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的往事。

7、文章：邬江兴院士和04机团队20年持续自主创新探秘系列。

8、深圳特区报：刚到深圳工作就007，研发成功我国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